你認為演員本身的性傾向和所演繹角色之間有怎樣的關聯？相似的生命體驗和立場在詮釋角色時有多重要？
有人認為，反對異性戀演員出演同性戀角色是過度追求政治正確的做法，你認同嗎？
你是否認同應該淡化性傾向在影視作品中的位置，例如不再強調「同性愛情電影」，只作為「愛情電影」欣賞？
早前，講述一方罹患阿茲海默症的老年男同性戀伴侶故事的電影《永遠的我們》（Supernova, 2020）選角引發爭議，因兩位主演哥連·費夫（Colin Firth，又譯柯林·佛斯）和史丹利·特治（Stanley Tucci，又譯史丹利·圖奇）都不是同性戀者。
批評者認為，有許多同性戀演員和導演沒有機會在銀幕上演繹自己群體的故事，但觀眾和製作方卻選擇了異性戀演員，因為由同性戀者導演或出演的同性戀影視作品得不到足夠的關注。
費夫和特治在訪問中曾表示，觀影的同性戀人群對電影評價良好，導演哈利·麥昆（Harry Macqueen）更稱來自酷兒群體的支持是現象級的。然而，三人依然承認銀幕上的同性戀形象缺乏來自該群體內部的表達。
銀幕上的LGBTQ+
「我不認為我們應該為一個異性戀者講述酷兒故事，並獲得奧斯卡獎的世界買單，尤其是我們酷兒連試鏡這些角色的機會都沒有。」公開出櫃的男演員羅賓德哈蘇（Robin de Jesús）曾這樣說。他出演了同性戀題材的電影《男孩夜派對》（The Boys in the Band）。這部Netflix製作的電影在2020年上映，故事基於同名舞台劇改編，主演全部選用公開出櫃的男同性戀演員。
獲得包括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等70餘獎項的同性戀愛情電影《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正是異性戀者講述同性戀故事的作品，導演李安和兩位男主演都是異性戀者。
羅賓德哈蘇補充，作為同性戀者，他也想出演異性戀角色。他期望LGBTQ+群體可以在銀幕上出演自己群體故事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流動性，即不同性向的演員能夠實現機會平等。
2020年版《男孩夜派對》的導演喬·曼特洛（Joe Mantello）表示，全部採用已出櫃同性戀主演的做法改變了故事的敘事方法，演員之間的情誼和親密感減少了故事的殘酷性，他們之間自然的化學反應也改變了演繹方式。
講述女同性戀故事的經典法國電影《接近無限溫暖的藍》（La vie d'Adèle – Chapitres 1 & 2，又譯《阿黛爾的生活》）的導演是一位男性，導演和兩位女主演都憑藉本片贏得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因為導演的性別和電影中的性愛畫面，這部電影曾被批評展現的是男人的性幻想，而非講述女同性戀者的故事。
同性戀演員機會平等問題
羅賓德哈蘇提到的同性戀演員機會不平等問題，是演藝圈長年累月的問題。同樣出演了《男孩夜派對》的著名演員馬修·波莫（Matt Bomer）曾與DC電影《超人—強戰回歸》主角機會擦肩而過，正因為片方不喜歡他的同性戀身份。儘管當時的他並沒有公開出櫃，據作家傑姬·柯林斯（Jackie Collins）透露，波莫的經紀人告訴他，不喜歡波莫的知情人告訴了片方他的同性戀身份，片方得知後決定不選用他。
隨著LGBTQ+平權思想普及，影視圈內部開始反思過往的傳統。
以出演漫威角色黑寡婦為眾人熟知的施嘉莉·祖安遜（Scarlett Johansson）曾計劃投資並出演主角為跨性別男性的傳記電影《Rub & Tug》。這一計劃收到了眾多質疑，跨性別女演員傑米·克萊頓（Jamie Clayton）在推特直斥 「跨性別演員除了跨性別角色什麼都接不到，現實情況如此，我們根本得不到機會。你們敢讓跨性別演員出演非跨性別角色嗎？」
祖安遜最終選擇了道歉並退出該電影項目。
網友討論
有網友認為，異性戀班底製作的同性愛情電影可能會局限於異性戀視角，使描繪的同性戀群體淪為客體。有網友提出，「當一部同志電影的工作人員是異性戀為主的話，呈現出來的就會是符合異性戀想像的『同志電影』，同志們只是被代言、消費，而不是讓大眾更瞭解這個群體。」
另有人將同性戀演員的境遇與台灣原住民族群演員類比，認為「對於同志族群來說，他們的生命經驗有太多時間在扮演異性戀，會對演出機會憤憤不平是可以理解的」。她認為「一個群體的故事能不能被他者詮釋，是群體本身才能決定的事情。」
持相反意見者則認為，演員的生命體驗和出演角色並非必然掛鉤，因為演員的工作就是詮釋有不同經歷的角色。有網友說：「但演員就是必須『演出』不符自己生命經驗的角色才叫演出，因此應該努力的方向並非爭執誰該演誰，而是『提昇整個產業的友善程度』。」而有網友則舉出了張國榮的例子，認為張國榮成功演繹了同性戀角色被評價為本色出演是不公平的，因為這種評價否認了他本身的演技和努力。不少網友認為，應該淡化性傾向在角色和演員身上的標籤。
你是否讚同應該多讓LGBTQ+人士在銀幕上出演自己群體的角色？
文：端傳媒實習記者王瑜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