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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網絡欺凌對策:加入中小學教育、公開欺凌者信息,有效遏止事件發生嗎?

「取消文化」容易成為網民集體表態的途徑,你如何看待當中代表「正義」的危險性?


2018年3月29日日本東京,一名員工在東京的觀景塔上使用筆記本電腦。 攝:Carl Court/Getty Images
2018年3月29日日本東京,一名員工在東京的觀景塔上使用筆記本電腦。 攝:Carl Court/Getty Images

互聯網既是民眾自由發表言論的陣地,也是鍵盤俠濫施網絡欺凌的掩體,日本的新舉措是否有效管治網絡欺凌事件?

不同國家打擊網絡欺凌的措施有哪些,你認為何種措施最能有效打擊網絡欺凌?

「取消文化」容易成為網民集體表態的途徑,你如何看待當中代表「正義」的危險性?

今年5月,年僅22歲的日本女子職業摔跤選手木村花疑因遭受網絡欺凌而自殺身亡。她在去世前幾小時曾在推特發文稱,每日都收到約100則攻擊留言,覺得備受傷害。木村花的離世在日本社會引來極大迴響,觸發社會再次關注向來嚴重的網絡欺凌問題。此外,2019冠狀病毒疫情流行也加劇了網絡歧視及欺凌,日本各地接連出現多起針對患者、家屬和醫療相關人士的惡意誹謗及中傷。

日本總務相高市早苗在5月的記者會上表示 ,為打擊網絡欺凌和保護受害人,政府正計劃修例,令受害人可以通過合理的手續找出發出欺凌者的身份。近日,日本總務省匯總了關於網上誹謗中傷的對策。措施首次明確規定,網絡平台有義務在必要時提供網絡欺凌者的手機號碼等個人信息。

另外,政府敦促平台經營者採取應對網絡欺凌的對策,例如根據用戶的舉報删帖、防止特定個人突然遭到大量攻擊的評論;平台也需要定期向日本政府彙報相關言論及帳號的監管情况,其監管效果也要接受評定。

日本聯動社會各方,共同治理網絡欺凌

網絡欺凌問題一直都備受日本社會關注。根據日本的《網絡服務供應商責任限製法》,網絡欺凌受害者可以要求網絡運營商公開欺凌者的姓名、住址、IP地址等個人信息,以便訴訟賠償或追究刑事責任。

然而,這並非是一個針對運營商的強制性要求,運營商通常會以「侵犯權利」等理由,拒絕大部分申請。受害人也可以通過法院審理等方式要求網絡服務商公開信息,但整個過程較為繁瑣耗時。

互聯網的匿名性本已導致網絡欺凌的牽涉面廣,效度有限的法律也加大了鎖定欺凌者的難度。故呼籲民眾「自肅」和「自衛」等道德手段,一度成為日本防範網絡欺凌的主要措施——「自肅」,即在互聯網上發言或傳播他人言論時,多考慮對社會和他人造成的影響;「自衛」即加強對網絡風險的認識,注意儘量不透露個人信息、隱私設置、賬戶密碼等。隨着網絡欺凌者信息公開合法化,日本法律學者認為,受害者維權的時間和金錢成本都將大大降低。

除了加強網絡運營方的要求,日本近日公布的對策亦有聯動社會各方,共同遏制網絡欺凌:日本各地方政府將增設線上線下的諮詢窗口,方便受害者隨時尋求援助;政府將在網上刊載發生的網絡欺凌事件以及防止對策的事例集;由互聯網企業組成的「安全英特網協會」也於6月開設了受害人可以委托删帖的窗口;遏制網絡欺凌的內容將加入到日本中小學生的教育當中等等。

各國針對網絡欺凌的治理舉措

互聯網對藝人來説是一個發布音樂影片、最新動向、品牌代言活動的宣傳渠道,但同時也會令明星藝人容易成為網絡惡言攻擊的對象。例如韓國女團 f(x) 前成員崔雪莉、KARA前成員具荷拉、少女時代隊長泰妍都曾表示因網絡惡評而患上抑鬱症。

不僅是藝人,普通網民也容易成為網絡語言欺凌的對象,許多網民在匿名掩護下會辱駡或威脅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此外,網絡欺凌也有會導致暴力行動的發酵,例如首爾3名不滿18歲的青少年在網上與網友對駡,後來把該網友約到公園後用刀將其刺死。

面對網絡欺凌的治理問題,平台自我監管成為治理的主要措施之一。2019年4月,英國政府發布《在綫危害》白皮書,提議立法強化社交媒體等網絡平台自我監管,以保護用戶免受如虐童影像、網絡欺凌、極端思想和恐襲言論等有害內容的影響。德國也有類似約束社交網絡平台的措施。根據2018年1月頒布的《網絡執行法》,社交網絡平台必須面向用戶推出分類詳細的在綫舉報表單,爭議言論內容必須在舉報後7日內做出處理。不過,也有聲音認為,僅僅靠舉報和删帖幷不能有效减少網絡欺凌。

將網絡欺凌納入法律規管被認為是制止此類行為的最佳武器。例如,根據韓國《刑法》規定,在網上用欺凌惡意恐嚇或毀損個人名譽,可以判處7年徒刑。另外,俄羅斯的《網絡黑名單法》有針對網絡欺凌者的個人處罰規定,該法也表明會關閉傳播非法信息的平台,如色情和極端主義等內容的網站或信息平台;然而俄國國內及西方有聲音指責這一法律會「壓制網絡自由」。

取消文化與網絡欺凌間的灰色地帶

「取消文化」指的是網民針對知名人物或企業的網絡,抵制行為。被「取消」的對象往往是發生了或被人挖出曾經做過引人反感或不能接受的言行,從而被各種輿論抵制。被取消者的商業代言、企業贊助,甚至其網絡影響力因「全被取消」,被認為能夠令到被抵制的人物受到應有的懲罰。例如身陷性侵醜聞的美國好萊塢名演員凱文·斯派西(Kevin Spacey )名望瞬間跌落穀底,所有演出機會一夕之間消失,Netflix也撤下熱播的《紙牌屋》劇集等。

然而,「取消文化」的實際操作則曾被指責為接近網絡欺凌。當中,因被質疑不尊重跨性別人士而遭各方抵制的英國作家JK·羅林,聯同149位名人就關於反思「取消文化」發出聯名信。信件指,「公開羞辱、集體排斥、盲目的道德觀」令信息與表達自由的空間日漸收窄,無助於社會的公平正義和理性辯論。奧巴馬也表示,「取消文化」錯誤地賦予人們評斷他人的權力,讓人們忘記了做錯一件事的人,並非十惡不赦。

網民憑藉「網絡欺凌」成為網絡道德的「審判官」,你又如何看待有正義理由的「取消文化」?

文:端傳媒實習記者梁伊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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