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如何看待WHO在此次疫情中的反應？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全球衛生預防框架？「全球安全網絡」是否只是遙遠的理想？
2月22日，中國世衛組織聯合專家考察組進入武漢考察疫情。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幹事譚德塞此前對《財新》透露，「專家小組」的成員包括12名國際專家或世衛組織專家，由來自美國、日本、 韓國、新加坡、德國、俄羅斯等來自流行病學、病毒學、臨床管理、疫情控制和公共衛生領域等專家組成。
此前WHO派遣的由三名專家組成的「先遣隊」已於2月10日抵達北京。先遣隊成員包括世衛組織助理總幹事、加拿大公共衛生應急專家艾沃德（Bruce Aylward）博士，及世衛組織新型傳染病和動物傳染病代理負責人科霍夫（Maria D. Van Kerkhove）博士。經協商安排後，決定在專家小組成員17日均抵京後，對北京、廣東、四川開展現場考察。
協商之初，世衛組織成員並未將中國此次疫情重災區的湖北和武漢納入行程。耶魯大學全球健康政策與經濟學助理教授、美國中國衛生政策與管理學會會長陳希認為，主要原因應該是湖北當前處在防控疫情的關鍵期，接待能力有限。但在專家小組確定前往武漢之前，引發不少質疑。彭博社評論專欄作家敏特表示，「中國不願讓專家小組進入疫情發源地，此舉不僅否專家防疫能力，還對中國提供資訊信任度造成損害，簡言之：中國在隱瞞什麼？很不幸地，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大流行時，全球就已遇過相同問題」。
而這僅是WHO與中國在此次疫情中的爭議點之一。
WHO「樂觀」而遲緩的行動
1月23日上午，湖北武漢、黃岡和鄂州封城，覆蓋了大約2,000萬人口。此時正值世衛組織召開緊急會議（Emergency Committee），商議是否應判斷此次新冠肺炎構成「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簡稱 PHEIC）。1月22日討論後，世衛組織成員宣布「明日再做決定」，最終於1月23日宣布，新型冠狀病毒並未達到PHEIC的標準。同時，在1月23-25日的報告中，世衛組織表示新型冠狀病毒的全球風險等級為「中」。
然而數天後的1月27日，世衛組織發布報告，坦承新型冠狀病毒的全球風險應為「高」，在中國的風險「非常高，在區域層級上高，在全球層級上也高」，並稱在23日到25日報告中出現的錯誤，是「措辭有誤」。
瑞士公共衛生學院（Swis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聯合主任法拉歐（Antoine Flahault）對風險等級的錯誤評估表示，「這是個錯誤，絕對是個很大的差錯…我真的覺得這是個大錯，現在已經更正了。」
此後在1月30日，隨著在中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確診病例增加，世衛組織終於將新冠肺炎疫情列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譚德塞在發佈時強調，「這一宣佈不是對中國的不信任，而是擔心疫情在衛生條件不佳的國家擴散」，並對中國政府應對疫情的努力和及時反應表示讚賞，同時批評禁止班機飛往中國及限制中國人入境的國家是「不必要地干涉國際旅行和貿易」。
PHEIC是世衛組織認定一個傳染病或其他公衛事件「可能對其他國家帶來危害、且需要跨國行動應付」的標籤。宣布PHEIC意味着世衛組織判定該事件會通過疾病的國際傳播對其他國家構成公共衛生風險，而國際社會也有需採取協調一致的應對措施。
「親中」爭論
美國《華盛頓郵報》2月9日重砲抨擊世衛在應對疫情上失責，指出世衛創造的「錯誤的安全感」，恐是疫情在一個月內迅速惡化成全球性危機主因。
同時，世衛組織在22日宣布推遲決定也引發大量質疑，焦點之一便是是否受到中國方面的壓力。香港教育大學關注健康政策改革的和經緯教授表示，「依照原則，公共衞生事件不應當帶來標籤化和污名化的後果，但當世衞宣布一個全球衞生緊急事件時，本質上，它改變的是全世界對你的預期。」和經緯認為，中國會希望創造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世衞的反應，也會影響到對內的輿情。
英國衛報認為世衛組織的行為是「卻步」。自1月23日，國際請願網站上有逾39萬人聯署，質疑WHO的「政治中立」，促總幹事譚德塞為低估疫情辭職。
但與之相對的是，英國的權威醫學雜誌刺胳針（The Lancet）的主編 Richard Horton 則在推特上表示這樣的說法有失公允，認為世衛組織有說明自己是為了做決定之前收集更充分的證據。
譚德塞同樣也否認了中方施壓的說法。他說，中國從未乾涉此事，當WHO表示將專注於科學事實時，中方沒有任何異議，而即使中國施壓，也不會改變什麼。他表示不宣布PHEIC是因為當時中國以外的病例數量很少，在中國境外不存在人傳人的證據，對病毒的嚴重性和傳播性也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華爾街日報》對此評論，「在與流行病做鬥爭的幾十年中，WHO很少需要與中國這種政治和經濟大國打交道。WHO希望將中國的影響力和資金吸引過來，用於支持全球衛生事業，因此承擔不起疏遠中國領導層的代價。在防範一場全面疫情的過程中，WHO需要北京方面的合作，而且這可能不是最後一次。」
2018年世衛組織的財報顯示，中國在世衛的會費額度為3967萬美金，排在美國和日本之後；但是世衞主要的預算來源是各個國家和國際機構的自願捐款，中國在2018年作出的自願捐款僅632萬美金，僅僅佔會員國自願捐款總額的0.5%。
而對於中方應對疫情的反應是否值得稱讚，許多網友及媒體與譚德塞意見相左。《紐約時報》的研究員巴克利（Chris Buckley）與北京分社社長邁爾斯（Steven Lee Myers）聯合撰文稱，中國官員在關鍵時刻選擇「避免引起公眾恐慌和政治尷尬」，實行淡化危機，使醫護等人噤聲，令武漢1100萬居民疏於自我防護。
WHO前西太平洋地區主任尾身茂表示，中國初期行動滯後，致使武漢肺炎疫情蔓延。他認為，WHO上周曾一度暫緩宣布將疫情列為PHEIC，由於當時信息極少、人傳人的感染以湖北省武漢市為主，因此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其後向海外的傳染擴大，報告數激增，WHO應比1月31日更早一點發布宣言。
WHO的定位及「全球安全網絡」
和經緯教授對端傳媒表示：「相比世行等國際機構，世衞的位置沒有那麼重，規模也比較小，但是一旦遇到衞生事件，它的影響力就會變得很大，牽一髮而動全身。它貌似只是一個衞生領域的組織，但是背後都是大國角力，裏面是各個國家要施展的軟實力的關鍵窗口。」
早在2005年《國際衛生條例》修訂時，便產生了「全球安全網絡」（Global Safety Net）的概念。「全球安全網絡」希望在疫情所在國超過承受能力的時候，人類社會能夠提供全球協作。但據「全球防範工作監測委員會」2019年的報告總結，「在大流行病方面，我們任由恐慌和忽視循環往復：當存在嚴重威脅時，我們加大努力，當威脅減弱時，我們很快將其拋諸腦後。」
文：端傳媒實習記者王筠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