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在敘利亞的庫德族人卡瓦，是第一批在2016年初沿著巴爾幹路線逃來德國的難民之一。2014年12月，22歲的他還是一家電視台的攝影記者，某天與同事前往採訪地點的路上，突遭「伊斯蘭國」（ISIS）綁架，被困長達九個月，每天遭毒打凌虐，不見天日。他輾轉待過六座不同監獄，期間目睹許多囚友死在牢中，最後靠著人質交換才幸運獲釋，一出獄便與媽媽走上逃難之路。
「自從我逃來德國，每天都追蹤在敘利亞發生的事。我會說阿拉伯語的各種方言，超過12個鄰近敘利亞的國家，伊拉克、卡達、沙烏地阿拉伯、約旦、黎巴嫩、埃及、利比亞、巴勒斯坦，這些國家的媒體我通通都有追蹤，我很明白中東地區的政治宣傳手段，（知道）哪些國家支持喬拉尼跟現在掌權的那群幫派。」
卡瓦口中的喬拉尼（Abu Mohammed al-Jolani），是率領伊斯蘭武裝組織「沙姆解放組織」（Hayat Tahrir al-Sham， HTS）推翻阿薩德的反抗軍領袖。2024年12月8日，HTS發動閃電攻勢，攻進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嚇得敘利亞時任總統巴夏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連忙逃往莫斯科。
一場全世界都沒有預料到的意外垮台，迄今已屆滿兩個月。
喬拉尼是一個對外使用的化名，其本名是艾哈邁德・夏拉（Ahmed al-Sharaa）。夏拉2012年成立「沙姆解放組織」的前身「努斯拉陣線」（al-Nusra Front），一度成為蓋達組織在敘國的分支。「沙姆解放組織」在2016年宣布脫離蓋達，但至今仍被聯合國與英美等多國政府列為恐怖組織，而夏拉的頭顱，曾被美國懸賞高達一千萬美元。
阿薩德垮台不久，2024年12月20日，美國外交代表團隊親赴敘利亞，與夏拉等人會面。之後，美國撤除了那項懸賞。不過，就在居德敘利亞難民為獨裁政權的倒台歡呼雀躍的時候，他們的難民身分開始面臨徹底的變數。
倒台
「我覺得太非現實了，從沒想過有生之年能目睹這件事發生，太瘋狂了，我到現在還無法相信這是真的，每天起床都要再確認一次：阿薩德真的垮台了！」阿拉薩掩不住笑意。
30歲的伊南娜・阿拉薩（Inanna Alassar）是一位跨性別饒舌歌手，得知消息的當下，他們（they）衝上柏林街頭狂歡，與其他人不停喊著「واحد واحد واحد الشعب السوري واحد」，意思是「One, One, One, the Syrians are one」。
2011年「阿拉伯之春」沸沸揚揚之際，敘利亞曾掀起一波試圖推翻阿薩德的革命，當時劇作家穆罕默德・阿塔（Mohammad Al Attar）與許多敘利亞人民走上街頭，大型的示威活動遍地開花，但革命最後遭阿薩德血腥鎮壓。
很多敘利亞人像阿塔一樣，從那時開始逃竄。2012年1月，鄰居洩密給阿塔的父親，說情報單位正守株待兔，等他返家就要逮捕。得知消息的阿塔即刻逃往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從此再沒回過家鄉見到家人，至今已經十數年。
人們上街呼喊獲得自由的喜悅。但對人權倡議團體「敘利亞行動」（The Syria Campaign）執行董事瑞桑・瑞西迪（Razan Rashidi）來說，這場倒台不只是「沙姆解放組織」的功勞。
17年前她投入反獨裁政府運動，加入「敘利亞行動」後，協助民防團體「白盔」（White Helmets）募款和倡議。由平民志願者組成的「白盔」，在敘利亞內戰期間，拯救過數萬名受困於遭轟炸建物瓦礫堆底下的人民，被敘國民間視為英雄。瑞西迪協助他們幫助流離失所的人，也尋找阿薩德政權迫害下、不知下落的失蹤者。
為躲避情報機關，瑞西迪改用化名萊拉・琪琪（Leila Kiki），「我不能向我父親、最好的朋友們洩露這件事，我怕會牽連到他們。」
阿拉薩了解這樣的恐懼，儘管在自由柏林住了9年，阿拉薩對獨裁政權的恐懼仍深植心中。過去在大馬士革，每個人都畏懼阿薩德政權，深怕對錯誤的人說了錯誤的話，若遭人舉報，半夜就會被抓走。「如今我還是很害怕晚上門鈴響了、手機響了，或是有不認識的號碼打來，都會讓我很焦慮。」
「我在獨裁政權裏出生、長大，這個事實造就了現在的我。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性多疑，疑神疑鬼是我們個性本質的一部分。」
直到阿薩德被推翻，幫助白盔的瑞西迪才終於敢以真名示人。「每個家族成員都跟我說：『我們以妳為傲，因為妳一直在幫他們。』」
今年1月底，過渡政府任命喬拉尼為臨時總統。這項暫時性任務沒有具體時間表。這讓卡瓦感到害怕，事實上，他對新政權的恐懼遠大於阿薩德家族的獨裁統治。對他來說，「沙姆解放組織」是手段殘暴的極端遜尼派穆斯林組織，不容許敘利亞存在其他宗教信仰，他們視庫德族為無神論者、異教徒，因為庫德族更加世俗（secular），例如庫德族的女性也能上戰場，而這嚴重違反極端伊斯蘭的戒律。
「當敘利亞人都上街歡呼阿薩德政權倒了，身為庫德族人，我跟許多的庫德人一樣，害怕極了。」
外界曾批評，努斯拉陣線自創立以來不斷攻擊非穆斯林遜尼派的少數民族，多次與敘國北部庫德族自治區民兵團體「人民保護部隊」（YPG）發生猛烈衝突，造成大量庫德族平民傷亡。例如，2013年8月努斯拉陣線猛烈襲擊庫德族城鎮，多達450名庫德人喪生，其中多數是婦孺。
「我們知道他們曾經做過什麼，他們從來沒有對屠殺我們道歉過。」卡瓦憤怒地說。
失蹤、重建
阿塔則說，阿薩德垮台那一天起，「每天的心情都像在坐雲霄飛車。」
在貝魯特時，阿塔持續暗中支援反抗阿薩德的行動，最後遭黎巴嫩當局驅逐出境。所幸德國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Heinrich Böll Stiftung）出手協助，給予他六個月的創意寫作駐村補助，由駐貝魯特德國大使館核發暫時旅行文件，他得以在2016年來到柏林。
他幾天數夜不能眠，不斷地與敘利亞各地的親朋好友通話、閱讀大量新聞。過去被禁止的敘利亞空拍影像現在也能一一曝光，他目睹家鄉大馬士革四處斷垣殘壁，感到心如刀割。
一直以來，他最大的夢想就是「看見敘利亞脫離這個朝代。」如今夢想終於成真，他的心情卻混亂複雜。他的許多共同奮鬥的革命戰友，遭阿薩德政府逮捕後，多年來下落不明。他原本懷著一絲希望，這些失蹤、遭到拘留的人，可能只是被關在某座監牢。
但隨著多處大型亂葬崗、屠殺地點曝光，「我們得知愈來愈多的朋友、摯愛的人、戰友已經不會再回來了。」
目前敘利亞當局無法提供確切的失蹤人數，但根據敘利亞人權組織（Syrian Network for Human Rights）截至去年八月的統計，自2011年敘利亞起義以來，約15萬7千人遭拘留，受害者包括異議人士、反政府革命份子與一般平民。由敘利亞失蹤者親屬組成的「為家庭爭自由」（Family for Freedom）團體，多年來在德國等歐洲多國不斷奔走，舉行示威活動，盼引起國際對在敘利亞內戰中遭強迫失蹤的人的關注。
「他們渴望能得知任何有關訊息，甚至是親人死亡的消息。死亡雖然讓人痛苦，但也為這種煎熬提供了必要的結束。」阿塔說，「我們雖然失去了這些人還活著的一絲存望，但仍需要知道他們的屍體在哪。這是我們未來必須去奮鬥的。」
多年惡戰結束後，重建敘利亞是眼下最顯眼的下一步。瑞西迪坦言，重建工作可能得花上數年。她強調，全面性的轉型正義非常重要，因為這正是人們重建生活、建構和平（peace building）與國家的基石。而住在德國、體會過德國對戰爭的愧疚，更讓她明白：如何對待過往、接受自身的過錯，非常重要。
「歷史告訴我們，如果戰爭過後，塑造這個國家新的未來的過程裡，不納入受害者與倖存者，便不會有實現和平的一天。」
目前，「白盔」成員正盡全力保護國內大型墓地與相關證明文件，「我們不斷呼籲要保護這些相關文件，因為這是追究責任的重要證據，」她說。
阿塔也同意這樣的看法。他指出，敘利亞歷經13年的血腥戰爭、54年的殘暴政權，暴行與社會創傷的規模非常巨大。要說敘利亞人能在數週、甚至數年內達到完全的和諧，都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他舉例，阿根廷與智利皆於70年代經歷多年的軍事獨裁政權，如今半世紀過去了，人們仍持續追尋失蹤親人的下落。敘利亞的傷口更需要花許多時間才能癒合。
他認為，重建敘利亞首先得建立人民的安全感，「缺乏安全感就無法朝任何方向前進。」多年內戰讓國內滿目瘡痍，衛生、教育等基礎體系都得花時間重建，但他相信，若人民看見國家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由於這與每個人的日常息息相關，復原與和解之路將更加順利。而現階段比達到社會和諧更重要的是，如何學會共存，尊重彼此的差異，以文明、民主的方式處理分歧。「我們可以學習如何在一個主權國家的保護傘之下，尊重彼此的分歧。」
很多人問他：「難道你不害怕敘利亞再度落入獨裁政權嗎？」他在採訪中略顯激動起來，怒斥這樣的質疑是對反抗獨裁政權者的侮辱。
「我從阿薩德的手裏倖存，活過了最糟的夢魘，」阿塔說。「我必須相信這些已經活過了漫長夢魘的人們擁有韌性，相信他們了解現況。」他相信橫跨數個世代對抗阿薩德的經歷，每一個敘利亞人，包括親政權的人，都知道人民能夠帶來改變，即使未來再出現獨裁政權，這個經歷會轉化為實質的力量。
所謂「尊重分歧」，其中的歧異之一，當然也包括敏感的宗教問題。卡瓦夢想著未來的敘利亞政權能與宗教脫鉤，如同敘國東北邊的庫德族自治區長期以來的政教分離。
喬拉尼曾公開宣示：「我們都是敘利亞人。沒有庫德人、沒有土庫曼人、沒有高加索人、沒有亞美尼亞人、沒有亞述人。我們一定得是同種顏色。」卡瓦駁斥這項說法：「在他的眼中，我們都是敘利亞人，但我不是，我是庫德人，他不能強迫我當敘利亞人。」
卡瓦強調，這個國家會陷入多年內戰的原因，就是因為敘利亞並非只有一種顏色。「這是一個多采多姿的社會，你得承認這個事實。」
可能被驅逐的人
去年12月8日，正當許多居住在德國的敘利亞難民走上街頭、大聲歡呼「我們自由了！」之際，不到24小時，德國即宣布立即暫停審理敘國難民庇護申請與家庭團聚案件。多個歐洲國家紛紛跟進，難民們更面臨應立即被遣返回國的抨擊。
外界推測，德國政府罕見明快決策，與提前到來、於2月23日舉行的大選有關。
阿薩德政權垮台前一個月，德國政壇動盪，總理蕭茲（Olaf Scholz）開除隸屬自民黨的財政部長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原本三黨鼎立的內閣只剩社民黨與綠黨，無法形成國會多數，形同垮台。隨著蕭茲未通過國會信任投票、總統史坦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解散國會，迎來提前7個月的大選。
難民政策成為左右基民盟、社民黨兩大黨大選結果的關鍵字，難民去留儼然成了目前德國政局中的其中一個政治籌碼，儘管不論哪一黨都沒有具體明確的計畫。大選結果卻說明一些問題：基民盟如民調預測獲得勝利，得票率28.5%，極右翼政黨另類選擇黨（AfD）則搖身一變成為德國第二大黨，得票率比上屆增加一倍，高達20.8%；社民黨則落到僅有16.4%。
就在大選前一個月，基民盟總理候選人梅爾茨（Friedrich Merz）破天荒向聯邦議會提出移民緊縮「五點計畫」決議案，要求實施德國永久邊境管制，連難民庇護申請者都不再允許入境。尤有甚者，梅爾茨竟打破德國主要政黨長期奉行「不與極右翼合作」原則，該提案在AfD政黨也投下同意票的情況下達成多數通過，引發前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強烈抨擊。
儘管梅爾茨否認與極右翼政黨合作，但已觸動許多德國民眾心中的警鈴，並引燃怒火，接連兩個週末，在柏林、慕尼黑，各有超過16萬、25萬人上街抗議遊行。
10年前（2015年），梅克爾敞開雙臂，不顧國內反對聲音，接收逾百萬名中東難民，是歐洲國家之最。但就在上屆大選中，執政長達16年的她宣布不再參選，她所屬的基民盟也以些微之差敗給社民黨。難民政策被認為是該黨敗選的主因之一。
10年後，隨著難民負面新聞增多、反移民的AfD刻意炒作，德國社會從起初歡迎移民的熱烈氛圍，到明顯因難民議題產生分歧。二者間正形成一條不斷擴大的鴻溝，如今似乎已成一條回不去的分叉路。
德國目前尚未公布，針對國內97萬名敘利亞人，任何有關遣返的具體措施，然而，對許多長年生活在海外的敘人而言，人生已經來到一個重要的轉折關頭。
德國社會亦不乏將全數敘利亞人遣送回國的聲音。但不可否認的是，許多人已在當地就業多年，是德國重要的勞動力。
根據德國聯邦就業局（Bundesanhalt für Arbeit）最新統計，截至2024年9月，共有28萬7千名敘利亞公民在德國工作。其中多達5萬4千人從事德國極度缺工的職業，例如公車或電車司機、護理人員、卡車司機與牙科助理等。
不僅如此，根據德國聯邦醫師協會（Bundesärztekammer）最新統計，至2023年底，全德有5千7百58名敘利亞醫師，其中逾5千名在德國醫院任職，是最大的外籍醫師群體。《明鏡週刊》在阿薩德逃亡隔天便撰文警告，若大量敘國醫生返國重建家園，無疑將對德國醫療體系造成明顯影響，尤其小城市首當其衝。
許多當年難民潮逃難來德的難民，早已在德國建立新的人生。在柏林住了七年半的英文教師山姆・阿拉伯德（Sam Alabiad），家鄉在敘利亞的荷姆斯（Homs），內戰發生時，他剛拿到語言學博士，從住了7年的英國回國，再匆匆逃往土耳其待了1年3個月後，終於申請到柏林的研究學者工作，持工作簽合法來到德國。
他明白表態，自己不打算搬回敘利亞，如果回去，也只是想要探望家人：「人生從頭開始很困難，已經在這裡浪費了7年的歲月，回去得從零開始，這不是件簡單的事。」
他細數，過去經歷多次跨國搬家，每次都得重新找工作、找房子。儘管他也想念多年未見的年邁父母，但他得確定敘利亞的政局穩定，「不再紛擾、再也沒有戰爭，我才有可能會回去。」
許多人和阿拉伯德一樣，母國政治情勢一刻不穩，他們就仍持觀望態度。
想要回鄉的人
就在採訪前兩天，瑞西迪才剛從大馬士革回到柏林。搬來柏林的前幾年，她憑著工作簽證，還能自由進出兩國，但隨著內戰情勢吃緊，自2019年起她沒再回過家鄉，這段期間，她最親愛的父親也不幸過世。
此趟她特意帶著剛滿一歲的兒子與伴侶一同回鄉，探望久未謀面的家人們，也帶兒子首度踏上敘利亞的國土。
瑞西迪老家距俄國大使館僅一分鐘，該區因親政權而未受炸彈轟炸，但整座城市的其他區域已經受到大規模破壞。距離她家十分鐘車程的區域，整片被夷為平地，徒留廢墟，讓她受到極大震撼。
「我想回去敘利亞，在那裏繼續我的工作、協助重建我的國家，」她坦言。
相較目前多數敘國難民囿於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規定，具有難民身份不得返回母國，即使想回敘利亞協助重建也力不從心，她因為當時受聘於國際組織，至今仍持工作簽證，不是難民身份，而擁有更多移動自由。
阿拉薩與阿塔雖然也想回鄉看看，但都礙於難民身份無法動身，只能在遠方緊盯著家鄉的動態。
對阿拉薩來說，更大的問題在於，跨性別者的身份成了回鄉的最大阻礙。原本長相甜美的阿拉薩，一年前開始使用睪固酮膠，如今下巴長滿鬍渣、聲音變得低沈。阿拉薩很愛自己現在的樣子，但他們（they）也明白，跨性別者在他們的家鄉並不安全。
據阿塔觀察，身邊長年參與政治的朋友們，包括他自己，都認爲目前「是時候了」，雖然現況還不穩定，但對許多人而言，最大的威脅——阿薩德與他的軍隊人馬——已經不存在了。
「這正是我們想親眼目睹的那一刻。」他解釋，從情感面來說，多數投入反抗阿薩德運動的人，「活著就是為了能親眼看見這個時刻，」沒人只甘於遠遠看這一切發生。過去，民眾只是敘利亞的物品，任由獨裁者擺佈，但今後他們有機會成為公民，人民的權利將獲得憲法保障。阿塔不想錯過這一切，不想只當個觀眾。
然而他感到挫折，他在柏林的同鄉朋友們有些已經歸化德國籍，拿著德國護照回鄉。但他才正要申請，可能還要等上一、兩年的審核時間。
採訪時，不到一週就是德國大選。前總理蕭茲剛與敘利亞過渡總統夏拉通過電話，表態將協助敘國重建，成為一個對國內各民族、宗教族群都自由、安全的國家。大選過後，不論哪一黨成為多數黨，境內近百萬名的敘利亞難民就是新政府要面對的一大難題。
瑞西迪認為，德敘兩國應建立合作計畫，讓醫師、建築師、工程師這些技術人才得以回國，重建敘利亞的未來。但她強調，「去或留應該是個人的決定。」日前她已向德國國會報告，建議開放敘國難民回鄉探親，尤其因流亡期間過世，無法親自送他們最後一程的親人。
阿塔持相同意見，他直言，許多歐洲國家都希望能擺脫難民，開放探親對雙方都有好處。能讓敘利亞難民更清楚該如何重建家園，甚至會更鼓舞某些人就此返鄉定居。
但回鄉「不是一張單程票，」他強調。如果德國政府威脅要遣送難民回國，他們會更害怕離開，擔心一旦走了，就再也回不來。不論去留與否，對多數尚未取得德國籍的敘國難民而言，在德政府尚未頒布近一步遣返規定之前，都無法返回母國。
儘管如此，散居世界各地的敘利亞人，在獨裁政權垮台後，已紛紛動員海外力量，例如阿塔與其他導演、記者朋友們多次寄送器材、物資、金錢回鄉，難民身份看似毫無選擇，卻沒有侷限他們想貢獻家鄉的心。瑞西迪代表了一種共同的心聲：「因為阿薩德政權，我被迫流亡在外，但身在何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心在哪。」
「我時時刻刻都與敘利亞在一起，從未離開。」她說。
（註：卡瓦為化名，受訪時他多次叮嚀，不可洩露他的本名與居住城市，也不能拍攝照片。他深怕在德國也有夏拉的同夥，擔心批評夏拉的下場只有死路一條。）
讀者評論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