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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三十年 | 走進他們的記憶隧道

1989年,他們懷抱希望,與廣場連結。30年一眨眼,物是人非。他們有的身體抱恙,有的永別人世,有的背著記憶匍匐前進,也有人日漸淡忘,開始懷疑堅守的意義。

端傳媒走訪世界多地,尋訪9名親歷者,重拾微小且重要的歷史碎片。個人的記憶或許並不全面,卻以無可取代的方式代表著六月四日的廣場。在一切變得模糊之前,我們以聲音、影像,留住一片記憶的虛擬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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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後悔我那句話,可能是我說不會開槍。他也許認為真的不會開槍了。唉。」

張先玲

82歲,6月4日凌晨,她在家裡,
不知道兒子王楠已經溜去天安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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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王楠的死亡證明,你看看,這裡有一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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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醫院蓋章的死亡報告單,王楠死於1989年6月3日,診斷為「槍傷在外死亡」。北京公安局發出的屍體火化證明,王楠「屍體業經我局檢驗,經查證系在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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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見到兒子的最後一面。6月14號,接到電話說他可能在護國寺中醫院,我去了,但陪我去的學生不讓我看遺體,怕我難過。

醫生告訴我,這屍體頭部有繃帶,最初被埋在天安門廣場前方第28中學的草坪,但開始有味道了,又被挖出來,估計王楠當時在軍訓身穿軍服,被誤以為是軍人,才送到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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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楠那時才19歲,是高中生,喜歡照相。有一次他跟我講,媽媽你多給我零用錢,我說你幹嘛,他說要買膠巻,到天安門去照相。剛開始他告訴我,他們講的,我不太懂,後來隔了一段時間,他跟我說,媽媽,我現在懂他們講的是什麼了,他們是對的,我們應該要多支持這個運動。

王楠還說,他們是希望社會往好的方向轉化,希望我們的國家真正的好起來,不要誤解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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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也千叮萬囑他不要出去。他答應了,還說:「媽,您放心,我不出去。您別忘了明天出太陽的話,替我把洗的衣服掛到陽臺上去!」想不到這就是我們最後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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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當時住在我們對面的一座樓。3號晚上10點多,我看到他房間還亮著燈,想他肯定在家,但第二天清晨6點,我看到他房間燈還是亮的,他肯定出去了。

我趕緊過去,看到他留了一張紙條給我「我去找同學,六月三號晚上。」他的床也是沒睡過的樣子。我給學校打電話,問他有沒有到學校去,我找他的同學,問有沒有見過他,同學都說沒見到。我一直很希望他還活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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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頭髮自六四以後開始白了,不能睡覺也不能吃飯,人就快死了。我本來是航天部的高級工程師,也沒有去工作了。孩子都被你們打死了,我還去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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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楠被戒嚴部隊開槍擊中左上額,子彈從左上額射入,從左耳後穿出,頭盔後面留有彈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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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半年時間,我就慢慢恢復,應該是說比較理智吧。我就下定決心,要把這個事情搞清楚。為什麼王楠頭上包了繃帶、但不在醫院?為什麼屍體被埋起來了?但是什麼線索都沒有。

我只好逢人就說,就像祥林嫂一樣。坐公車也好,買東西也好,任何場合任何地點,就是除了我以外,只要有兩、三個人,我就說這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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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真相期間,知道很多人遇難,認識了另一個母親丁子霖。政府一直沒有公佈死難者名單,還說是我們家屬覺得不好看不讓他講。我就跟丁子霖一齊商量去尋訪,想要揭穿這個謊言。

丁是老師,認識很多學生,我也不停去問,去核對,也會有人上門提供線索,但即使知道一個難屬住在哪裏,去尋訪的時候也要很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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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慢慢找到更多人,在1995年還開始發公開信,要求政府交代真相,當時簽名的只有27人,後來高峰期有190多人,就成了「天安門母親」這個群體,其實裏頭不僅有母親,也有父親,有遇難者的兄弟姊妹和孩子,還有因六四而致殘的人。

這些年來,我們主要的工作就是整理一份死難者名單,那上頭已有202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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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難屬說,把孩子的骨灰撒了在北海公園的湖裡,以後家人每次去公園,便是去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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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孩子也是不自由的,這些年,我們被看得越來越緊。兩會、清明、六四,電梯口和樓下都有人,買菜還跟著幫我拉東西,也會監視我們一切通訊工具。今年兩會,境外好像也打不進來了。這麼多年也不能公開悼念,還得乘搭他安排的專車前往墓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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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過去了,我們年紀大了,56位難屬已經離世,現在還有126名成員。

我的丈夫、孩子的父親王範地前年底去世了,我今年也82歲了,不希望走的時候,這事情還不解決;萬一還未解決,希望活著的人,繼續堅持,奮鬥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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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剛剛走完這位母親30年以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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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運動不一定要在那個天安門廣場,不一定要在那個長安街,民主運動應該是在每一個有公權力的地方。」

陳雲飛

52歲,6月3日深夜前往擋軍車,被警察打暈了,不知道廣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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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年21歲,是北京農業大學的大三學生,參與過遊行、絕食;6月3日晚上,剛好在學校值班室接到高自聯的電話,說頤和園有裝甲部隊,要趕快增援。我空手就去了,也沒有害怕,因為沒有想到會這樣,人民警察、軍隊怎麼可能對付學生嘛?

當時一片黑,防暴警察一手拿盾牌一手拿警棒,然後我頭就被打破了,打暈了。同學送我到醫院,縫了7針才醒過來,沒有看到開槍,也不知道死那麼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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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學校養傷,翌年畢業就回四川工作。一直到2005年趙紫陽去世,我的觸動很大,就趕去北京拜祭,在那裡看到天安門母親的留言,才知道有這樣的群體,也直接去拜訪他們了。因為消息封鎖,我之前沒懷疑過政府的說法,以為沒有死多少人,看到這些母親很艱苦追求真相,我很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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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晚報》的刊登「向堅強的64遇難者母親致敬」廣告

我覺得母親都是沒錯的,包括戒嚴部隊那些軍人的母親都是沒錯的,真正錯的是下手屠殺學生、軍人的人,真正錯的是制度,是那些權力不受限的人。2007年,我就在《成都晚報》刊登「向堅強的64遇難者母親致敬」廣告,作為一種紀念,後來被指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處以監視居住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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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安門母親得知,四川有死難者吳國鋒和肖傑,我開始每年去掃墓。我們本來不認識的,但都是同一個時間去北京讀書。他們為國家、為民主走了,我便親自上門看看他們的家人,中秋節買點月餅去,當他們是自己的親人,還成為了他們的義子。

後來輾轉得到一名死難者的資料,我轉交至天安門母親,那就成了他們名冊上第202名死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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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維權了。公權力就是猛獸,我就是要把權力關進籠子內,我就是馴獸師。這些年,我去過各省市逾40個派出所協助,穿川過省的話會搭硬座,睡網吧,有需要的時候就從袋子裡拿出紙板來製作牌子。一、二百元的衣服我捨不得,東西能用就好,剩下來的錢就給良心犯做飯,例如六四酒案那幾位。有人從監獄出來也會發紅包,就是89.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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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清明前夕,我和朋友又去掃墓,結果被「尋釁滋事罪」起訴。我穿了一身灰白睡衣出席審訊,就是為了方便做「中國夢」,最終判刑4年。我快樂啊,我坐監獄,在裡面也是維權。剛剛3月底才出來,四川很多維權朋友都被抓了,我還是悄悄去拜祭了,沒有什麼害怕的,因為紀念自己的同胞。

早陣子,我有事打110報警,對方問我的電話尾號是否8964,我說是啊,你知不知道8964什麼事情?你不知道的話,那我給你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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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這名學生怎樣成為「馴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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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害怕,但是害怕也不能走。因為太多的民眾為了保護天安門廣場,保護我們這些堅持不走的人,付出了生命代價。」

吳仁華

63歲,全程參與八九民運,6月4日凌晨,他在天安門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台階上想,死在這裡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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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那日起,研究六四成了我一生的主題。30年過去了,但六四仍是現實,不是歷史。我親身經歷,寫了3本書,長年面對血淋淋的資料,令我悲傷、痛苦、憤怒。寫第一本書的時候,我常深更半夜寫著寫著,就趴在鍵盤上失聲痛哭。因為那些都是屠殺的場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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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去世後,我說必須做一個大花圈送去天安門。我是中國政法大學講師,從校門出發,一路呼喊著「耀邦千古、新聞自由、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法治萬歲」的口號,遊行3個多小時到天安門。這是1989年4月17日,八九民運第一次有組織的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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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我開始絕食,和學生共進退,之後3次被送到醫院急救。北京幾乎所有醫院都住滿了因絕食而送醫的學生,我甦醒後稍微調整體力,馬上就會回廣場。我在院內總覺得怎麼那麼好睡,睡得那麼香甜,後來才知道是醫生好意在輸液裡注入安眠成分,讓我們好好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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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下午,我負責帶特別糾察隊到人民英雄紀念碑保護絕食的劉曉波等四人。戒嚴部隊的車子前一天就已開進北京。當天上午,又有千多名軍警在六部口發射催淚瓦斯,用警棍和木棍驅散民眾。我感覺鎮壓隨時會發生。

六部口發射催淚彈照片

出發前我接到了弟弟從溫州打來的電話,我心裡清楚,是母親讓他問的,就請他轉告:我沒事,還是在學校讀書做研究,請她放心。校園內是一片生離死別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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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凌晨,天安門廣場氣氛非常恐怖,四周佈滿戒嚴部隊,全副武裝,頭戴鋼盔手持槍枝,還有很多裝甲車。廣場上空不斷有發射子彈劃出的彈道,就像節日放禮花一樣。

我遇到一個老鄉,說幫我拍張照,我想那可能是我人生最後一張照片,請她一定幫我寄回溫州老家給我母親,至今也沒有收到,我擔心她已經遇難。許多遇難者因照相被射殺,是因為中國官方最不願意看到有人把屠殺紀錄留下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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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和平理性非暴力,我們就讓你殺,殺完以後就讓世界可以看到這個政權的殘酷。實際上也害怕,但是害怕也不能走。因為太多民眾為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堅持不走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清場了,最先衝上來的是27集團軍特勤先隊。他們端著槍喊:「走啊!往開走啊!」有的用槍托、木棍捅你,用腳踢你,逼你走。我們被推下去,又坐回去,又推下去,又坐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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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5點半,學生從天安門廣場撤出,走到六部口附近時,三輛坦克從後面追來,發射軍用毒氣彈,一些學生暈倒在地。其中一輛坦克編號106,突然轉彎從背後衝入隊伍,追軋學生。現場有5具遺體,看形狀就肯定已經沒救了,其中一具是自行車車把從後背刺進去,從前胸透出來。

我在現場親眼目睹,只是我的隊伍位置靠前,撿回一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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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後來研究得知,當時死了11個學生,包括北京商學院的女學生龔紀芳,她吸入毒氣彈氣體過多,送到醫院時呼吸系統已經糜爛,當時只有19歲。北京科技大學的博士生林仁富半邊身子都被壓扁了。後來有個運輸個體戶開著小卡車把5具遺體送到中國政法大學,卡車到的時候,校門內外真是哭聲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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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我帶著同事逃離北京。屠殺發生之後,火車站根本不需要驗票上車,可能也同情學生,讓大家離開。我在溫州躲避到9月,悄悄回過北京一趟,和朋友討論後,終決定由我去海外為受難者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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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冬天,我南下偷渡,先到佛山找蛇頭,哪知六四屠殺後,他們怕受牽連,等了很久都沒有人肯帶。後來有個蛇頭收了3倍價錢帶我到珠海,我再游泳去澳門。

那天夜裡攝氏7度,風浪很大,茫茫的海灣,看不到燈光,我差不多要凍死在海裡。前後花了4個小時,終於游到澳門,再往香港,最後輾轉去了美國,開始以研究六四作為畢生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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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0多年來,我一直沒有正常作息。因為我搜集資料的方法很特殊,經常通宵達旦地盯著電腦,追蹤戒嚴部隊退役軍人的聊天紀錄。研究佔據了我太多的時間,我的生活變得非常簡單,平日只會簡單為自己煮個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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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法回溫州了。近年寄居台灣,這是我拍的照片。漫步街頭,車流人流交替,雨絲拂面,讓我彷彿置身於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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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闖關成功,回到溫州,踏進22年沒進過的家門。那是我最後一次回家,待了45天。我本以為我母親對我的事一無所知,她從來不問。她是寡婦,一人養大5個子女。直到有天,她不在家,我在她枕頭邊發現我寫的兩本書。

其中一本顯然翻得太多,損傷非常嚴重。大概是因為我把前言的最後一段寫給了母親,我說忠孝不能兩全,我是不孝子。你能原諒我這個不孝的兒子嗎?如果有來生,我一定做個孝子,其他都不做,就侍奉我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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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了這個學者為何畢生研究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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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一天不昭雪,我們都没有任何的理由進入這個廣場,這裏邊都是冤魂的,我們不能去踩。」

孫立勇

58歲,曾在北京當過8年警察,八九學運時與市民圍著軍車,教育軍人不要傷害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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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4年出逃到澳洲,曾以回收塑料瓶、當搬家工人維生,現在是一名推灰工。我還成立了中國政治與宗教受難者後援會,支援國內受難同道。

我的女兒也在澳洲紮根,成了澳洲公民。她政治理念跟我一致,我們倆關係可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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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6月3日晚,在家吃過晚飯後,我牽着兩歲多的女兒,往天安門廣場走去。

走到燕京飯店附近,女兒遠遠看見正在焚燒的車輛,說:「爸爸,你看那邊那麼亮。」這時,我們身邊突然響起陣陣急促的子彈聲,孩子不懂危險,反而興奮起來:「爸爸,發炮了,過年了!」旁邊有人喊「快跑」,我本來揹着孩子,馬上轉而抱住她,往邊上的胡同裏飛奔逃命。

那會兒年輕氣盛啊,現在想來真是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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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落榜之後,我進公安局做了8年警察,但在87年離開了。我不喜歡公安局裏的腐敗,領導互相拍馬屁,他們希望我是一隻綿羊,但我是一個愛頂牛的人。

到了學運期間,我在離天安門廣場不遠的公司當保安。每天下班後就騎車到廣場,捐款、送物資,隔着糾察隊圍欄與學生對話:「北京市民支持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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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5月20日,當局頒布戒嚴令。深夜,我跟一群北京市民在北京軍事博物館附近圍住30輛軍車,整夜教育軍人不要傷害學生。有人把一隻喇叭遞給了指揮車中的中校,要求他表態。

「各位北京市民好。我是中校,我是副團長,但是你們放心,我們,絕不會鎮壓北京市民,更不會鎮壓我們的大學生。」

「人民解放軍萬歲!」大夥兒齊呼。

我不知道,這位中校和他手下的部隊最終有沒有參與六四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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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殺以後,我就思考,我作為一個北京市民,我現在應該幹什麼?我是像所有人一樣沉默嗎?我想我不是,我應該反抗。怎麼反抗呢?我沒有武器,我們只有筆和紙,就做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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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過警察嘛,反偵查能力可好了。我們在一座居民樓裏印刷民主刊物,專選在晚餐時間鄰居炒菜、電視新聞播放時打印,那樣鄰居就不會聞到油墨味、不會留意到印刷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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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之後,我沒有再進過天安門廣場。在90年6月3日晚,我和一起做民主刊物的朋友坐在人民大會堂門口台階上,我們約定:一天六四不昭雪,一天不踏入這個廣場。這裏面都是冤魂啊,我們不能去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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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我因為製作民主刊物,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監禁7年。與女兒分離一年半後,我們第一次在獄中相見。

她完全不認識我了。我穿着囚服,剃着小寸頭。我硬給她抱過來,她哇哇地哭。當時我眼淚嘩嘩地流,我覺得對不起孩子……真對不起……我不想想這些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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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女兒第二次來探監,我事先不知道,直到獄警隊長來跟我說:「孫哥,你女兒也來了。」我太激動了。

我們隔着玻璃說話。我一看,孩子長高了,都長1米5了,四年級了。我問她,還認識爸爸嗎?

她說,認識,老看你照片。她的眼淚在眼眶裏打轉,就是不下來。我說,你好好讀書,你不要再來了,爸爸還要一年多就回家了。

我出獄的時候,女兒11歲,自此我們就像朋友一樣相處,無話不說。她喜歡哪個男生都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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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後,我先後開過兩家書店。2003年,第二家書店開在北京大紅門,租金很貴,我跟朋友借了好幾萬。但開店不到3個月,我參與組織了一個民運人士的私人聚會。第二天,兩輛警車直接開到我店門口了。

我說,你們什麼意思?他們那帶頭的說:「孫大哥,沒事兒,想您了,看看您來了,想找您下盤棋。」結果他下完圍棋殺象棋,殺完象棋下跳棋,從早上8點下到晚上8點,我一天一單生意都沒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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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跟我說,上級要切斷我的經濟來源,書店不關門的話,他們就天天來搗亂。一旦共產黨認定你是敵人,那麼你終生都是他的敵人。

女兒當時跟我說,你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戰術上要重視敵人,跟他們鬥智鬥勇!我女兒很聰明。

讓我下定決心離開中國到澳洲去的,就是書店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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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了一個由北京逃到海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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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多年,我們沒法和這件事和解的。是和解不了的,我跟朋友、同學、病人聊起天,要不沒話聊,要不無法做朋友。」

林亦子

現為香港醫生,30年前曾赴京支援八九學運。
1989年6月3日晚,她躲在西單的胡同裏,聽著外面的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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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5月,香港中文大學幾乎所有學生都在關心北京學運。我是社會學系四年級學生,也是中大「國是學會」的成員,平日十分關心中國事務,到了八九民運期間,更加整日討論學運。我幾乎無心考試,5月24日,我和同學一齊自費飛到北京,帶著香港市民的捐款和10部對講機,去支援北京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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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中至少10個同學來北京了,和香港記者一起住在北京飯店,經常有記者來告訴我們,誰的父母又打電話來找你啦。我也收到家人電話,謊稱父親病重,催我回港。我一直拖著,沒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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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門廣場,我發現北京學生的膳食由他們學校的食堂供應,但外地學生的膳食就沒有人理。我感覺外高連組織鬆散,似乎不理廣場上同學的死活。我有點不喜歡廣場上的指揮部,覺得他們把大家分了階級。

我見過好幾個同學分一個饅頭,或者只食白飯。於是我與中大的同學用香港市民捐款,設立物資站,每日到天安門附近的民營工廠訂購食物給學生,包括麵包、蔬果、肉類和蛋,還有帳篷,我還保留了那些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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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上學生的情緒逐漸低落,局勢越來越緊張。這時,交通警開始截查人力板車。如此過了一兩天,開始有食品商不願賣食物給我們。

我跑到一條胡同裏,找到一家麵包廠,我和負責的女士講明目前氣氛緊張,經過詳談後,有了共識,我們互相不問對方姓名,也不留下任何聯繫方式。她是小康之家,不想失去安穩生活,可又為國家前途擔憂,一直為我們供應麵包,直到6月3日。

她有沒有因我們而惹上麻煩呢?多年以後,我仍牽掛著這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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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晚上,我與同學吃完晚飯,走到西單附近,只見約一百名學生,從廣場方向過來,神情嚴肅,看來只有十幾二十歲,手上只有口罩,沒有任何武器。我把我身上唯一的口罩給了隊伍後面一個沒有口罩的學生。後來我才明白,他們是去赴死的。

午夜12點,槍聲響起,我們躲進胡同裏,感覺到有催淚氣體,眼見不斷有傷者被三輪車、摩托車抬走。身邊北京民眾叫我藏好自己,而他們則唱著《國際歌》衝向軍隊。那一晚,我努力在紙上記錄現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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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用我的專業知識判斷,那些傷者不少都處於休克狀態。不知道多少人後來死了。這些傷者大多不是學生,而是工人、普通市民。我努力記住他們的樣子,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樣子。我永遠沒法和這個國家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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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我坐上了香港政府派來接記者和學生的包機。起飛前的海關檢查,感覺和平時很不一樣,行李根本沒有檢查。我背囊裏還有為學生買食物剩下的九千多元人民幣,根本沒人查問。我想檢查人員在暗中幫助我們逃亡。

我感覺,我把整個北京都丟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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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港後,我天天到學聯整理六四報章,思緒混亂,茫茫不知所措。一齊幫忙的幾個中大同學,大家都不怎麼說話,氣氛沉鬱。後來,又有義務律師和法律學生來幫我們錄口供,記錄六四屠殺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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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便不再碰觸任何六四資料。直到25週年中大同學想集體出書,我才逼自己重新回憶一切。當年一齊上京的同學,不少漸行漸遠。他們很少談起六四,有人堅持做更多事情,比如潘毅;也有人漸漸淡忘,從未開過口。因為出書,大家才再次聚集。

現在每年聖誕,國是學會的新舊同學都會到我家中小聚。我也有無力感。為什麼30年了,這個國家都沒給機會我們這些目睹的人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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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了一名香港學生怎樣支援北京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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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可能要沉默很長一段時間。」

陳哲(化名)

52歲,現為香港中學老師,1989年,他是香港中文大學「國是學會」成員,曾赴京支援北京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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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我考試結束當晚就自己飛到北京,希望支援學運。我去了天安門廣場,參加過遊行。中大學生住在北京飯店的同一個房間,我也會去大學區認識朋友,在他們的宿舍過夜。6月3日晚上,大家都叫我離開,我找了個藉口,回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想和學生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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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平安回香港,我去了中學當老師,一直執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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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閱讀不少六四有關的文章,對當年親歷的事件漸漸有了不一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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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一名學生成了老師的變化。
想走進其他親歷者的記憶隧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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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不要有一個想法,當一些事成為日常以後,你就覺得,是這樣的啦,沒眼看。那如果有一天,來到你面前,你怎辦?」

陳潤芝

61歲,退休前為香港有線新聞直播新聞台台長。1989年5月51日到6月5日,30歲的她以香港亞洲電視台記者身份,到北京報道學運,目睹大型裝甲車衝進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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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了一名香港記者如何報導中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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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北京幾乎失去秩序,路上也沒有人盤查,雖然沿路都是解放軍的車子。整條道路,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多的軍車。」

高源流、
王震邦、孫揚明

三名台灣《聯合報》記者,八九民運期間先後在北京現場採訪,有人搭過高喊「解放軍萬歲」的車子入城,有人看到「打來打去」的複雜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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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源流

北京情勢陷入緊張時報社指定我去支援採訪。6月3號深夜,我從首都機場僱車進城。 沿路都是解放軍的車子,軍車、裝甲運兵車,也有坦克。我們看到有些解放軍躺在軍車底盤下。兩個個體戶開車,把手伸出車窗,沿路就喊「解放軍萬歲!」「解放軍萬歲!」。我們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喊,他們說:「這樣比較容易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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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揚明

6月3日晚上,我在長安大街上目睹解放軍進城,有民眾中槍,有屍體,也有解放軍受傷。我們走進民族飯店幫大家包紮,眼前八九個人都受傷了,印象中解放軍有四個,學生和民眾更多一些,他們人人臉色慘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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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邦

我在5月中到北京採訪,從運動之初在校園爭取新聞自由,到絕食開始,最後經歷軍隊鎮壓,寫報導也兼攝影,這是我拍攝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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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採訪團的現場報導,後來得了獎,但我不願去領獎。這是場悲劇,別人坐牢、死亡,你去領獎這算什麼呢?

我這麼多年不願受訪,當然有些人很樂意反覆訴說那樣的經歷,不過那種「樂意」對我來講,就像魯迅說的「吃人血饅頭」,「吃人血饅頭」做為一個悲劇來講,那就變成了殯葬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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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如果在自己的故土上都不能說話,我想那也是一種流亡吧。」

張倫

1962年出生於瀋陽,1989年為中國地質大學政治系教師,學運期間擔任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糾察總長,六四當天因病在郊區休養,逃過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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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流亡去了法國,當了大學教授。2017年,兩家出版社邀請我與記者、畫家合作,以親身經歷為藍本,製作了一本漫畫《天安門1989:我們被粉碎的希望》,獻給六四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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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的我開首便說,「我離開中國已經30年,但是每天,我都會回到天安門廣場上。」這本連環畫並不完全是一部自傳,而是一個化身的陳述吧。這裡講述的故事,也並不僅僅屬於我自己,而是屬於數百萬在北京、在全世界經歷過這一事件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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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我26歲,在中國地質大學政治系任教,同時也在陳子明、王軍濤創辦的北京社會經濟研究所工作,那時的我們,參與多項改革,推動研究、出版刊物、舉辦沙龍,期待在中國展開波瀾壯闊的「啟蒙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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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胡耀邦去世,學生遊行,還提出了七條要求,包括為知識分子平反、公開國家領導人收入,公開檢討政府失誤,解除報禁,取消遊行示威的規定等等。這條七點要求已經進入歷史,但在我看來,其中大多數並未過時,對當下中國仍有現實意義,中國遲早要做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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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清場時,我因病在北京郊區休養,沒有親身見證。而軍隊開槍之後,我已經無法回到廣場。曾經的戰友有些被捕,有些逃亡,我得到黃雀行動營救,經香港輾轉到法國。我將許多人親身經歷的恐怖,都濃縮到畫作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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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學運領袖內部的爭論濃縮這樣一個片段,因為事後回頭來看,我越發意識到,大眾運動的一個弊端,就是它一定會走向激進化,溫和的聲音容易被激進的聲音超越。現時法國的黃馬甲運動是如此,六四也是如此。

八九民運其實有它自己的問題,比如知識界的思考有很多不足,對許多問題有簡單化傾向。雖說這在當時背景是難免的,但反過來說,我們不能永遠用「難免」來給八九的一些缺失做藉口。三十年之後,我們總得深入下去,有更深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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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了一個北京學生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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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頁面內動畫影片以漫畫《天安門1989:我們被粉碎的希望》製作而成。

製作團隊

記者

鄭佩珊 楊子琪 雷隆 李志德

特約記者、攝影

楊平 Yuhong Pang 姚佳讖 Dan

實習記者

徐涵 郭芷甄 余美霞 梁敏琪

攝影

林振東 Stanley Leung 陳焯煇

圖片

Getty Images 學聯 陳清華 葉紹麒 Seuil及Delcourt出版社 《天安門一九八九》 《聯合報》

圖片編輯

林振東


影片製作

Stanley Leung


設計/插畫

端傳媒設計部


配樂

Kelvin Y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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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On Ready Ltd.


策劃統籌

鄭佩珊 陳倩兒

監製

李志德


註:網頁內文按受訪者訪談及經歷,以第一人稱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