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人列傳

  • 攝影:林振東
  • 撰文:何恩林、李慧筠
  • 2021-12-28

你能感受到一種堅固的氣息。時代再怎麼崩壞,他也能擋在眾人面前。

年尾,處處都在斷捨離。公司職員清理櫃桶,丟棄無用的文件、枱凳,甚至電腦。年過70歲的清潔工鍾碧梅算了算,僅是碎紙都能丟30多袋,她跟回收工人推車仔,來來回回跑了幾趟。這兩年,鍾碧梅的身體動了不少手術,腿腳大動脈開過刀,今夏又做了白內障手術。像她這樣的工人,香港到處都是。

香港政治壓力如海嘯,第二大勞工組織平台「香港職工會聯盟」解散後,工人與工運的未來成為了問號。我們為15位打工仔拍攝,最年輕的24歲、最年長的逾70歲,聽他們說勞碌日常、工作傷痕,以及從九十年代到2020年,拿起工運直幡走到街上的第一次。

在政治漩渦裏,他們有人被逐出工會、有人突然置身紅線,有人失去工作卻說得到的比失去的多。 解散和離別的一年,這些工人仍然在路上。

  • 68歲的鍾松輝是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職工會前主席,也是職工盟末代司庫。他1979年入行駕巴士,總是一身白襯衫、黑褲子、軟底黑鞋的職業打扮。他曾是職工盟的執委、副主席,也參與組建了社民連、工黨;他亦曾擔任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
  • 黃迺元今年50歲,讀藝術出身,關注露宿者議題後開始做清潔工,現為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會長。他後來加入職工盟執委及當選副主席,並頂上成為解散前最後一任主席。
  • 在巴士工會當理事的盧天怡、盧子維、鄭志豪、梁錦強、鍾松輝、李俊明(左至右)。
  • 24歲的盧天怡是新巴站長,在港島區上早更,從凌晨5點工作到下午3點。在站頭,他們調配車型、人手,確保班次準時,也處理失物認領。她以前是迪士尼演藝人員,但因意外弄斷骨頭需要休養,所以應徵站長一職。從分不清九巴和新巴,到擔任工會理事,她說多多少少也跟2019年反修例運動有關。
  • 紮鐵工人黃惠民生於五十年代,人稱Man哥。頭髮斑白,體格健碩硬朗,聲音溫和有力。黃惠民年紀尚小就闖蕩社會,13歲在鐘錶店做學徒,後又進入紡織業,因組織罷工被老闆解僱。七十年代末,正值香港建造業黃金時期,基建人力需求高漲,黃惠民成為紮鐵學徒,入行超過40年,現為紮鐵課程的導師。
  • 郭紹傑年輕時赴美,在酒店餐廳工作時,見識到工會的力量。1997年他回港定居,投考救生員,加入港九拯溺員工會,曾任主席力抗外判制。2004年他任職工盟副主席,投入社會運動,直至2017年他被取消工會會員資格。至今,他當救生員已有22年。

1. 傷與殘

打工仔的傷痕,是從眼睛到腳板、從外到內的耗損。

救生員在沙灘和泳池工作,分早晚更,有時巡邏地面,有時坐在高台。從早到晚一眼關七,留意泳客遇溺;他們的工作依賴眼睛,又受長年陽光照射,年紀大容易有青光眼。58歲的郭紹傑說眼睛有點花,呼吸系統也不太好,因為泳池滿是氯水與化學物,「熱空氣上升時化學物也一起上升,聞得到氣味。」

幾乎每個工人都提到自己的一雙手。鍾碧梅在尖沙咀的商廈做兼職清潔工,通常做兩更。清早出門做早更,3個小時後,中午買菜回家,照料細路餐食,下午再出門返工兩小時,傍晚就能回家。

日常清潔工作繁瑣也煩悶,許多是體力勞動。鍾碧梅覺得吸塵是最勞累的,她舉起手臂在空中比劃了一下機器的大小,又演示手執機器的動作,提醒我們要斜斜地向前推,「重,一路萬幾呎,吸曬都好多塵,做到手都彎彎曲曲。」由於長期維持抓握的姿勢,她的左手手指歪歪扭扭的,手指朝左彎曲,褶皺的皮膚包裹着腫大的關節。

  • 鍾碧梅邁入半百之年,撞上香港製造業式微,工廠轉移,香港工人頓時失去謀生之道,她那時見工屢屢失敗。後來認識一班做清潔工的阿姐,發現做兼職清潔工時間可以靈活安排,方便照顧家中小孩,也能幫補家計,一做就是20年。

58歲的謝鳳英,雙手長年浸泡在漂白水裏,泡爛了。工作時需要兩層手套,先用勞工手套打底,再套上黑色膠手套。儘管做盡了防護措施,謝鳳英去看皮膚科,醫生還是着她不要再做。

對女性來說,拉水喉是另一項挑戰,若沒有電梯,就得托着沉重的水喉爬上爬下。學校工作一般八小時,但往往總得加班。一日下來,謝鳳英積攢一身疲累,回到家腦袋空空,什麼也不想做,只想癱在床上。

需要聘人清潔的,還有家居住處。家務助理的工作有以週或月為單位的常規清潔,亦有全年一次的深度清潔。單是廚房,就要拆下油煙機的濾網,噴上清潔劑浸泡,清理大大小小的櫥櫃、灶台、廚具、座頭;如果積攢了厚厚的油漬,要刮要剷,一輪工作做下來大概需要3小時;清潔廁所花1個多小時,剩下的時間用來抹窗。

抹窗是危險工作,強調伸手不伸頭,年近60歲的張燕歡習慣帶上伸縮棍,用來擦高處的灰塵。

有限的時間中,若然任務繁重,家務助理們也只得「搏命做」,忙得連一口水也喝不上。他們全程站立,又總得仰着頭、伸長胳膊,手肘、腰部、頸部受壓勞損。長期浸泡在充斥清潔劑氣味和佈滿灰塵的環境中,氣管、眼睛也會受到損害。張燕歡工作必備口罩、眼罩、頭套、手套,「不保護好自己好快就玩完。」

  • 施安娜加入港龍航空工作17年,她是高級艙務長,也是港龍空勤人員協會前主席。她經歷過梁振英女兒「行李門」、爭取退休年齡延至60歲、爭取空勤人員「褲權」、國泰收購港龍等大事件。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她疑因網上發言被國泰航空解僱。

60多歲的紮鐵工人黃惠民有從不離身的鉤仔,那彷彿是他的第三隻手。由於長年維持相同動作,他的中指變了形,伸不直。

在地盤開工,他們有四樣基本裝備:安全帽、鉤仔、量尺、安全鞋。在瀰漫灰塵的隧道開工,普通醫用口罩是不足夠的,就算戴上豬嘴和能封邊的眼罩,仍有機會患上肺塵病。紮鐵工人離不開腰骨疼痛、手腳勞損,黃惠民的手肘和膝蓋長了骨刺,季節轉變時總是渾身疼痛。

有長期的勞損,也有意外的死和傷。

離開航空業後,41歲的施安娜仍然打扮優雅,穿絲質襯衣、深色西裝外套、高跟鞋。空勤人員看來好整以暇,她說他們是千手觀音,「關上機門什麼都是自己處理,乘客expect你什麼都做到。」

起飛之前,施安娜要在公司預備航班資料,與同事互相認識,上機後把握時間檢查儀器、飯餐,疊好報紙。乘客登機後,「枕頭、墊,做安全示範,檢查安全帶。去餐、飲品、雪糕。接着收餐,看能不能去洗手間、吃吃東西,又要降落了。」她一口氣把一天的工作說完,「10小時完全沒有停頓,還要賣免稅品。」

餐車是他們的戰友,「要學習跟餐車跳舞,」施安娜說。空勤人員每天與大型器械共處,因為行程緊張,急忙起來很容易發生意外,她剛入行時就因泊餐車不慎夾爆了指甲。更嚴重的是當遇上氣流,曾經有空勤人員被飛機的猛烈搖動拋高,撞裂了盆骨。她亦處理過一個工傷個案,同事被過早關上的油壓機門削走了部分手指公,當刻遍地都是血,手指亦告永久傷殘。

他至今仍忙著申請法援,惟追究責任的過程很漫長。施安娜每次見他,他都會用其餘的手指包裹手指公,「下意識慣了要保護手部。他很年輕,20多歲,這樣就一輩子了。」

  • 官仔骨骨的陳欽和揹着一個布袋,上午駛完小巴,下午在茶樓讀《人間詞話》。人稱「白頭陳」的他,五十年代出生工人家庭,曾在左派小學教書,輾轉做過裝修工程。1994年,他為了方便照顧家人,走入葵涌貨櫃碼頭當橋邊理貨員。2013年,他在最熾熱的碼頭罷工前線,​​曾任碼頭業職工會理事。

在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貨櫃重量以噸數計。貨船泊岸後,人們在葵涌碼頭分工合作:橋邊理貨員、抓結工人、機手、內運車司機、驗櫃員。人稱「白頭陳」的陳欽和是橋邊理貨員,俗稱「揸紙」,負責分配貨櫃到對應的碼頭位置。貨櫃行走海上需靠連接器固定,陳欽和負責安裝和卸除,最高峰時一天要安裝200個20磅重的連接器。一次意外,他的手指夾在入邊爆開,縫了三針,自此有一道永久的摺痕,無法再伸直。

工人工時從12小時到24小時不等,有些人為賺錢會接更多更分,但容易過勞。九十年代,香港貨櫃碼頭是全球貨櫃吞吐量冠軍,工人一天人工有1465港元,「當年來說,以這樣的收入,你在其他行業找不到。」他說,「金融中心背後就是血汗工廠。」

「點解這一行高危?全部都是鐵,一出意外就好大件事。」一個跟陳欽和合作的抓結員,從船上濕滑的鐵樓梯失足墜地,撞傷後腦過世。抓結員俗稱「水上姑爺」,負責爬來爬去固定貨櫃;同時間,櫃在他們頭頂不斷飛過,一旦操作有誤,便是一條人命。

在飛機和貨櫃面前,人縮得很小很小。每天目睹生與死的醫護們,或最能理解這種渺小。

27歲的陳國誠說,對醫護新手最大的挑戰,來自心理層面。第一年是一個坎,與學校不同,醫院湧來的高壓工作量是實戰,會讓人動辭職的念頭。儘管在學校學過急救,但練習對象的始終是假人,「所有東西爭分奪秒都要想,」他說,「去到一些位,腦中就會一片空白。」

面對死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開始,面對急救失敗的情況,陳國誠心中難免有鬱結。有時候急救結束,要馬上投入接下來的工作,例如給其他病人派藥、收新症,在高壓的工作下,容不得他想太多。只有在吃飯休息,才有時間消化情緒,有時甚至回到家中也會想起某位死逝的病人。

陳國誠也會思考,「救得起」對病人而言或許未必是「好事」。急救做得多了,他發現自己能更客觀地看待死亡,「盡力而為吧。會想那次急救過程有沒有做得不夠的地方。大家都盡力了,救不起都沒辦法了。」但他形容,這種心態的轉變,或許是種「異化」。

  • 58歲的英姐在九十年代踏入清潔工行業,一做十幾年。她曾在商場和中學做外判清潔工,為工友爭取人工,五年前轉行做保安。謝鳳英喜歡粉紅色,訪問當天戴的手錶,拿的飯壺、不織布袋、波鞋,全都是粉紅色的。

2. 大聲公

工作改變了工人那麼多,他們也想嘗試改善自己的待遇,哪怕只有一點點。從九十年代到2020年,他們都拿起過大聲公(擴音器),在街上、在公司外、在立法會抗議。

謝鳳英踏入工會,始於一次工潮。當時她在商場做外判清潔工,公司總是拖糧,謝鳳英找上職工盟尋求幫助。商場經理見狀,私下對她說「唔好搞事啦。」但她認為,商場雖然外判清潔工作,但有責任監管出糧問題。外判公司得知工會有所行動,便很快出糧,解決問題。工潮過後,她決定加入工會。

除了拖糧,清潔工人也常面對長期服務金、強積金的問題。「無論為自己,還是工人、同事,都應該爭取你應得的權益。」謝鳳英說,許多清潔工人本身教育程度較低,不認識勞工法例,只懂得簽名,甚至都不知道簽了離職信就不能追討人工。「為什麼加入工會,就是想了解勞工條例,不想被人騙。如果有同事需要就可以幫他們。」

後來她在中學做外判清潔工人,每星期工作六天,工作時段為早上7時半至4時半,但工友們經常要做到傍晚6點後。「做嘢(學校)係識叫我做喔,(談到加班費就話)你同外判公司傾返囉。」多付出了勞力,公司卻拒絕支付加班費用。謝鳳英說,當時四個同事做五個人的工作,公司吃掉一個人力的費用。

更核心的問題或許是僱主的態度。她在學校做清潔工時,花了兩小時清潔廁所,只休息了三分鐘,就遇上副校長巡查,對方責罵她:「請你來工作,不是叫你來休息」。

  • 年近六十的張燕歡成為家務助理已經18年。年輕時她是一名文員,因要全心照顧患病家人而辭去工作。2002年,她想學習家居清潔,就讀職工盟的培訓課程,在中心介紹工作後,隔年正式成為家務助理。張燕歡熱愛這份工作,享受讓他人屋企煥然一新的成就感。

張燕歡很坦誠,她在2006年加入工會的原因,其實和工運沒什麼關係,更多是為了有工開。後來,工友告訴她家務助理這個名稱的演化,讓她意識到想為這份職業爭取尊嚴和權益——家務助理以前被稱為妹仔、媽姐(馬姐),被視為低微、不起眼,和專業扯不上關係,屋企窮便賣小孩當妹仔,「打死一份工」。後來,他們被叫做鐘點工、家務助理,人們才意識到這是一項專業技能。

以前家務助理是不被保障的職業,僱主不買勞工保險的情況很常見,職安健保障也被忽略。鍾碧梅除了清潔工的工作,也做家務助理。2005年曾有家務助理工作時扭傷,僱主拒絕上報勞工保險。《僱員補償條例》規定,所有僱主必須為僱員投購工傷補償保險(俗稱勞工保險),不論僱員屬合約工、全職、兼職或散工。

高昂的醫藥費壓垮了這位工友,她最終跳樓身亡。時隔多年,鍾碧梅回憶起這件事依然神傷。加入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後,她與工人一起爭取職安健保障,向勞工處抗議,要求政府教育僱主。張燕歡也慢慢學習去改變「百無」(沒有任何保障)的狀況,拉過橫幅,去過立法會。改變慢慢發生,現在家務助理有了勞工保險,也能去兩間政府診所,以相對便宜的費用治療職業病。

不過,影響更廣泛的工人訴求,諸如集體談判權、中央僱員補償基金,政府至今仍然未有回應。因為私營保險公司一貫只處理金錢補償,不重視康復治療,很多工會爭取由政府設立中央基金,承擔工傷、職業病的醫療費用和補償。數年來,政府在工傷問題上也缺乏作為,直至2018年的施政報告,才提及要保障工傷僱員和職業病僱員的權益。2019年施政報告則推出3年先導計劃,以個案管理模式為參與者提供私營門診治療服務,不過這只針對建造業工人。

走到2007、2013年,香港爆發了兩次標誌性的工潮。

七十至九十年代的香港,被視為建造業的黃金時期,新市鎮、「玫瑰園計劃」十大工程等接續而來,紮鐵業幾乎人人有工開,1997年日薪高達1200元。不過此後十年情況急轉直下,基建發展減少,每年完工的地盤工程總值連年下滑,地盤工人的日薪隨之下跌。撞上2003年沙士,人工甚至只有97年的一半。

2007年,紮鐵工人面臨拖薪和欠薪,走上街頭爭取加薪和增加休息時間。罷工在8月初發起,歷時36日,是香港戰後為時第二長的罷工行動。黃惠民算是第一批罷工的工人,過去的地區經驗讓他站到前線、成為代表。

紮鐵業團結工會在工潮後成立,黃惠民擔任理事。他有「三不做」原則,「我不會做長工,不會判嘢做,也都不會做蛇頭、散工頭」。原因很簡單,他不希望和資方產生直接的僱傭關係,這樣要為工人爭取權益時,便沒有直接利益關係,不需要顧慮資方層面。不做長工是有代價的,不是日日有工開的生活,收入也變得不穩定。

「這是每個人的取捨了,我放在工會的時間比較長,」黃惠民坦然說道,「出面有些會要開,我都不開工,去開會。這個我不要求別人做,可以要求自己。」

1996年,陳欽和在400多人的罷工現場,看到職工盟李卓人在鐵絲網外跟貨櫃碼頭工人談策略。和黃集團旗下的貨櫃碼頭裏有多個外判營運商,在外判制下,減薪、欠薪、減人手等問題經常出現。陳欽和當時對工運興趣缺缺,但有勞力沒報酬,內心當然不忿。

直至2003年的罷工,負責舉橫額的人臨時退出,陳欽和頂上,他自此愈走愈前。2006年,他參與創立碼頭業職工會,到處接觸同事,但凡工友出事,他就跑去醫院,「遠至深圳我都去。」他說,「你要真正的權益落到工人手上,一定要有自己工人真正組織的工會,不是依靠某一個科文(管工),某個老細在幕後支持,沒用的。」

逐漸,他們從被動抗議轉為主動爭取。人工逐年削減,2007年金融風暴時降至一天1026元,往後起起伏伏,追不到1994年的水平,遑論追上通脹,「(跟公司)共渡時艱,艱了幾年還要艱?」於是,2013年爆發香港戰後最長時間的工潮,工人在碼頭、在長江中心門外抗議40天,要求「追薪」,「不是加人工,是追人工,追當年沒有加過的人工。」今年近70歲的陳欽和說。

今天已從碼頭退下的他點起香煙,說自己是為了兩個去世工友才捱過漫長的罷工——一個因工而亡,一個肺癌而死。當年成功爭取加薪,雖不如工人最初的預期,但其他待遇總算取得一點成果:休息室加了床位和熱水爐,工人不用再睡在廁所門口,冬天不再沖凍水涼,「夜闌人靜,大家睡在床上都會想起,瞓街40日都是值得。」

3. 鉅變

在美國大西洋城,法國餐廳的僱主跟郭紹傑說,「我請你,但你要馬上加入工會才可以來上班。」郭紹傑說,「因為他和工會簽訂好協議,工會的力量是這樣大。他們希望加薪2-3%也會罷工數天,在香港是不可能的。」工會人數多,號召力強,從下而上的組織動員也做得好,罷工水到渠成。年輕的郭紹傑很快熟習了這種文化,回到香港,也視爭取勞權為理所當然。

他喜歡試新事物,回港定居後應徵救生員,一來想儲童軍的拯溺奬章,二來覺得自己可以救人於水中。千禧年間,他發現這一行有不少問題,政府康文署想行外判制,又長期人手短缺,他於是加入當工會理事。2002年,他熟背之前讀遍的泳池歷史,第一次拿起咪高峰與康文署對質,高聲說:「我們不是冗員,不是剩餘人手!」

後來,郭紹傑才知道當時12名理事退下的原因——外判制如箭在弦,他們怕輸在自己手上。

救生員要求的是穩定的職位、收入和尊重,但同事常常會疑惑:「我們去砌,是否一定贏?」歷經抗議、罷工,救生員一次次推翻外判決定、爭取增聘公務員身份的救生員。郭紹傑說,這一行很多水上人,下一代也常父業子承,一次他跟同事聊天有感而發,「你兩個兒子也是做救生員,當年工會罷工抗議外判制,你也不出來。其實不只對你有影響,對你下一代都有影響吧?」

他擔任職工盟副主席時,主力做社會事務,也曾是雨傘運動金鐘佔領區的總糾察。直至2017年,拯溺工會突然指他高調參與社運有違政治中立,永久開除他的會籍,「突然間由副主席變成nothing。」近年,他覺得工會愈來愈少發聲,「我們要爭取脫離技工職系(成立獨立職級),但他們連這樣都不出聲了。」

回望這段日子,他的確有改變社會的成就感,但他又自覺對工運的投入某程度導致他離婚,陷入抑鬱,「或者影響了我給家人的時間。可能過於忙碌。心中有種虧欠。」但他仍說,「人生就是這樣,你當刻覺得應該要做就做。」

  • 陳國誠是第一屆DSE考生,中學時想成為無國界醫生,大學選擇了護士專業。2017年畢業後,陳國誠成為醫管局註冊護士,進入內科病房工作。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他加入醫護界新興工會「醫管局員工陣線」,而後越走越前,在國安法後成為工會副主席。

近年社運浪潮不斷掀起,工會形態隨之變化,新工會突圍而出。

醫管局員工陣線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成立,同年12月與其他醫護界新工會舉辦集會,陳國誠身處其中受到觸動,決定加入。社運大浪還未平息,香港一頭扎進席捲全球的新疫症。「職工盟的醫療屬會,我們看到就公共議題發表的不多,或在具體和醫療政策有關時才會發表意見。」醫管局員工陣線的定位有點不同,陳國誠說,他們希望就公共衛生、涉及普羅大眾的生命議題出聲。

2020年頭,香港爆發疫情,醫管局員工陣線毅然採取工業行動,呼籲政府封關,近8000名醫護參與行動,震撼全港。不過,事後工會內部反思,由於時間局促,疫情發展迅猛,組織者對工業行動經驗不足,理事會沒有太多時間籌備、向會員解釋或做後續工作。最後,醫管局也沒有回應封關訴求,醫護們又得專心投入抗疫。

隨着國安法在2020年7月強勢落地,醫管局員工陣線頻頻被左報點名,也被職工會登記局要求交出涉罷工、民主派初選等的資料。國安法後,陳國誠扛起工會副主席的責任。今年初,前主席余慧明因參與初選被拘捕、被控國安法、退出工會。

但是,醫管局員工陣線沒想過要主動解散。他們仍然嘗試就公共議題發聲,維持擺街站、社交平台發布評論短片或撰寫文章的行動。

2010年的一場空勤人員集會上,施安娜第一次拿起咪高峰,抗議公司削減人手,「只是工作,為何去洗手間也沒有時間?食飯也沒有時間?我們吃飯是往嘴倒下去的。」同事喝水不足,常患尿道炎,又不能報工傷。那次之後,她感受到工會爭取跟公司談判,確實改善到很多事情。2014年,她當選工會理事,至2016年成為主席。在地上的日子,她便做工會事務。

港龍航空是她畢業後的第一份工,老闆輾轉換成國泰,但她仍然祈盼做到老。「經歷了轉變,後來鍾意到病都返工,癲的。」她說這樣其實不好,但是「工會很忙,飛反而變了休息時間,在外站過夜,跟同事玩。」

事與願違,在天上飛了17年,她的志業隨時代而中斷。「整定的,其實不是我主動搞事。做主席時遇上『行李門』事件,如果梁振英女兒不留下行李不就沒事了嗎?」2016年,前特首梁振英三女兒梁頌昕,在機場禁區外留下行李,最終安排由地勤人員代將行李送檢,送入禁區。有空勤人員認為有違安檢規定,司法覆核後勝訴。

施安娜說,「但我就變成了搞事份子。」2019年運動期間,身為工會主席的她多次就航空業罷工發聲,因此被左報點名,被登在「亂港搞手」網,也收過許多騷擾來電。

那年,她突然被召回機場,國泰疑因網上發言當場解僱她;後來找新工作,公司也收到一堆投訴。誰想到當年陪朋友到港龍面試,「改變歷史……改變了一生。」跟她一起面試的人,很早已離開香港,港龍去年也停止營運。

在前職工盟辦公室的天台迎着風拍攝,施安娜突然流下眼淚。跟舊同事甫見面,他們仍會很激動地抱住她,勸她離開香港。這是她最珍而重之的,「我不會後悔……我覺得更多人做得更多。」

無法再做空姐和工會都是她的遺憾。她喜歡組織工作,代表同事跟公司談判,得到認同會獲得很大成就感。「我不是說自己很叻做工會,但有些人對工會有個盼望。沒法做了,很可惜。」她笑了起來,「最諷刺是爭取到60歲退休,自己都實現不到!」

4. 屋企

訪問這天,張燕歡穿着工會的紫色T恤,衣服已經洗得有些發白。她熟悉每一款工會製作的衣服,上面有不同圖案和顏色。

她用奉獻的心態投入工會工作,做過文書、財政、理事,直到副主席、主席。今年10月,職工盟解散消息傳來,人心惶惶,有的幹事離開,人手瞬間變得緊繃。大大小小的工作朝張燕歡撲來,她要找地方開會,找未來的會址,有的簽名要換人選。

張燕歡說,工會未來的工作會調整方向。一些遲遲未得、合理的勞工權益,例如全民退休保障,在動盪政治環境中似乎得被暫時放下。與2003年沙士時期的光景不同,2020年初香港疫情讓許多工友突然停工,生計頗受影響。她未來想先為工友姊妹爭取開工機會,多做些培訓,裝備個人。她沒想過放棄工會,一條路暫時走不下去,就先做點別的。

對於陳國誠而言,現時能做的,也是照顧好個體。醫管局員工陣線組織起興趣班,會員不定期一起行山、做手工、藍染、製作乾花。他想抵抗完全的絕望,因為這是危險的,會使人變得犬儒、放棄自己,「工會今日嘗試做的東西,與會員的聯繫,行山也好、讀書會也好,偶爾評論醫管局的政策,這些東西是很想同自己講先。」

陳國誠信奉“Living in truth”,「自由越來越少,所謂空間越來越窄,總要相信一些東西可以去做。」

  • 六位巴士工會理事盧子維、盧天怡、鍾松輝、梁錦強、鄭志豪、李俊明(左至右),在圓形設計的堅尼地城石屎站長室前合照。

近年黃惠民投身教學,他是紮鐵技能提升課程的導師,課程由建築地盤職工總會和職工盟合作。隨着職工盟解散,旗下的培訓中心也將停止運作。從屋企搭地鐵、換乘巴士,下車後走七八分鐘到培訓中心,這段路黃惠民走了七八年,再熟悉不過。

一回到課室,黃惠民習慣性地換上返工時的著裝,戴上頭盔和手套,腰上繫好毛巾和腰包,隨手拿上鉤仔玩轉。這些年,他教過約20期課程,接觸600多名學生。他陪伴學生成長,也費心改善教學內容和技能。除了基礎的紮鐵技術,他也在意鍛造學生的自信心。課程為大工(熟練技工)考牌設置,大工往往需要看圖紙、帶領團隊,黃惠民會讓學生在眾人面前練習解說能力。培訓中心提供給紮鐵課程的場地逾千呎,可以做紮鐵、釘板等,教室內有大型的紮鐵模型,處處是學生的練習成品。

職工盟或將解散的消息傳來時,黃惠民正在為當時的課程收尾,沒想到那成為短期內的最後一課。2021年公民社會瓦解,已有不少組織解散,職工盟早已處在風雨飄搖的境地。他說自己不太意外,心理準備已經做過了,只想做好自己本份,上好最後一堂課。黃惠民不想放棄課程,但失去場地,加上職工盟解散後經費銳減,工會運作也困難重重。

與黃惠民對話時,你能感受到一種堅固的氣息。時代再怎麼崩壞,他也能擋在眾人面前。「其實做人來說,你可以做得到的,是你的福氣。無論點都好,盡量做好自己先。如果你不先做好自己,你怎麼可以要求別人做得比你好?」有年輕人稱他為自己的偶像,但他想做的是「橋躉」,「我不想做一個偶像,我是一個組織者。組織好的話,我是可以退出的。」

對話之時,我們正坐在課室,身邊環繞着高大、散發着金屬色澤的紮鐵模型,這天天氣清朗,午後光線讓金屬器物顯得不那麼冰冷。「保護你的組織……如果你做不到,怎麼稱為組織者?」講到這裏,回答問題時從不遲疑的聲音中斷了。抬起頭,看到黃惠民突然哭了,起身走出門外。

從車站走到這裏是不是有回家的感覺?「不要想啦。不要叫我回望後面的東西。」他說,「如果不是這樣要遷要拆,不會不捨,因為還有機會重新來過。但是現在好像看不到還有機會。這不單止是拆遷,難聽講句,好似自己仔女死。」

「我其實是一個幾眼淺的人,」記者想遞紙巾給他,他擺了擺手,轉身朝放雜物的桌子走去,拿出一包紙巾。黃惠民笑笑說:「這裏是我的屋企。」

(特別鳴謝鄧建華協助)

攝  影 林振東
撰  文 何恩林、李慧筠
資料整理 曾芷筠
策  劃 林振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