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香港的六四痕跡被逐一抹去之後，高約八米、一身橙色的國殤之柱，幾乎成了最後的遺物。

它矗立於香港大學校園，已經20多年之久。最初，雕塑上64張痛苦扭曲的人臉以及它所釋放的強烈呼籲，曾引發爭議甚至肢體衝突，但久而久之，人們習慣了它沉默的存在。然而，當清算席捲香港公民社會不同板塊之後，政權和民間角力的舞台，再一次圍繞這座雕塑驟然升起。

連日來，許多市民特地去港大憑弔，「趁它消失之前看一看」，很多人以往未曾親眼見它，此刻都湊近，仔細觀看、記住每一張臉的表情，有老人想起六四時被鎮壓學生的慘況，有中學生想起香港此刻的困境。

10月8日，港大透過孖士打律師行（Mayer Brown）向正在清盤中的支聯會發信，要求後者5天後移走國殤之柱。支聯會清盤人之一蔡耀昌回應稱，港大作為「具言論及學術自由的空間」，有責任和使命保留國殤之柱。港大至今未作回應，但事件峰迴路轉。雕塑的創作人、丹麥藝術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也找到律師協助，表明他是國殤之柱的擁有者，若港大擅自移動而造成破損，需賠償損失。很快，孖士打律師行表態，在國殤之柱問題上不再代表香港大學。

事件甚至演化至外交層面，丹麥外相科弗德（Jeppe Kofod）就此事發出聲明，對香港事態表達深切關注；同一時間，前特首梁振英步步進擊，抨擊高志活。

「國殤之柱會被搬走、被拆走，在目前氛圍下可能是時間的問題了。」激烈角力之下，王振星心態悲觀。1997年6月4日深夜，王振星作為港大學生會會長，和500多名學生、市民一起護送國殤之柱進校園。面對警察阻擾，他們手拉手築起人鏈，高聲唱著《國際歌》，最終在眾人努力和幸運的偶然之下，成功入閘，在爭取自由的路上開了一條小徑。

「我當然很想國殤之柱繼續留在香港，現在它是香港故事、中國故事的一部分了，但我的律師覺得這很難了、考慮到國安法。我希望先將它搬離香港，運去美國做展覽，去美國會讓它更安全，丹麥可能敵不過中國攻擊，」高志活對端傳媒表示，從一開始，國殤之柱的理念就是要營造一個「現實的舞台」——舞台之上，政權、公眾、媒體互動碰撞，而雕塑的象徵意義，正正是透過政權的反應來折射的，就看有關當局是破壞它，還是允許它繼續豎立。

民間有「牙力」

國殤之柱來到香港，是在這個城市迎接命運轉折的前夕──1997年5月。

它高約八米、重約兩公噸，由青銅、混泥土等建造而成。從設計到建成，高志活團隊花了整整三年。高聳入天的泥柱上，雕滿了密集的、扭曲的人臉，成人和孩兒都有，一共64張臉，象徵64事件中的受難者，貼近看，讓人感覺有些不安、恐怖甚至猙獰。

這正是高志活想表達的。他出身鎖匠，自學雕塑，80年代成立個人工作坊，長年關注世界各地不平等、不公義事件。他留意到，即使對於流血衝突、屠殺平民，人們的記憶也會越來越短。因此，他要透過在公共場合再次直觀呈現六四事件等歷史悲劇的受害者的痛苦，來提醒人們歷史上的恥辱。他也設想，在中國領土上擺放這座藝術品，未來發生在它身上的一切，將成為香港自由的一塊試金石。

這是一系列作品，名為恥辱之柱（Pillar of Shame），全球一共展出5座，每一座都有著相似的外型和設計。第一座對外展示的，是1996年聯合國糧農組織高峰會期間在意大利展出，為了紀念全球因飢荒而死亡的人們。

蔡耀昌回憶，當年高志活聯繫支聯會，希望在香港展覽國殤之柱，支聯會響應配合。起初，大家設想在公園等公共領域展示國殤之柱，但由於當時立法局、市政局的部分議員反對，計畫最終泡湯。

支聯會轉而想到大學校園，開始和各大學學生會溝通。很快，擁有自己管轄場地的港大學生會開始積極向校方爭取，在校園內豎立國殤之柱。

「這麼多大學中，港大學生會是最有牙力的，也最有歷史，真的有它自己管理的場地，」蔡耀昌指出。「牙力」是地道廣東話，意為說話、做事有影響力，有議價能力。

香港大學學生會有109年歷史，組織架構最為獨立，1949年註冊成為獨立社團，由校方協助，向全校學生收取會費，在80年代，經協議，港大學生會擁有黃克競大樓兩層半及樓下有蓋平台的管轄權。

王振星回憶，最初港大校方以安全為由，不同意豎立雕塑，學生會就建議先運回校園，將之橫放於黃克競平台。97年六四維園燭光晚會過後，深夜11點多，一片漆黑之中，王振星、學生會的同學們、支聯會人士跟著大貨車，來到了港大校門。

校門大閘緊鎖。保安、校職員都拒絕開門，僵持之下，許多宿生、市民都趕來聲援，現場慢慢聚集了500多人，大家席地而坐，唱起了《國際歌》。不一會，校方報警，數十名警察來了。人們緊張起來，手拉手築成人鏈，環繞保護貨車——因為過於巨大，國殤之柱每次搬運時，必須拆卸成兩段，平放在兩輛貨車上。

王振星記得，期間他和校方一直保持溝通。「學生會這麼多年來搞活動，出入校園都是自由的情況，為何這次不一樣？」但雙方一直談不妥。

突然，一輛私家車欲從港大離開，王振星記得，閘門這時候打開了，學生、市民馬上衝過去頂著閘門。「（後來）警方也沒有堅持不讓我們進入，校方當時的前線職員也軟化了，我們的貨車就成功開入校園了。」王振星說，很多年後回想，那一輛不知道是誰的私家車，就這樣為歷史帶來了轉折點。

據立場新聞轉載《中大學生報》當時報導，車上載有的是外國人，據報還有一名不舒服的女士，期間外國人打給了警察，一番溝通之後，保安開閘了；但最初警察不從，搶走了貨車的鎖匙，數十名市民則反包圍了警察，在炙熱的六月，警察和市民臉貼臉，現場一片混亂；最終，一名警員拿起大聲公宣布：

「我想澄清，我哋唔係話幫校方，亦都唔係幫學生。」他稱警員只是為了維護公眾安寧，考慮到現場環境和群眾的安全，警方會讓他們進校內。

從此，國殤之柱就進了港大校門，自由開了一個口子。

豎立成為一種常態

國殤之柱隨後在其他七所公立大學進行了巡迴展出，但很快又遇到困難，被封存在一個貨櫃之中，長達半年之久，因為當時港大學生會評議會認為黃克競平台並非處理國殤之柱的適當場所。評議會是學生會的監督機構。

1998年9月，王振星下一屆的學生會，舉辦了全校學生投票。在合資格投票的9500名學生中，2200人參與了投票，超過75%的人贊成國殤之柱豎立在港大校園之內。然而，校方堅持學生會應向校務委員會申請豎立國殤之柱，學生會則認為，將國殤之柱置於自己管理的黃克競平台，又有投票結果為基礎，無需申請。

時任校長鄭耀宗拋出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校董會給你用的地方，不是永遠都屬於你的。」

不管如何，這一年年底，學生會將國殤之柱從貨櫃調出。雕塑重返黃克競平台，又平放了半年之久。

1999年六四週年前夕，學生會計畫，待國殤之柱在維園晚會展覽後，把其豎立於校園之內，校方再次密集施壓。後來，同樣在六四集會過後的深夜，400多名學生、市民再次護送國殤之柱進校園，並將上下兩段砌合，這件一直難以容身、長期平躺的作品，最終豎立起來了。

校方一度批評學生會不負責任，揚言保留「任何適當行動移走雕塑的權利」，但隨著時日演進，沒有人採取任何行動。

豎立漸漸成了常態，人們開始習得了記憶和儀式。每年六四前夕，支聯會和學生會都去清洗國殤之柱，再獻花悼念。在介紹港大校園的旅遊指覽中，也常常提及國殤之柱，將它視作香港特色的地標。一開始，媒體對國殤之柱的關切，就連一塊碎片掉落也專門報導，但久而久之，新聞也習以為常。

不過，豎立的位置總是讓人戰戰兢兢。這數平方米博弈而來的空間，並無什麼白紙黑字的條文保障，什麼時候又被奪走？

早於2006年，港大就宣布將為2011年到來的百年校慶，進行校園擴張。根據百年校園方案，一條新天橋將穿過黃克競平台，以連結新舊校園。人們開始緊張，國殤之柱是不是要被逼遷了。

蔡耀昌記得，當時港大校方主動聯繫了支聯會，表示新校園建設之下，要移動國殤之柱，但在校園內劃出了兩個新地點，交給支聯會選擇哪一個。

這兩個地點，一個臨近黃克競樓的花槽，一個更靠近新港鐵站，蔡耀昌最終選擇了後者。雖然這個地點被眾多教學樓環繞，相對逼仄，但未來很多人流都要經過這個地點，可以讓更多人直視這座雕塑。

2011年，國殤之柱搬到了校園內的新地點，此後10年內，一直相安無事。由於擔心雕塑倒塌，以及颱風天的風險，2013年年初，校方在雕塑四周加建了一個鋪滿鵝卵石的花園，用以分隔路人，同時從高空用數根鋼索，將雕塑頂端牽連附近大樓，用於穩固雕塑。

無論是在王振星還是蔡耀昌看來，這次新校園建設的動遷安排，以至後來校方協助加固，都顯示了校方允許國殤之柱的展示成為常態。

我們現在做的，也會成為故事的一部分

2021年春夏的香港校園，許多過往習以為常的，都已一一打破。

八所公立大學中，學生會均因不同原因，難以再繼續運作。遭校方不承認校內角色、收回管轄場所後，港大學生會目前幾乎只能維持最基本運作，自1989年成立的支聯會也於今年9月宣布解散。很快，港大發信要求清理國殤之柱。

蔡耀昌說，此刻的香港，與過往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語。回想國殤之柱運到香港之初，支聯會、港大學生會和高志活之間，均無什麼正式協議，大家沒有想到要去奪得什麼擁有權，只想在香港，為這個藝術品找到一個容身之所。今天，清盤中的支聯會能做的，似乎只有尊重高志活的決定，讓雕塑回歸創造者本身，去決定它在香港的去留。

在丹麥的工作室裏，高志活連日來把保衛國殤之柱，當作一個大型campaign來打。他一邊聯絡丹麥外相、丹麥政客和不同人權團體以爭取國際關注，一邊聯絡港大校方隔空拉鋸。

高志活又向香港社會發出呼籲，倘若校方擅自搬動國殤之柱而讓它崩壞，他呼籲市民們都去撿拾所有碎片，將之作為歷史的見證而保存下來。

好多年前開始，國殤之柱就已經頗為脆弱了。

2008年，高志活發起「橙色行動」，呼籲人們在北京奧運年關注中國人權和民主進程。他認為，紅色代表中共，黃色代表自由民主，兩種綜合是為橙色。當年4月，他抵港，計劃將國殤之柱漆成橙色，不料被拒絕入境。後來，支聯會和港大學生會一同搭起棚架，將國殤之柱全身漆成橙色。

在2009年、2010年，已經豎立十多年之久的國殤之柱，開始不時掉落碎片，高志活兩度前來香港計劃修補，兩次都被拒絕入境。

到了2013年9月，高志活才成功入境。當時他曾經以為，這座藝術品可以在校園內永久豎立，他因此在原本空心的雕塑內，加注了混凝土，以讓它更穩固的豎立在香港土地上。

「我們現在繼續做的，也會成為國殤之柱故事的一部分，這就是我想要的，讓它去反映香港民主、自由的狀況。從一開始，我就知道中國不喜歡這種藝術品，但我不是要做政府喜歡的東西，你做一件作品，然後政府很開心，那有什麼意思？」高志活表示，24年來，所有圍繞雕塑所發生的互動、衝突都成了它意義的一部分了。

1997年，高志活運送國殤之柱來港，也是他第一次來到這裏。當時司徒華接待他，說「你應該有一個中文名」，幫他取名高志活。「我一直很喜歡這個名字，司徒華告訴我，它的意思是遠大志向。」他說。

在離世之前大半年，2010年5月，香港民主派元老、教協、支聯會、民主黨創辦人司徒華曾公開表示，對於國殤之柱，他有三個願望：第一是希望它能永久安置在香港大學校園之內；其二是希望以後灣仔的金紫荊廣場也豎立一個國殤之柱，讓遊客憑弔·；他還希望有一天，天安門廣場上也可以豎立一個國殤之柱，「到時候所有國內的人民都可以憑弔當年的民主烈士，知道愛國民主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