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當時住在我們對面的一座樓。3號晚上10點多，我看到他房間還亮著燈，想他肯定在家，但第二天清晨6點，我看到他房間燈還是亮的，他肯定出去了。

我趕緊過去，看到他留了一張紙條給我「我去找同學，六月三號晚上。」他的床也是沒睡過的樣子。我給學校打電話，問他有沒有到學校去，我找他的同學，問有沒有見過他，同學都說沒見到。我一直很希望他還活著的。

但看孩子也是不自由的，這些年，我們被看得越來越緊。兩會、清明、六四，電梯口和樓下都有人，買菜還跟著幫我拉東西，也會監視我們一切通訊工具。今年兩會，境外好像也打不進來了。這麼多年也不能公開悼念，還得乘搭他安排的專車前往墓園。

30年過去了，我們年紀大了，56位難屬已經離世，現在還有126名成員。

我的丈夫、孩子的父親王範地前年底去世了，我今年也82歲了，不希望走的時候，這事情還不解決；萬一還未解決，希望活著的人，繼續堅持，奮鬥一生。

胡耀邦去世後，我說必須做一個大花圈送去天安門。我是中國政法大學講師，從校門出發，一路呼喊著「耀邦千古、新聞自由、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法治萬歲」的口號，遊行3個多小時到天安門。這是1989年4月17日，八九民運第一次有組織的遊行。

5月13日，我開始絕食，和學生共進退，之後3次被送到醫院急救。北京幾乎所有醫院都住滿了因絕食而送醫的學生，我甦醒後稍微調整體力，馬上就會回廣場。我在院內總覺得怎麼那麼好睡，睡得那麼香甜，後來才知道是醫生好意在輸液裡注入安眠成分，讓我們好好休息一下。

6月4日凌晨，天安門廣場氣氛非常恐怖，四周佈滿戒嚴部隊，全副武裝，頭戴鋼盔手持槍枝，還有很多裝甲車。廣場上空不斷有發射子彈劃出的彈道，就像節日放禮花一樣。

我遇到一個老鄉，說幫我拍張照，我想那可能是我人生最後一張照片，請她一定幫我寄回溫州老家給我母親，至今也沒有收到，我擔心她已經遇難。許多遇難者因照相被射殺，是因為中國官方最不願意看到有人把屠殺紀錄留下來吧。

我們和平理性非暴力，我們就讓你殺，殺完以後就讓世界可以看到這個政權的殘酷。實際上也害怕，但是害怕也不能走。因為太多民眾為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堅持不走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清場了，最先衝上來的是27集團軍特勤先隊。他們端著槍喊：「走啊！往開走啊！」有的用槍托、木棍捅你，用腳踢你，逼你走。我們被推下去，又坐回去，又推下去，又坐回去。

清晨5點半，學生從天安門廣場撤出，走到六部口附近時，三輛坦克從後面追來，發射軍用毒氣彈，一些學生暈倒在地。其中一輛坦克編號106，突然轉彎從背後衝入隊伍，追軋學生。現場有5具遺體，看形狀就肯定已經沒救了，其中一具是自行車車把從後背刺進去，從前胸透出來。

我在現場親眼目睹，只是我的隊伍位置靠前，撿回一條命。

我後來研究得知，當時死了11個學生，包括北京商學院的女學生龔紀芳，她吸入毒氣彈氣體過多，送到醫院時呼吸系統已經糜爛，當時只有19歲。北京科技大學的博士生林仁富半邊身子都被壓扁了。後來有個運輸個體戶開著小卡車把5具遺體送到中國政法大學，卡車到的時候，校門內外真是哭聲一片。

1990年冬天，我南下偷渡，先到佛山找蛇頭，哪知六四屠殺後，他們怕受牽連，等了很久都沒有人肯帶。後來有個蛇頭收了3倍價錢帶我到珠海，我再游泳去澳門。

那天夜裡攝氏7度，風浪很大，茫茫的海灣，看不到燈光，我差不多要凍死在海裡。前後花了4個小時，終於游到澳門，再往香港，最後輾轉去了美國，開始以研究六四作為畢生志業。

我無法回溫州了。近年寄居台灣，這是我拍的照片。漫步街頭，車流人流交替，雨絲拂面，讓我彷彿置身於温州。

89年6月3日晚，在家吃過晚飯後，我牽着兩歲多的女兒，往天安門廣場走去。

走到燕京飯店附近，女兒遠遠看見正在焚燒的車輛，說：「爸爸，你看那邊那麼亮。」這時，我們身邊突然響起陣陣急促的子彈聲，孩子不懂危險，反而興奮起來：「爸爸，發炮了，過年了！」旁邊有人喊「快跑」，我本來揹着孩子，馬上轉而抱住她，往邊上的胡同裏飛奔逃命。

那會兒年輕氣盛啊，現在想來真是害怕。

89年5月20日，當局頒布戒嚴令。深夜，我跟一群北京市民在北京軍事博物館附近圍住30輛軍車，整夜教育軍人不要傷害學生。有人把一隻喇叭遞給了指揮車中的中校，要求他表態。

「各位北京市民好。我是中校，我是副團長，但是你們放心，我們，絕不會鎮壓北京市民，更不會鎮壓我們的大學生。」

「人民解放軍萬歲！」大夥兒齊呼。

我不知道，這位中校和他手下的部隊最終有沒有參與六四鎮壓。

我當過警察嘛，反偵查能力可好了。我們在一座居民樓裏印刷民主刊物，專選在晚餐時間鄰居炒菜、電視新聞播放時打印，那樣鄰居就不會聞到油墨味、不會留意到印刷的噪音。

96年，女兒第二次來探監，我事先不知道，直到獄警隊長來跟我說：「孫哥，你女兒也來了。」我太激動了。

我們隔着玻璃說話。我一看，孩子長高了，都長1米5了，四年級了。我問她，還認識爸爸嗎？

她說，認識，老看你照片。她的眼淚在眼眶裏打轉，就是不下來。我說，你好好讀書，你不要再來了，爸爸還要一年多就回家了。

我出獄的時候，女兒11歲，自此我們就像朋友一樣相處，無話不說。她喜歡哪個男生都告訴我。

出獄後，我先後開過兩家書店。2003年，第二家書店開在北京大紅門，租金很貴，我跟朋友借了好幾萬。但開店不到3個月，我參與組織了一個民運人士的私人聚會。第二天，兩輛警車直接開到我店門口了。

我說，你們什麼意思？他們那帶頭的說：「孫大哥，沒事兒，想您了，看看您來了，想找您下盤棋。」結果他下完圍棋殺象棋，殺完象棋下跳棋，從早上8點下到晚上8點，我一天一單生意都沒做成。

89年5月，香港中文大學幾乎所有學生都在關心北京學運。我是社會學系四年級學生，也是中大「國是學會」的成員，平日十分關心中國事務，到了八九民運期間，更加整日討論學運。我幾乎無心考試，5月24日，我和同學一齊自費飛到北京，帶著香港市民的捐款和10部對講機，去支援北京學生。

在天安門廣場，我發現北京學生的膳食由他們學校的食堂供應，但外地學生的膳食就沒有人理。我感覺外高連組織鬆散，似乎不理廣場上同學的死活。我有點不喜歡廣場上的指揮部，覺得他們把大家分了階級。

我見過好幾個同學分一個饅頭，或者只食白飯。於是我與中大的同學用香港市民捐款，設立物資站，每日到天安門附近的民營工廠訂購食物給學生，包括麵包、蔬果、肉類和蛋，還有帳篷，我還保留了那些單據。

6月5日，我坐上了香港政府派來接記者和學生的包機。起飛前的海關檢查，感覺和平時很不一樣，行李根本沒有檢查。我背囊裏還有為學生買食物剩下的九千多元人民幣，根本沒人查問。我想檢查人員在暗中幫助我們逃亡。

我感覺，我把整個北京都丟下了。

回港後，我天天到學聯整理六四報章，思緒混亂，茫茫不知所措。一齊幫忙的幾個中大同學，大家都不怎麼說話，氣氛沉鬱。後來，又有義務律師和法律學生來幫我們錄口供，記錄六四屠殺的見證。

後來，我便不再碰觸任何六四資料。直到25週年中大同學想集體出書，我才逼自己重新回憶一切。當年一齊上京的同學，不少漸行漸遠。他們很少談起六四，有人堅持做更多事情，比如潘毅；也有人漸漸淡忘，從未開過口。因為出書，大家才再次聚集。

現在每年聖誕，國是學會的新舊同學都會到我家中小聚。我也有無力感。為什麼30年了，這個國家都沒給機會我們這些目睹的人釋懷？

我流亡去了法國，當了大學教授。2017年，兩家出版社邀請我與記者、畫家合作，以親身經歷為藍本，製作了一本漫畫《天安門1989：我們被粉碎的希望》，獻給六四30年。

書中的我開首便說，「我離開中國已經30年，但是每天，我都會回到天安門廣場上。」這本連環畫並不完全是一部自傳，而是一個化身的陳述吧。這裡講述的故事，也並不僅僅屬於我自己，而是屬於數百萬在北京、在全世界經歷過這一事件的中國人。

後來胡耀邦去世，學生遊行，還提出了七條要求，包括為知識分子平反、公開國家領導人收入，公開檢討政府失誤，解除報禁，取消遊行示威的規定等等。這條七點要求已經進入歷史，但在我看來，其中大多數並未過時，對當下中國仍有現實意義，中國遲早要做出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