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觀看謝嘉敏的攝影展覽 Narrow Distance 時，我被一張照片所吸引——兩個年輕男子靠着巴士站，光天化日下手拖手，面上流露尷尬而堅定的眼神，小戀人面向對方，動作異常生硬；旁邊的阿叔阿嬸注視他們，𥄫到實一實。
照片展現了社會對性小眾的無聲壓逼，那種壓逼不是語言、肢體暴力，而是潛藏在生活中，沉默的、內化了的歧視，令我想起有關同性戀題材的童書遭閉架，性小眾逐漸被滅聲。在「表面開放」的社會上，歧視深入制度中，猶如路人銳利的目光，令同性相愛的事情變得複雜。
或者，翻開嘉敏的新書，我們會找到一絲盼望。
2006年10月，居住在紐約的嘉敏回港尋根，她遇上兩個情竇初開的女孩，她們互相笑鬧、調情，探索身體的慾望，膝蓋微微觸碰在一起 。嘉敏形容，她們身上閃耀著希望，對周遭的世界毫不在乎。當時二十五歲已經出櫃的她第一次在公共空間遇上酷兒情侶，她渴望拍下當時情景，猶豫不決之間，二人消失得無影無蹤。後來，她一直尋找着這對小情侶，於是每年暑假，她回港拍攝性小眾的肖像，一拍便拍了十幾年。
攝影集逆轉「消失的香港」
今年8月，她把2004年至2018年的照片結集成書《Narrow Distance》，攝影書包括香港地貌、性小眾肖像、靜物、家人照、自拍肖像等，不同形式的照片交織在一起， 形成開放的閱讀經歷。「有趣的是一句說話很難解釋這書是關於什麼，它講家庭、身份、香港、紐約與香港的關係，講群體、尋根、將來。香港事物不斷消失，無晒無晒（沒有了），攝影集的相片次序逆轉了消失的敍述。」
攝影集從舊啟德機場的故事說起，凋零的機場雜草叢生，扶手電梯蓋上一層灰塵，「離境」與「接機處」指示牌已經過時，指向一個失效的回憶，灰白照片示意一個時代的終結。嘉敏說，新舊機場的交替，在她看來象徵著香港主權從殖民政府回歸中國政府，英國為了消耗香港政府庫房的儲備，而興建價值不菲的新機場。啟德是她和香港人的集體記憶，當嘉敏是個手抱嬰兒時，她和家人踏上美國的飛機，告別香港。因此，她重回空缺位置，娓娓道來酷兒故事，撿起一塊塊失落的記憶碎片。酷兒（Queer）原意是指「古怪」、「怪胎」、「變態」的意思，但後來同志運動逐漸擁抱這個字，酷兒成為性少數群體的代稱之一，同性戀、雙性戀或與一夫一妻異性婚姻有所不同的異性戀者，都能接受這個稱號。
「攝影書的編排刻意跳來跳去，你不知道這裡是香港、紐約，你不知道年份，我想有流動性，因為我們腦袋的記憶不是直線的。」流動記憶像水，作品偶爾憶起一個微小碰觸、一個甜密片段，令人陷入回憶中。 2004年，嘉敏獨自重回陌生土地，以攝影去了解母親的家庭和香港。影集雖然沒有時序性，開首部分是在城市角落裡的酷兒肖像，嘉敏在停車場角、後巷、樓梯間拍攝人像，展現城市的壓逼感。後來，嘉敏進入酷兒群體的家居，拍攝他們私密的生活形態。
「別人說我不是美國人，不是香港人」
透過朋友介紹，嘉敏認識本地的酷兒群體，拍攝前，她與新朋友吃飯飲酒聊天，以他們的生活經歷作為拍攝藍本。「有人說我不是美國人，又不是香港人，於是我用這個角度了解香港，新朋友帶我去不同地方。一開始我的不認識是缺點，我卻利用它完成拍攝。」嘉敏說，過程要不斷學習及拋棄所學知識（sense of learning and unlearning），正如瑞士攝影師Robert Frank拍攝五十年代美國上流社會與貧苦大眾，以外來者的抽離、批判角度質疑美國的主流價值，令《美國人》成為當今最重要攝影書。
作為外來者，嘉敏仔細聆聽酷兒的故事，從事時裝行業的Toby喜歡穿嬌豔女裝，化身成變裝皇后出席同志活動，但家人一直不接受他的嗜好。Toby說，「如果我要穿裙或高跟鞋，我會出門才換裙，父母不接受這件事，我不想影響這個生態環境，家裡都有個生態環境，你很想講，都不可以講。」於是，他不時在幽暗樓梯間快速換衫，神不知鬼不覺地轉換性別身份認同。
「我想塑造這個腦海形象，我在長沙灣找到有自然光的樓梯。我想鏡頭由下面望上去Toby。這個影像不是羞恥，是關於開放，有很多自然光，好像他的心在發光。」嘉敏說。素顏的Toby雙手打開白襯衫，下身剛換上長裙，自然光穿透襯衫，清新照片凝着角色轉換的一刻，仰視角度突出他的英雄形象。
除了重演生活片段外，嘉敏會與朋友合作，商量擺拍的橋段。「我和Matthew影了好幾年，我想做王家衛《春光乍洩》，當中有很多片段提及回歸。」嘉敏說，於是她重演了黎耀輝（梁朝偉飾）與何寶榮（張國榮飾）相擁跳舞的一幕。電影《春光乍洩》中， 二人相約到南美洲觀賞伊瓜蘇瀑布，旅途中二人迷路、爭執、分開，過著若即若離場的生活。何不時跟黎說，「不如我們重頭來過。」最後，黎耀輝97年回港，隱含回歸的喻意。在大廈林立的背景下，二位主角相擁跳舞，神情肉緊，令人憶起相戀的美好時光，隱喻殖民地的身份議題，有人眷戀殖民時期的香港，亦有人渴望回歸。作品酷兒化時間和空間規範（queering time and space），打破時空的常規。
拍攝百多位酷兒朋友後，朋友問嘉敏，「你經常訪問人，你覺得香港是怎樣的？你的身份是什麼？不如你訪問自己，影自己。」鏡頭向外，照片展現嘉敏與酷兒群體的關懷與微妙關係； 鏡頭指向自己時，攝影師處理的是「我是誰」—— 「我」如何塑造鏡頭前面的「我」。
嘉敏生於香港，小時候隨父母移居紐約，父母在中餐館打工，典型勞工階層。回到香港，一頭清爽短髮的她夾着香煙，披上骯髒圍裙，瀟灑地站在「二手炮」（字意：老土）的街角圖鴉前自拍。另一張自拍照，她身穿維修技工打扮，認真肅穆地提着工具，帥氣地站在車房前。嘉敏扮演香港豬肉佬與車房仔的角色，打破了職業的性別定型，亦尋回上一代人的印記。
「這是關於想像現實（ imagined reality），如果我在香港長大，爸爸媽媽都是勞工階層，我不可能讀這麼多書，也可能做餐館、打工。」嘉敏笑說，扮演車房技工帶有陽剛女同志的幻想 （lesbian butch fantasy），自拍照給她機會轉換性別、扮演心儀角色，自由地作一場性別操演。
人人都是攝影師？
今天我們一人一手機，方便快捷地自拍，塑造理想的個人形象。嘉敏卻反其道而行，每次拍攝都提着木製大片幅相機、鏡頭、腳架與存放底片的便携式冰箱，緩慢地紀錄這些肖像，每張照片至少用上大半天。「我用這個相機，不會擋着面孔拍攝，而且不是偷拍，我們合作，你不能走開，相處這個時間很重要的。」底片相機比數碼相機大而笨重，很多攝影師運用大片幅相機拍攝壯闊地貌，底片色彩富有層次感。嘉敏以珍貴底片記錄這段香港回憶。「每個主角的故事很重要，我需要有相機的存在性（camera presence），被攝者自然有很強的存在性，這是很重要的。即使阻住路人都值得，香港的速度這麼快，我用相反方法去打它（抗衡現實），是件好事。」
在嘉敏的鏡頭下，由於拍攝時間被拉長，他們都放鬆、舒適地做回自己，一身肌肉的小風自信滿滿地直視鏡頭，有很強的主體性；亦有打開漫畫的可愛宅女，從書上探頭出來，呆呆地面向鏡頭。「我要等待那張照片宣示自己。（ I wait for the picture to announce oneself）有些人的主體性很強，那很好，他可以做我的導演，有強有弱，書的調子互相平衡。」拍攝人像一向是最有挑戰性的題材，被攝者的性格能否自然地呈現在鏡頭前，取決於攝影師與被攝者的關係。
嘉敏舉了兩位肖像攝影大師為例，美國時裝攝影師Richard Avedon拍攝人像時主動介入及操縱主體的情感，例如，他告訴一對愛狗的有錢夫婦，他所乘的的士剛輾過一隻狗，令他們展現愁眉苦臉的神態，作品為著名的《The Duke and Duchess of Windsor》。Richard Avedon認為攝影根本沒真實，他人的肖像是有關攝影師本身，多於被拍者。
嘉敏說，他的拍攝手法具有入侵性，即使拍攝一千人也是以自己做主角。而她喜歡的攝影師Judith Joy Ross剛好相反，照片以被攝者為主角，她從不指導被攝者，把8X10大相機放在人前，以緩慢方式拍攝，捕捉生命的美好，照片呈現私密感覺 。「Ross曾經說過，我們每個人都很害怕拍照，連攝影師都好緊張，但作為攝影師，你若然不跟隨被攝者的帶領，便影不到相。第二，好照片要有一種尚未完成的質感。」嘉敏說。尚未完成的照片，影像語言有點模糊，輕輕觸動讀者的神經，令人留有餘思，想再次細味照片。
然而，在影像泛濫的時代，人人每天躁動不安地滑手機，不斷尋找誇張失實、赤裸性感或暴力激情的影像，刺激麻木的眼球。對於隱約、細緻的影像，需時咀嚼的影像，大眾更難接受，甚至反問藝術家：「為何不寫說明？」嘉敏的新書沒有附上任何說明，每一張照片都沒有人名、地點、日期，只有書後幾篇文章，她希望留有空間讓觀眾去發現、尋找、想像。
「這本書沒有圖片說明、作品名稱，這樣太直白了，失去了攝影的神秘感。觀眾從閱讀過程中找到自己的故事，影集有想像力、彈性、開放性，讓人思考、解讀影像。」
謝嘉敏。攝：林振東/端傳媒
| 攝影 | Ka-Man Tse |
| 撰文 | Nicole Pun |
| 編輯 | 林振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