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足球
刚毕业于香港大学运动科学系的陈肇钧。摄：吴炜豪/端传媒
24岁的陈肇钧刚刚在香港大学运动科学系毕业，但过去六年，他还有另一个身分——职业足球员，曾效力「深水埗」、「横滨FC（香港）」，现时在本地老牌劲旅「南华」踢球。
「2014年亚运，陈肇钧代表香港披甲上阵，射入两球，香港队连续两届跻身十六强。自此，他被称颂为「英雄钧」，成为球坛的新宠儿。
两年后的今天，晋级的创举和「英雄」似乎被遗忘了，陈肇钧却不以为然：「香港人一向都是善忘的。看到香港球员入了两个好球，晋了级，一刹那高兴过后，明天上班已经忘了。」
的确，大众对本地足球的热情，稍纵即逝。亚运过后，2015年11月，香港在世界杯外围赛力战中国。那天旺角大球场爆满，6071名球迷拥进球场，拉起「香港劲揪」（香港厉害）的横额，大喊「We Are Hong Kong」。比赛后，社交平台忽然热闹起来，人人都说：他们以香港足球为荣。
2015年11月，香港主场对中国的世界杯外围赛，吸引了6071名观众入场。摄：卢翊铭/端传媒
欢呼狂热过后，一直被批评死气沉沉的香港足球真的「劲揪」了吗？
今年9月，香港主场迎战柬埔寨，旺角大球场代表全场爆满的红旗不见了，入场人数锐减两千多人，剩下3465个观众。
「中港大战之后，你看现在还有人谈论本地球赛吗？还有人说好想继续看香港队吗？」在陈肇钧眼中，「港中大战」的起哄，源于香港人对香港的归属感，「可以进场骂对面球队的人，发泄一下」。
更惨的是，香港本地联赛连这样人声鼎沸的发泄都没有。陈肇钧在日常比赛中，总会看到空凳，有时观众只有寥寥数十人，令他「难免感到唏嘘」。 「现在大家都看英超、德甲，不再看本地波了」。
「香港足球其实不是只有代表队，还有本地联赛，这才是足球员大部分的收入来源。」陈肇钧说。
回顾1970年代，香港顶级联赛瞩目非常，平均每场有约4700至5800人入场，但到了2005／2006年球季，入场人数大跌至1000人，2010／2011年更一度只剩下710人。
更为讽刺的是，上年足球热潮后，本地联赛场平均入座率不升反跌，由 2014／2015 球季的1048人，减少到2015／2016球季的1018人。
陈肇钧说：「以前喜欢看香港波（足球）是以前的事，劲旅对碰的大战一定爆满。现时哀求大家进场，大家也未必看。现实是香港波真的少人看。」
「我有时到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地方踢作客比赛，常常看到几万人坐爆球场。他们打气的声量很大，连我旁边的队友都听不到我说什么。」
入场人数少，意味着球赛收益低。 2008／2009年球季，每场比赛收益只有15000多元，到2015／2016年，每场收益虽然升至30000余元，但要支付场租、职员及球员收入等，根本不够用，「支付一个外援球员的月薪加上奖金也不可能」。
10月2日于旺角大球场上演的一场联赛重头戏，由南华主场迎战东方龙狮。入场人数为3,283人，购票人数为2,940人，门票收入为$154,510元正。摄：吴炜豪/端传媒
收益减少，不少球队营运都出现困难，参加的球队越来越少。 2014年成立的香港超级联赛，首两个球季只有9 队球队角逐锦标。到了2015／2016球季，这个一直标榜「职业化」的联赛为了「凑够」参赛队伍，甚至要邀请业余球会「港会」和中国足球协会所属球会「R&F富力」参赛，惹来一连串争议。
球赛管理不善，加上一直被诟病的球场质素，这些问题不断减低香港球迷进场的意欲，球赛收入接连下降。恶性循环下，陈肇钧说，香港顶级球队的财政主要依靠班主投入，「球员在这个逆境里收入不算差」，但很多踢较低组别、小球会的球员，最后为了生计也要离开足球，「有的做车房，有的做跟车工人」。
留在球场上的，也有部分球员卷入了假波丑闻。 10月6日，廉政公署证实拘捕了6人，当中3名为现役球员，还有1名助教兼球员、1名退役球员及1名收受赌注人士。廉政公署指出，5名被捕球员，涉嫌收受9万多元贿款，在4场预备组联赛赛事中「打假波」（比赛造假）。
陈肇钧参与球会操练。摄：吴炜豪/端传媒
但无论如何，陈肇钧说，自己既然选择了走职业足球员的路，就要继续为理想走下去。他强调会专注每一场比赛，全力争胜，但他希望和他同行、在场边鼓励球员们的，不是一排排的空凳，而是更多愿意把本地足球融入生活的香港市民。
「真正的『撑自己人』，不是只撑香港队成员，还有一众本地联赛的球员。香港足球联赛很重要，因为它承载着很多人的回忆。」陈肇钧说。
「香港足球是我的生命。」黄兴桂在访问刚开始就说出这句话，声音一如既往的浑厚。
72岁的「桂神」，是香港响当当的足球评述员，评述风格自成一派──幽默、跳脱、爱讲哲理「金句」。不少旁述，像「好波不妨一睇再睇！」、「神奇！顶级！超卓﹗」都成为街知巷闻的经典，牢牢烙在球迷脑海中。
「今年开始，我不讲英超了，会专注讲港超联。」他接着说。
作为一个殿堂级的评述员，主力说观众寥寥、场均1000多名观众入场的本地波，不觉得有贬身价吗？
「桂神」不假思索：「讲波都不一定要讲最好、最多人看的波。在我眼中，讲港超联是我的抱负，因为我想推广香港足球。不论这有没有钱，水平高不高，我都不介意。」
足球评述员黄兴桂。陈朗熹/端传媒
访问当天，巴西奥运刚闭幕，我们约了在油麻地一间餐厅做访问。 「做奥运做到有点残」的黄兴桂一谈本地波，就变得眉飞色舞，疲态渐消。在柔和的墙灯下，他呷了一口热咖啡，尝了一口瑞士汁炒饭，诉说着他和香港足球逾半世纪的故事。
黄兴桂与爷爷的合照。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战后的香港，百废待兴，但香港足球仿佛没有受到战火摧毁，在远东一直傲视群雄。
黄兴桂家族在50年代初期拥有甲组球队「杰志」，爸爸黄应求是领队。耳濡目染下，黄兴桂6岁就开始和足球打交道，足球占据了他大部分的童年岁月。
不过，这个小杰志球迷很快「移情别恋」，爱上一支实力愈发强横的球队──「巴士」。
在50年代，「巴士」一直和班霸「南华」斗得难分难解，球队的拼劲，俘虏了很多球迷的欢心。每次「南巴大战」，几万名球迷浩浩荡荡的走到球场观战，气氛炽热，象征全场爆满的红旗必定高挂。尽管巴士一度和南华平分秋色，但南华在如日中天的「小黑」姚卓然带领下，依旧垄断联赛，十年内八次摘冠。
姚卓然当年跟队友「莫牛」莫振华、「球场圣人」何祥友合组「南华3条A」，三人联袂所向披靡。原本不是「拥南趸」的黄兴桂，入场看到姚卓然技惊四座的运球，以及精准的传球，都不禁暗暗赞叹，心悦诚服。
喜欢足球的小朋友，往往希望近距离接触球王，黄兴桂也不例外。 1956年仲夏，他这个梦想接近成真了。
黄兴桂回忆道：「那年我爸爸想组织新球队『中华体育会』。当年，他们计划邀请姚卓然，组织巨型班。我爸爸有天悄悄告诉我，条件也谈好了，我那时候真的很期待！」
中华体育会野心勃勃，但与此同时，南华也不想放走一名手下猛将。于是，中华和南华为姚卓然展开了一场追逐战。岂料，最后南华以破天价四万元签字费，把姚卓然留下了。
50年代，大众称一万为「一盘」，「一盘」能够买起一整栋房子。社会听后纷纷哗然，因为四万元是天文数字，姚卓然也自此成为香港球坛一个神话，被称颂为「四盘脚」，风头一时无两。
黄兴桂对那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我那天早上还满心欢喜，等着好消息来临。岂料，一打开报纸，说南华用了四万块留下了姚卓然，真的很失落，晴天霹雳。」
研究香港足球李峻嵘。摄：卢翊铭/端传媒
早在战前，香港足球已经傲视远东国家。上世纪30年代，中华民国人口数以亿计，在香港这个蕞尔小岛，名将辈出，代表国家出征远东奥运会和奥运。「中国球王」李惠堂就是当中的表表者，1936年，时年30岁的他在柏林奥运担当中华民国持旗手。
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迁台，双方相互斗法，香港足球也变成战场。这时的香港球坛，尽管仍被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人物主导，但左右派系壁垒分明的局面，已开始浮现。
「那时候拥有球队的都是资本家，不会支持共产，所以他们就算不拥护国民党，也难免同情国民政府。」长期研究香港足球、《足球王国》的作者李峻嵘说。
当中，上海资本家、「光华」足球队班主王志圣积极利用球队联系国民政权。 1952年，光华访问台湾，在当地表演，成为国民政府迁台后第一支到访的香港甲组球队，更得到总统蒋介石接见，地位受到肯定。
随后，王志圣在1954年到1958年，连续六届当上香港足总主席。那段时期，「南华」、「东方」、「华会」等队伍也争相仿效光华，到台湾访问，在当地的行程，不少是由国民政府安排。
在这些右派资本家，特别是香港中华业余体育协会会长沈瑞庆的穿针引线下，出色的香港足球员，悉数放弃香港代表队的身分，披上中华民国球衣，驰骋绿茵场，其中包括「南华三条A」的姚卓然、莫振华等顶尖球员。李峻嵘形容，当时部分班主搞足球，既出于兴趣，一定程度上也出于政治意图，想借足球向政权表忠。
1967年，香港华将组成的「中华民国」队在在台北取得出线第四届亚洲杯出线资格后留影。受访者提供图片
右派风光背后，支持共产中国的左派也潜伏在香港球坛。李峻嵘说，「建国初期，中共需要很多海外华侨回去帮忙建设，艺术界如是，体育界亦一样。」50年代，红线女回大陆表演粤剧、容国团北上打乒乓球。 「足球界同一道理，中共会动员一些球员上去表演，给予很好的招待、款项，希望香港人对社会主义改观。效力东方的罗北恰恰是个例子，在香港打起了一点名气，就有人找他回广州踢球」。
「那是一个共产党争取港人回去踢球的年代。」李峻嵘说。因此，左派积极在右派控制的足球圈中，暗里培育新势力，而在下一个年代，这股势力就将冒出头来。
看不到姚卓然来投，失落的黄兴桂却透过中华体育会的球员，认识了和自己年纪相约的「足球神童」黄文伟，两人结下一辈子友谊。
1959年，年仅16岁的黄文伟代表「愉园」出战甲组联赛，一年后，就被征召代表中华民国参加罗马奥运。 「神童伟」天赋横溢，在球坛崭露头角。
跟毕生好友「神童」黄文伟合照。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谈起黄文伟，「桂神」迅即职业病发作：「他用波娴熟，smooth as silk（像丝绸般顺滑），也擅长利用球场阔度，转边、短传技术上乘，像巴塞隆拿中场大师沙维一样。」
正当黄文伟的事业准备起飞时，却遭遇飞来横祸。 1961年，光芒渐露的「神童」代表愉园对赛「警察」时，被球证马士顿韦指控因赌波未有尽力比赛。
黄兴桂忍不住为好朋友抱不平：「他是被诬蔑的。当时最吊诡的是，愉园那场比赛赢警察1:0，何来踢假波呢？一个鬼佬球证，听到一个华人球员说踢假波，有可能吗？」
足总之后展开纪律聆讯，跟进事件，判罚黄文伟「坐波监」一年，后来减刑半年。年少得志的黄文伟知道后，心灰意冷，考虑移民澳洲。
当时念中学的黄兴桂，特意「走堂」去球场支持落魄的「神童」，两人渐渐变了莫逆之交。半年过后，黄文伟振作起来，打消移民的念头，在香港球坛卷土重来，成为那个年代最出众的中场指挥官。
朋友发展顺意，黄兴桂在1963年，也远赴美国加州一间私校念大学。到了当地，他的生活也离开不了足球，不时跟南美同学踢球，第二年还拿了南加州大学学界冠军。
「但无可否认，我仍然惦挂香港的一切。去到美国，我每个星期都和黄文伟通讯，我们无所不谈。所以我一暑假回来，都一定找他玩，随球队外访。」黄兴桂说。
黄兴桂(右一)在美国留学时参与足球比赛。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香港球员以前只有在球季期间才有薪水，而暑假休季时，「南游」、踢表演赛就成为了帮补家计的重要途径。黄文伟1968年转投「怡和」后，黄兴桂多次跟随他外访，做球队的助理。当时一起去的，还有叱咤球坛的球王「阿香」张子岱。
张子岱以劲射了得而闻名，更一度在比赛时，射断对方守门员的右手手腕骨而震惊球坛。 「阿香」19岁时，就已经被《虎报》球评家麦他维殊发掘，在1960年引荐到英国顶级联赛球队黑池踢球，成为首位效力顶级欧洲联赛的华人。
虽然曾在联赛进球，但张子岱于黑池多数时间都被投闲置散，加上思乡心切，他在1962年回流香港，以百步穿杨的射术独步香港联赛，两度赢下神射手的殊荣。
1970年夏天，转投了怡和的张子岱，就和黄兴桂一起南下外访，历时三个礼拜。在纽西兰一场表演赛中，29岁、身价不菲的张子岱断了锁骨，球队上下都吓呆了。
作为一个「番书仔」，黄兴桂忆述他的作用：「当时候，一个皇牌球员受伤，所有人都很不知所措，他们又不懂英文，又没有助教。所以在美国念书、唯一懂英文的我就自告奋勇，带他到医院。」
在右派掌控下，香港球坛走进了60年代。一个影响香港球坛命运的名字，也在这个时候逐渐崛起 —— 霍英东。
透过地产业致富的霍英东在50年代已成立「东升」足球队，但规模不大，未能左右球坛。然而在台底下，霍英东也一直出资给其他球队，其中就包括了「流浪」。 「『流浪』的班主是苏格兰人毕特利，但资金来自大陆，霍英东和何鸿燊给的」。
霍英东也一直支持「愉园」， 除了出钱，他亦暗中牵线，安排愉园在1965年改名成「同章足球队」回大陆比赛。那时，香港足总禁止球员擅自上去比赛，违例球员可能被终身停赛。然而霍英东却承诺球员，倘若足总真的秋后算账，他会保证受罚球员一年生活无忧。于是，足球「神童」黄文伟等皆一一北上交流，得到中共热情款待。
随着霍英东的支持，左派力量逐步渗入球坛。尽管如此，愉园以至霍英东本身，一开始并没有给大众一个鲜明的左派形象，李峻嵘说：「看右派报纸，在1967年前，大家都会当霍英东是个中间派看待，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霍英东自传都暗示，1967年前，他带出来的形象，都不会在台面上为共产党做事。」
由50年代至今，在香港足球班主眼中，足球不光是一场比赛，它可以是政治工具，也可以是宣传商标的平台。摄：卢翊铭/端传媒
不久，「六七暴动」爆发了。自1965年访问大陆，被质疑为左派球队的愉园，突然退出甲组联赛，以表达反对殖民政府。随着象征有实力的左派球队愉园退出甲组，球坛的左派势力看似要土崩瓦解，但其实不然。
当时在足总内部，除了左右两派以外，洋人的话语权也不容忽视。 「那时大家基本上都是买票，以前选举就是在酒楼开一个茶档，任饮任食的，就看看谁人钱多。」在新华社统战协调下，洋人的选举票基本上都落在左派手上，「他们赢得了，或者收买了足总洋人的票，左派的支持变得更牢固。」
左派势力蓄势待发，另一边，在五十年代意气风发的右派资本家却逐渐走下坡：「王志圣最后被递解出境，走到台湾；传闻沈瑞庆投资足球弄得差不多破产。台湾看到他为国家出心出力落得破产，于是帮他，给了他一些生意特许专利。之后他长时间留在台湾，很少回香港。」
到了60年代末，「左弱右强」的格局扭转了，左派接掌足总成大势所趋。
留学十年，黄兴桂1973年学成回港，在陈维周纪念中学做体育老师，兼教足球、篮球。
黄兴桂将这几年的努力，十分轻描淡写地描述出来：「我由零开始，组了一队校队，用了三年时间，由division 3 （第三组别）打到上division 1 （第一组别）。我离开学校那年，球队拿了division 1总冠军，打赢了强队圣若瑟书院。」
「那段时期，我上了几个足总举办的欧洲名教练课程，慢慢察觉到自己可以教职业的，不再是教中学。」
正当黄兴桂摩拳擦掌，希望打理一支职业足球队，好友黄文伟刚好在1979年当上球队「东方」的教练，于是邀请了黄兴桂做助教。一年之后，黄文伟离队，班主就擢升了黄兴桂做正教练。
这个时期是「精工王朝」。 70年代末，「精工」足球队大举引入多名国脚级外援，实力强横，在78年到85年间，赢下了连续7个甲组联赛冠军。当中队长「大头仔」胡国雄脚下功夫秀丽、在中场指挥淡定自如，为「王朝」奠下基础。他自己也自78年起，连续四届荣获香港足球先生，「登基」成为香港新一代球王。不少球评家均认为他可媲美张子岱，有能力到欧洲踢球。
相反，黄兴桂管理东方的第一年，手下的球员全部都名不经传，又或者是球员生涯不如意的失意军人。但黄兴桂毫不介意，决心要令这班绿叶发光发热。他反覆强调，他的球队「不需要超级球星，整体合作才是关键」。
「做教练不能怨天尤人。输球，是自己责任；赢球，是球员的功劳，那么他们就会为你卖命。」
足球引人入胜之处，就是奇迹总出其不意地出现。一直被人看淡的东方，在总督杯过关斩将。八强面对「无敌球队」精工，球员上下奋战，冻结了胡国雄，以4：0淘汰对手。决赛跟「加山」不分上下，法定时间打成2：2，最后在惊心动魄的十二码赢下了比赛。一班郁闷多时的东方球员拿着冠军奖杯，一吐乌气。
高峰后总会有下坡。两年后，黄兴桂离开东方，到老牌劲旅「南华」执教。南华球会位于铜锣湾加利连山道，要走到球会，有一段小小的斜坡，所以加盟南华都会被称为「上山」。然而，黄兴桂上了山，却突然变得事事不如意。
1982年9月，南华在开锣战出师不利，完场前输掉十二码，2：1输了给「宝路华」。数百名南华球迷心生不忿，他们沿路一直扰攘，踢烂交通牌、拍打路边汽车。到了铜锣湾的百德新街，近千人叫嚣，趁当时「罢买日货」运动，借故袭击附近的日式百货公司。最后警察出动机动部队驱散群众，拘捕两人，才避免了一场大型的球迷骚动。
接下来的南华像中了魔咒般，13场比赛中只赢了一场。翌年2月，黄兴桂请辞，半季不到就要「下山」。
「当时候的南华球员不是我找回来，外援球员来自六个国家，但技术又不算上乘。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那时不懂打逆境波。」黄兴桂很平淡地分析说，那时面对逆境，他总会不知所措，不能在球场做最适合的判断。
「下山」后，他吸取教训，来到地区球队「荃湾」重新开始，打好每场比赛。在1986－87年球季，黄兴桂带领这支不起眼的球队，拿下高级银牌、足总杯和总督杯三个亚军。以一队财力有限的球队来说，这一切也得来不易。
踏入70年代，右派势力进一步萎缩。
这时，中华民国希望栽培本地球员，减少对香港球员的依赖，加上香港足总对代表中华民国的港将设下诸多限制，于是1971年后，便再没有香港球员披上中华民国的球衣作赛。
差不多同一时间，左派头面人物霍英东在1970年，毫无悬念地当选香港足总会长。左派于是在球坛一统天下。
李峻嵘说，新科上任的霍英东随即发挥影响力，「请国际足协会长食饭」，积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加入国际圈子。四年后目标达成，1974年9月，伊朗德黑兰亚运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顺利加入亚洲足协，并在1980年获得国际足协会籍；相反，中华民国被逐出亚洲足协，改为隶属大洋洲足协。
国际足协最终作出这个决定，霍英东的游说固然重要，但李峻嵘认为，当时国际局势出现变化，乒乓外交、中美关系破冰等一连串事件，「同情中共的国家越来越多」。 「所以国际足协让他们回去踢球，然后再给予代表权，其实秉承着世界政治和世界体坛的潮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足坛完全压倒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事实；香港足坛那种左右对垒的色彩，也随着左派大胜而变淡，「买球队，顺道向自己拥护的政权表忠」的方式变得过气。李峻嵘说，之后香港班主买球队，「都是为了自己利益、威风，多过为政治立场」。
泰国华商黄创山、黄创保两兄弟在70年代创办「精工」、「宝路华」，为的就是宣传商标，皆因他们家族代理了这两个手表品牌。整个70年代，精工可谓雄霸球坛。班主黄创山不惜从欧洲重金礼聘外援来香港踢球，加上香港球王胡国雄，打造出「精工王朝」，从1978年开始连续赢了七次联赛冠军。
球会打出成绩，精工表这个品牌也深入香港各个阶层，跟黄创山的生意互惠互利。就连赞助精工球衣的运动品牌 Puma，也随之然成为抢手货，于是，黄创山索性把这转化成商机。他们租下 Puma 品牌，自己开工厂做球衣，名利双收。
「以前黄创山一走出球场，万多人一齐喊『山哥』，多威风。」李峻嵘说。
在06年五月，英国足总杯决赛在补时前，利物浦球员谢拉特射入一球四十多码的远射。摄：CARL DE SOUZA / AFP
1990年，黄兴桂放下教鞭，移民美国加州。 5年后他回到亚洲，加盟在新加坡的美国广播公司ESPN评述足球，开展自己全职评述员生涯。比赛期间，「桂神」总爱为观众介绍不同地方的地理环境、人情故事，加上他那时而冷静、时而激情的语气，成功塑造出自己独一无二的评述风格。
旁述了几百场赛事，最难忘是哪一场呢？
「桂神」二话不说：「06年利物浦对韦斯咸那场决赛，之后不少广告商都找我，要我重演那一幕。」
06年5月，英国利物浦球员谢拉特在补时前，射入一球四十多码的远射，为球队扳平之余，更赢下当年的足总杯。黄兴桂为赛事旁述时，激动大赞谢拉特「神奇、顶级、超卓」，「像一个被脱光衣服的魔术师，临尾还能从帽子里抽出一只白兔」，形容入球「有今生无来世」。那次旁述的「金句」广为人知，成为香港足球评述经典，到今天球迷依然津津乐道。
「突然看到这样绝顶的入球，我仿佛上了身，把以前看过的评述、电影，一一揉合起来说了这段话。现在想起，也很刻骨铭心。 」黄兴桂说时也在回味着。
黄兴桂迎来自己事业的小阳春时，香港足坛却步入冰河时期。香港足球凋零，跟评述员赖以维生的足球转播有关吗？
黄兴桂点头认同，说多了人看欧洲足球，「就自自然然遗忘了香港足球」。
「香港人就是这样，一个说香港足球不好看，之后个个也说香港足球不好看；中国女排拿冠军，一个赞，之后就连不看排球的都说好。个个只喜欢搭顺风车。」
可是，见尽香港足球黄金岁月的黄兴桂却不如社会主流舆论般悲观，认为香港足球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境地。他觉得近年开始上轨道的足球学校，能够为本地球坛培养好一批有实力的新血：「他们办得很周详，让小孩自小培养对足球兴趣。但要排除万难，让香港足球更进一步，教练要自己增值；班主要明白胜利不是用金钱买回来；足总也不可以用场地不够做借口。」
黄兴桂表示对香港足球抱有希望。陈朗熹/端传媒
访问过后，黄兴桂不厌其烦地说：「我仍然对香港足球抱有希望。认识以前的足球历史重要，但我们不可以强行拿以前的时光跟现在比较，硬说现在的不行。」
「Do not dwell in the past，这是我今天的金句。」
离开餐厅时，一群5、6岁的小朋友拿着皮球，身穿足球学校制服，兴奋地往附近的球场走去。 It ain't over till it is over。
踏入90年代前，一度叱咤球坛的黄创山和黄创保先后退出，精工与宝路华解散。有传他们退出，是因为足总当时计画削减外援数目，以及逼他们组全华班，引起两兄弟不满。
不过商业赞助这种模式，却持续影响香港球坛。
因为赞助商不同，一支球队可以在三年间三度易名。早在 1988 年，足球队「花花」获制衣集团丽新赞助，取名「丽新花花」。一年后，丽新集团改为收购另一队足球队「保济」，于是「保济」改名「丽新」，「丽新花花」变回「花花」。 1991年，花花被电子字典公司收购，又再易名为「快译通」。
到了 90年代中期，足总容许冠名赞助，甚至租借甲组球队会籍。班主很多只是玩票性质，没有耐性经营球队，甚至对足球兴趣不大，连到场支持也未必会，一不喜欢就转售出去。于是球队名字更改频密的这个毛病，似乎更严重了。以球队「香港流浪」为例，从1995 年开始，就曾经改名为「UHLSPORT流浪」、「奇利宝流浪」、「澎马流浪」、「宝路华流浪」、「安华」、「标准表针」、「金峰科技」、「标准流浪」以及现在的「理文流浪」。
李峻嵘说，冠名赞助模式虽然令球队得到资金，继续营运下去，但球迷却难免逐步流失了：「看外国球队，就算班主变了，球员不变、球衣颜色一样，名字不会改，但香港不是这样。这很难让球迷培养出长期认同感，因为一下子面目全非。」
除了名字更替频繁外，新上任的班主和领导层，往往会从旧球会挖走大量球员。李峻嵘说，他们一次带走六、七名球员也不足为奇。他反问：「假设曼城一个高层走了，他会带七个足球员去踢车路士吗？没可能吧。但香港可以。」
「所以我如何说服自己我现在看的，仍然是我上次支持那队呢？」
由50年代至今，在香港足球班主眼中，足球不光是一场比赛，它可以是政治工具，也可以是宣传商标的平台。李峻嵘认为，这么多年来，香港不少足球队，始终都是班主的「私人玩物」，为老板的个人目的服务。
「如果球队成为了老板 sort of（某程度上） 的『私人玩物』，你要球迷对球队忠诚是很难的。」
不少小朋友加入成为「元朗打气团」的成员。摄：吴炜豪/端传媒
9月23日，港超联球队「九巴元朗」在香港大球场对战「香港飞马」，观众席上，这天仅仅坐着692名球迷。
「九巴元朗赢波（球）！」一阵阵青涩的叫喊声，加上鼓声，从球迷区传来，几个穿着醒目橙色汗衣的小朋友，正紧张地为九巴元朗打气。他们都是「元朗打气团」的成员，几乎认识绿茵场上每一位元朗球员，因为不少球员都是教他们的足球教练。
对这班小朋友来说，九巴元朗，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英超买不到的亲切感
「把足球融入大家的生活，是我一直很想做的事。」香力之兴奋地说。
香力之是上两届「元朗打气团」的召集人，一直忙于组织球迷观战支持和宣传活动。这两年来，所有元朗的比赛，她从不缺席。但在元朗成长的她笑言，自己两年前不喜欢「本地波」，但一次在家旁的元朗运动场跑步，就令她完全改观。
「突然见到一班『靓仔』练球。一看就知道是职业运动员，那些身型，没脂肪的，女生看起来真的有一种吸引。」香力之看到后，立刻拿起手机录下来，上载到YouTube，「像大家追韩星，我就把热情放在足球明星上」。
片段随后被一个元朗球迷发现了，就找了她出来，香力之自此成了打气团的骨干份子。打气团花了不少心思搞活动，例如探班、看球赛，他们甚至会约球员吃饭，「球员们总是见到我们，慢慢变成了朋友，他们更会送球衣给我们」。
「为了球技，你一定看英超啦。为什么要看本地足球？因为有亲切感。球员射入了一球，当天晚上我们会和他聊天；如果输球了，甚至红牌出场会情绪低落。我们可以和球员一起经历，与你在电视看球赛很不一样。」香力之说，这是看英超永远买不到的体验。
一年前，香力之对足球的狂热，也感染了同样在元朗长大的小学同学黎嘉雯。以往从不接触足球的黎嘉雯，今年更接捧成为元朗打气团的召集人。
元朗打气团的召集人黎嘉雯。摄：吴炜豪/端传媒
黎嘉雯这一年来，准备了很多窝心的小礼物送给球员、球迷。 9月16日是中秋节翌日假期，她就特意准备了曲奇和月饼，从上水家中到天水围，为正在备战球赛的球员们带来惊喜，欢欣、温馨满溢球场。
「这些礼物的重量和价值都不重要，心意大于一切，对他们来说终归算是支持。」黎嘉雯说，她们这份「傻劲」无非希望凝聚更多元朗居民，去关注元朗足球，为他们送上动力。
足球队也可成为地区标志
这几年间，香力之和黎嘉雯一众「打气团」的付出逐渐看到成效，元朗足球队变成社区象征之一。上年元朗足球队入座率明显上升，平均每场有1908人进场，仅次于「东方」、「杰志」和「南华」三大班霸。
球队在落后下扳平,球迷会成员一同振臂高呼。摄：吴炜豪/端传媒
说到这里，黎嘉雯立刻想起今年5月在大球场的热闹场面。 2016年5月15日，元朗事隔40年再度闯进香港足总杯决赛。元朗会方为此安排了二十多架旅游巴，组织一千多名街坊到香港大球场观战，特别是小朋友，「当知道阿sir有份踢时，也会主动走去看」。当天，大小球迷都穿上代表元朗的橙色球衣，观众席上一片「橙海」。
「学校之外，还有元朗商会呀，元朗青年商会呀，反正元朗有很多团体，我们全部都联络了，说这场是代表元朗，可能会赢奖杯的，所以大家也想去。我们挨到加时，十二码，差一点赢。那时大家坐在一起一条心打气，很难忘和感动的。」黎嘉雯说。
今年中秋，香力之和黎嘉雯还收到一个鼓舞的消息——元朗街坊自发设立的Facebook群组「尽在元朗」拍了一段应节短片，里面特意加了元朗足球队的训练片段。黎嘉雯高兴地说，「这证明了元朗足球队已逐步融入元朗人的生活，成为地区标志」。
他们都认为，元朗乡村多，居民社区网络紧密，成为她们组织球迷的优势：「元朗球员很多都土生土长，象征意义很大。例如邻壁那个叔叔从小看着他长大，而且又再关连到那条村，就容易动员他们看球赛。这跟港岛南区有点不同。」
地区球迷会「只能靠自己」
「南区做宣传有一处困难，就是大家住得较分散，不容易聚集街坊。」负责「冠忠南区」宣传工作的张浩文说。
南区两年前重回顶级联赛，又获巴士公司承诺赞助最少5年，球会发展尚算稳定。球会现在的当务之急，除了争取更好的成绩外，也希望「有系统地再次聚合球迷回来」。虽然南区较难直接动员，但近两年依然尝试到地区学校探访、请小朋友和长者到球场看南区比赛；另外他们也更积极利用网络宣传，包括分享球员的生活细节以及发放球会动向，赢下了关注。
今年9月，南区还跟非牟利机构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宣扬保护濒危动物的讯息。球迷会负责人「达仔」罗渭达接着说，这些项目可以提升球会形象，亦令大家明白，「就算足球员都可以肩负起更多社会责任」。
「这是个三赢局面 —— 帮到社会，球会形象又提高了，球迷更加留意，宣传价值自然高。」罗渭达说。
南区球迷会负责人「达仔」罗渭达。摄：卢翊铭/端传媒
现在，南区球迷会骨干成员不多，差不多十个人，承担了大部分的推广工作。人手虽然少，但罗渭达和张浩文都深信，他们肯定比足总落力投入。
罗渭达带点无奈的说：「足总那些根本不算宣传，只是告诉大家有一场比赛，之后就没有了，所以算了，还是靠自己吧。」
「明明星期六有比赛下午2:30开始，他们可以2:40才把比赛资讯上载到Facebook，这样都可以！」
南区足球队在跑马地足球场进行练习。摄：卢翊铭/端传媒
他们以南区上届高级银牌的决赛宣传做例子。 2016年1月，南区跻身决赛，跟东方争冠军。当时南区球会希望配合足总，令更多市民得知决赛来临，但对于如何宣传，足总总是说「未想到啊、未知啊」。到了比赛前一天，「足总只循例开了个记者会，两队握手拍照就敷衍了事」。
最终，靠着球会自行宣传，仍有4000多人冒着两度严寒入场看球赛，「上年宣传的成绩表，对我已经很大鼓舞，但如果足总愿意更落力宣传，入场观众肯定不止这个数字！」
场地问题成为最大绊脚石
除了足总宣传以外，球迷会在球场里也面临种种问题。现时香港用作比赛的球场，都由政府康乐文化事务署管理。张浩文指，由场地设备到管理，甚至是球场员工的心态，往往令球迷却步。他说：「他们的心根本不是想推广足球。球赛一完场就说：『走吧！走吧！』有些球迷想找球员拍照、签名，职员们就马上面露不悦。之后不管你，关灯，收工。」
「球迷们在球场内希望带些小旗打气，康文署方面说旗棍有攻击性，不容许。小旗带不成，大家只想为球队好好呐喊助威，然后又说担心有噪音，担心被人投诉，那你想想我可以做什么？」
那么在香港推广足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站在旁边正在维修、不时飘来沙尘的训练场中，罗渭达和张浩文异口同声地说：「场地。」
「香港足球的训练场地真的不够。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跑马地这个练习地方，是不合乎比赛标准的，试问球员在比赛时如何适应？政府经常说要兴建更多场地，但似乎到现在都不见。」
在训练场地不足下，刚启用一年的「赛马会杰志中心」，却传出政府有意收回用地发展资助房屋。摄：卢翊铭/端传媒
香港球队缺乏正规足球场地不是新鲜事，然而少数职业球队拥有自己的训练中心，现在都面临危机。球队「杰志」花费8000多万打造的训练基地，位于沙田石门的「赛马会杰志中心」，才刚启用一年，但今年9月底却传出，政府有意收回用地发展资助房屋。 10月3日，特首梁振英也承认政府有意改划那幅土地。
中心当初获得民政局支持，却随时化为乌有。杰志形容，香港可以另觅以百公顷计的地皮，解决房屋紧绌的问题，「但假如没有了占地仅1.5公顷的赛马会杰志中心的存在，香港足球的未来，必定会受到重大的挫折」。
张浩文认为，政府根本不明白球场对球员有多重要：「球场不是我们的，我们甚至不能花费很多资源，为球员装饰更衣室。球员其实需要一个回忆。比赛尽管输了，但球员至少觉得，我有这样的机会，拥有自己的更衣室，拥有自己的照片，拥有美好的回忆。这可以他们动力的来源。」
「现时很多人仍然有心投身本地足球，如果香港足球这样死了，就很不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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