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5日晚上，香港「六四舞台」在简陋教室裏，采排舞台剧《让黄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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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块白布搭在架子上当作布景，射灯上切换红黄绿的玻璃纸来营造舞台效果，演员快速换衣服，四人分饰民运学生、香港商人、中国公安等七个不同角色。

这是2016年5月5日晚上，香港“六四舞台”的监制、导演和演员统统挤在不足600平方呎的简陋教室里，采排舞台剧《让黄雀飞》。自2009年起，“六四舞台”在剧场里重现一幕幕六四记忆，每年六四前夕，到剧场和中学里演出。

然而，走到第8个年头，今年采排的气氛格外伤感——无论是公演票房还是学校巡演的场数，均告新低。5月20至22日，“六四舞台”在兆基创意书院连演四场，票房仅有约33%。一方面是没有人看，另一方面，是没有空间演。今年，愿意向六四舞台敞开大门的学校，从往年的40多家跌至28家。%。一方面是沒有人看，另一方面，是沒有空間演。今年，願意向六四舞台敞開大門的學校，從往年的40多家跌至28家。

看着数字急跌，《让黄雀飞》的学校巡回导演陈敏斌倍感唏嘘，采排前他甚至和一群演员讨论：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重现六四记忆？我们又还会演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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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始终是由人去演绎，重要性是由人去定价的，如果有一天，大家都觉得六四不值得再提，那么坚持只有留在自己心中。”陈敏斌对端传媒记者说。

《让黄雀飞》导演陈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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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舞台」的监制韋少力。
Anthony Kwan/端传媒

《17岁》、《小白花》导演李景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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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才会知道真相，一定要将真相讲出去

准确来说，“六四舞台”是一个志愿组织，三位成员各有全职工作：韦少力做平面设计、列明慧是物理治疗师，张家弘从事社工。下班后，三人才成为“六四舞台”的监制——筹钱、找导演、找演员、联络场地、应对媒体。

三人中两人是香港70后，一人是80后，都因着大学里的社会运动经历和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开始参与政治，先后成为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晚会的义工。2008年，刚刚筹办完19周年烛光晚会，几个晚会义工聚在一起讨论：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去纪念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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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快过去20年了，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韦少力说，他们想到用戏剧的方式，在香港重现这一段被抹去的记忆。

大家于是找来剧作家满道、导演李景昌、亲历六四的记者蔡淑芳等人，一起创作了第一个剧本《在广场放一朵小白花》（《小白花》），透过天安门遇难学生母亲的视角回望过去。

2009年，六四20周年，李景昌导演的《小白花》在兆基创意书院连演三场。那是“六四舞台”第一次登台，宣传不多，但票房已经接近九成。

到了第二年，一通神秘的电话更间接地为“六四舞台”打响名头。

2010年3月，《小白花》正在采排期，后台一名工作人员突然收到电话，警告他“不要再做，不然艺术生命会有影响”。五名后台人员随即全部退出，两位演员随后也决定退演。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剧场界的热心人迅速帮忙，填补了演员和后台工作人员的空缺。事件经媒体报导以后，义愤的香港观众反应强烈，一天之内，《小白花》五场演出、合共1500张戏票全部售罄。

不过，在剧场演出毕竟是被动的等待。2011年，六四舞台决定主动出击，群发电邮给全港400多所中学，申请进学校演出《小白花》。最终，接近30家学校为他们打开了校门。

当时还有更多学校叫我们去演，但我一个人应付不来，只好拒绝了。”导演李景昌回忆说。学校巡演时，他是导演，也是司机，一个人开着货车，带上三名演员、两位后台和全部道具四处跑。他说，坚持做学校巡演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学生知道六四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导演陈敏斌看来，八九民运是渗进一代香港人骨子里的记忆。1989年5月2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宣布戒严令，当天晚上香港挂起八号风球，4万港人冒着大风大雨游行至当时位于湾仔的新华社。5月21日，又爆发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游行，一百万港人上街，支援北京学生。当时20岁的陈敏斌也在游行队伍之中。

1990年，陈敏斌还特意和几个同学一起上北京看看。在全聚德吃烤鸭的时候，餐桌对面一对夫妇得知他们是香港人后，透露说两人是医生，就住在北京木樨地一带，在6月4日凌晨曾经尝试出去救学生。

陈敏斌记得，那位北京太太说得满脸是泪，叮嘱几个香港年轻人：“香港人才会知道真相，一定要将真相讲出去，让外面的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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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血浓于水好像很大中华胶，但当时是很真实的，你会觉得与他们（北京学生）有关系，大家的焦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无分左中右都支持北京学生。”陈敏斌说。

22年之后的2012年，“六四舞台”邀请陈敏斌出演《让黄雀飞》，他一口答应，后来又承担了该剧的改编和学校巡演的导演工作，坚持至今。

六四舞台”的三位成员均不受薪，他们透过筹款，支付李景昌、陈敏斌两位导演、十多位演员以及后台工作人员的工资，还有场租、道具等费用；而学校巡演的费用，则获得支联会的和教协的部分资助。

报酬不多，加上政治风险，李景昌说，找演员一直存在困难，来参与甄选的演员总是“小猫三四只”，但不计回报的演员倒也一直存在。2014年，继《让黄雀飞》之后，“六四舞台”推出了李景昌导演的《王丹》，十多位演员均为义务演出。而2015年，“六四舞台”又推出第四部作品《那年我的孩子17岁》。

2016年5月5日晚上，《让黄雀飞》彩排现场，今年采排的气氛格外伤感——无论是公演票房还是学校巡演的场数，均告新低。
Anthony Kwan/端传媒

以前纪念六四是潮流，现在就是胶了

当“六四舞台”带着更多剧目尝试走进中学时，欢迎他们的学校却越来越少了。自2011年开始学校巡演以来，参与学校数量长期维持在40多所，今年却跌幅显著，仅有28所，新参与的学校仅有三所。

有中学老师委婉地对韦少力表示，今年安排“六四舞台”进学校“有困难”，他会转而建议学生自己去看公演。没有人明言，“困难”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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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学校有政治压力，还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六四不感兴趣了？以前纪念六四是潮流，现在就是胶了，不过其实我们很难知道真正原因，只是知道别人不睬我们了。”韦少力说。

在导演李景昌看来，学校老师“一定有压力”。5月份进入一家学校巡演时，邀请他们的历史科男老师对他表示，“身边很多同事反对邀请‘六四舞台’进学校，我一个人背著这支旗，很有压力。”

不过，更让李景昌感到无奈的，是社会风潮的改变。

他观察，不同学校里，校长对“六四舞台”的反应南辕县北辙：有些学校的校长在演出过后，激动地跳上舞台，呼吁学生今年要去六四烛光晚会；也有校长黑脸，上台颁过锦旗后，拒绝和剧组合影，也拒绝交流。

但学生，绝大多数是没什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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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安静地看完演出，然后我上台讲讲我们为什么做这套戏，听完一般没有学生提问，我好像是对着太空说话。”李景昌无奈地笑笑。偶尔有学生闭幕后找到他，鼓励他们“坚持下去”，李景昌心里一阵感动。

雨伞运动过后，本土情绪渐浓，年轻人愈发认为应该将精力、资源投放于香港本土的民主运动，而不再是建设1989年时人们所期待的“民主中国”。与此同时，雨伞运动过后的无力感，也让许多年轻人感觉，“平反六四”是过于遥远的幻想。

学校开始不欢迎，学生又不感兴趣，“有朋友跟我说，现在还讲六四，真的很无谓。”李景昌说。

2016年5月26日，李景昌又带著剧组去一家中学巡演，演员谢幕后，李景昌正对台下学生演讲：“香港现在越来越乱，我们如何分辨真理？我们的良心在哪里？......”突然，一位男同学站起来大喊：“香港独立，香港独立！”

李景昌愣住了。

不能不改，再不改学生会觉得很老套

过去数年，六四舞台也尝试调整方向，贴近香港当下现实，比如，《让黄雀飞》的结尾，每一年都要改写一次。

2013年4月，为学校巡演改编《让黄雀飞》剧本时，陈敏斌在最后一幕写入香港年轻人反国教运动的内容。2013年8月，亲中组织“保卫香港运动”（加注）出现，声称六四事件是一个谎言。第二年，陈敏斌则在最后一幕里加入了对“什么是真实”的探讨。到了今年，《让黄雀飞》的尾声，则是两个香港学生在反国教现场想像雨伞运动，争论社运的路径和风险。「保衞香港運動」出現，聲稱六四事件是一個謊言。第二年，陳敏斌則在最後一幕裏加入了對「什麼是真實」的探討。到了今年，《讓黃雀飛》的尾聲，則是兩個香港學生在反國教現場想像雨傘運動，爭論社運的路徑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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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心而言，不能不改，过了雨伞运动、年初一事件，整个大环境已经不同，今天的中四学生与2013年的中四学生对社会事件或政治事件的看法都不同了，再不改他们会觉得很老套。”陈敏斌这样说。

在“六四舞台”合作的演员中，1986年出生的谭芷翎是香港的年轻一辈。2012年，她被甄选为《让黄雀飞》的女主角，饰演从北京逃亡至香港的学运学生晓清。

当时去甄选就是觉得那套戏与公义有关，几有意思，但后来自己去研究，对六四认识深了，自己也有点被改变了。”谭芷翎说，八九学运的学生精神感染了她，她变得更关心社会时局。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她在金钟扎营占领，觉得眼前发生的一切，和自己在舞台上所演绎的画面，仿佛隔着25年相互呼应。

也就是从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后，李景昌开始创作“六四舞台”第四部作品《那年我的孩子17岁》（《17岁》）—— 故事场景正是雨伞运动时期的香港，一位占领学生的家中，突然来了一位内地姨婆，姨婆表面反对占领，但其实她正是天安门母亲，内心充满学运带来的创伤。

《让黄雀飞》的女主角谭芷翎，饰演从北京逃亡至香港的学运学生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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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李景昌带着属于香港自己记忆的《17岁》走进校园时，新问题又来了：相比起六四事件，许多学校对雨伞运动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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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老师提早打给我，好仔细问我套戏怎么讲雨伞运动。”李景昌说，得知《17岁》最后一幕，演员会撑起一把象征抗争运动的黄伞时，两所学校的老师不约而同提出同一要求——“可不可以不举黄伞？”

“当然不可以了，我们的戏就是在讲雨伞运动。”李景昌哭笑不得。有学校老师对他说，那演完就好了，不要讲话，马上离开，李景昌和演员不明所以，只能照做。但更多时候，李景昌还是坚持闭幕后讲几句，说说演出的初衷。

5月17日，在一所中学演出后，他上台讲话，鼓励学生面对不公义的事情要勇敢发声。随后一名主任老师马上上台，一脸严肃地补充：“发声的时候也要想想爸爸妈妈，和我们这些关心你们的师长。”李景昌看出主任不悦，想和他交流想法，想想又怕对方太激动，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现在进学校真的好像踩钢丝，要小心翼翼。”李景昌说。在创作《17岁》期间，李景昌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不明确鼓励学生去占领。他表示，这也是他为了让该剧顺利地走进学校而做的“5%的妥协”。

我们只是在说一个有关自己的故事

改变的不仅仅是大环境，在剧场内部，参与多年的人们也有了更复杂的想法。

近年来，一向自诩“大中华胶”的陈敏斌对香港人这个身份更加在意了。他依然坚持参与“六四舞台”，但关注六四的出发点，从“血脉相连的中国人”，变成了“中国香港人”。

我现在更多是作为香港人去关心这件事，但不代表我否认自己是中国人，我只是将（香港人身份）摆重一点。”陈敏斌坦承，身分认同的转变影响了他对六四意义的理解。

不过更年轻的谭芷翎就直言，“我是不是一个中国人，我现在还搞不清”，但她确定的是，她是一个香港人，心系香港未来的发展和命运。

今年采排前，陈敏斌特意和谭芷翎等演员讨论，今天大家为什么还要演六四剧目，最终达成的共识是：“我们是香港人，我们面对的政权亦都是当年六四镇压学生的政权，本质上是同一政权。我们回顾六四发生的事，对今天香港人自处，未来可以如何做，提供了线索和思考。”

更实在地说，这个政权当年对学生做的，以后也可能在香港重现。我们只是在说一个有关自己的故事。”陈敏斌说。

不过，对另一位导演李景昌而言，“中国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并没有那么困扰他，他更倾向于认为，自己仍然在创作有关六四事件的作品，只是因为他“要把自己体验过的事情分享出去”。

1989年，李景昌13岁，他清晰记得6月4日一大早，自己还在睡觉，爸爸慌张拍醒他说，“出事了，出事了！”他睡眼朦松，看见电视机上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群众仓皇逃走，坦克进城。他说，自己一直不能忘记这个画面。

（端传媒實習記者何郁慧對本文亦有貢獻。）

1989年的夏天已经过去整整27载。1989年之后出生的他们，都已长大成年，走入社会。这27年来，内地与香港都变化急剧，天安门前的残酷记忆，在内地始终难被提起，如今，在香港也有消散之势。2016年5月25日，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孙晓岚公开发问，“悼念六四是不是要有一个完结？”

昨日如梦，人们忘了吗？人们还相信吗？答案仍然在年轻人身上。今天，我们和六位生于内地和香港的新生代谈谈——“六四和我有什么关系？”

胡楚颖（Charlene）向来热衷参与公共事件，关心本地政治，曾参与围堵沙宣道、声援港大学生对抗校委会。现在她在浸会大学担起学生会干事一职。

但她没有参加过维园烛光晚会。她始终认为六四与自己关系不大。中三时了解六四事件的来龙去脉后，Charlene觉得无法取得共鸣。她发现1989年牵涉的中共权力斗争及群众示威比想像中复杂，亦顿时觉得人民能够改变共产党的机会很渺茫：“我觉得党离自己很远。”

“回归之前，大家都会对中国有幻想，即使中共接管香港后也会繁荣安定，甚至有民主的一日，但是经历过八九六四，大家对中国的幻想都幻灭了。”她认为上一代有很多人仍然抱有“大中华情意结”，但是对于现在年轻一辈而言，比如她，对这个政权已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候，再纠缠于逼使中央政府承认六四，再追求“建设民主中国”，对于香港实在太过虚无缥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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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当现在所有幻想都幻灭的时候，他们没有宣泄的地方，感情上可能会有失衡。”

抱着这种立场，Charlene从来没有参与烛光晚会，亦希望香港人从幻想中醒过来。Charlene认为与其回望历史，倒不如聚焦香港，实在地关注土地问题、工商勾结及劳工议题，从而达致改变。她说，“六四事件只是提升大家政治关注程度的其中一件事件而已。”

各大学学生会目前仍在讨论联合一起，在中文大学筹备六四悼念活动，Charlene亦是筹委之一。她认为，这悼念只是给大家情感上作一个“缓冲”：“有些人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但是当现在所有幻想都幻灭的时候，他们没有宣泄的地方，感情上可能会有失衡。”Charlene说，期望藉缓冲的机会，让大家思索下一步该如何走。

黄子恩生于1994年，她从小听父母提及六四，初中时期，爸爸播放了以前录影的新闻片段，她第一次看见王维林孤身面向坦克的画面，顿觉震撼，“很难以置信，很震惊及愤怒”。子恩说，她无法理解为何一个政府会这样对待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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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并非每年去都会知道程序无变，不外乎举烛光及唱歌。”

不过在当下香港，子恩找不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表达渠道。大学一年级时，她去过一次维园烛光纪念集会，对于晚会的模式充满疑问。她认为支联会的悼念流于形式，“即使并非每年去都会知道程序无变，不外乎举烛光及唱歌。”而晚会之后，大家脱离了情绪激昂的氛围，“到了6月5号都会恢复正常”。她坦言，自己无法透过这些仪式产生共鸣。今年去不去维园烛光晚会？子恩很犹豫。

近年，身边不少同龄人另起炉灶悼念六四，子恩也不认同他们，她不明白为何大家要分开行事。“在争取平反六四这个目标上，集结力量是重要的。” 子恩也观察到，现在不同的人都想借着纪念六四，加入不同的政治议题，在这个政治形势复杂的环境，她好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场合表达声音。对于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孙晓岚的言论，子恩并不同意，她认为悼念六四始终有其意义，否则前人都不会坚持廿多年：“可能不会有即时效果，但是如果不回望历史又怎能展望将来呢？六四始终是一件大事。”

凌韵邦（阿邦）生于深圳，在内地的学习环境，老师完全没有向他提及过六四，阿邦记得以前读书都是背诵国家改革开放有多好，直到阿邦13岁的时候，一家移民到香港，他才开始反思自己所学的历史。

“内地的教育都是一面倒，我到中三的时候开始质疑以前学的是不是真的。”中四那年，阿邦在学校课堂真正认识六四，透过展览、课堂播放的片段，填补以往空缺的记忆：“知道六四是怎样一回事时，我有一种无奈、伤心的感觉。”17岁那年，他第一次主动去参与维园烛光集会。阿邦认为，集会的意义，就是提醒出席者不可忘记那段历史。

在香港生活了十年之久，阿邦现正在荃湾浸信会牧爱中心做活动助理，探访㓥房户和独居老人，服务街坊。从读书到工作，阿邦越来越喜欢这个城市，更认为自己已经成为真正的香港人。但他承认内心有不能言喻的矛盾感。“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确拥有中国文化，但是我不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雨伞运动期间，阿邦在金钟静坐占领，他真切地认为“首先要守住香港”，在这个时代行动及反抗是无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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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支联会的烛光晚会有短暂的激昂感觉，但是激昂过后如果没有其他行动支持的话只会剩下无力感。”

阿邦希望，悼念六四不只停留于感性层面。“参与支联会的烛光晚会有短暂的激昂感觉，但是激昂过后如果没有其他行动支持的话只会剩下无力感。”他的父母都不热衷谈论政治，但他很想今年多了解社会上其他有关六四的集会活动，透过思考别人的观点，刺激改变。对于同辈人孙晓岚问及“悼念六四是否要有完结？”阿邦认为，始终绝大部份人对于国家都有情意结，未必可以那么轻易放弃悼念，他反问说：“有什么方法比悼念更好？始终这是一个渠道去提醒大家六四这件事。”

穿梭中环一带商业区，陈海溢穿了一身行政套装匆匆走来，他是一名保险经纪，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类型的客户。他的外表让人以为他纵横商界多年，经验丰富，但其实他大学刚刚毕业一年，学生的气质没了，倒是添了几分成熟及稳重感。“我选择insurance（保险）这一行，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career（事业）最重要的是能反映成绩来。”海溢自信地说，一边说一边回复工作短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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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可以有个人立场，但是敏感的原因在于生意上的交涉。”

谈及六四或政治，在保险这一行似乎是鲜有的事，“其实我们可以有个人立场，但是敏感的原因在于生意上的交涉。”海溢认为，脱离学生身分及从商以后，谈及政治要更客观，不能像学生时代般，有意见就说，想做一件事就去做。他大学时修读电影，雨伞运动时他去金钟参与静坐，但出来工作后，他考虑的事情不同。

“学生的时候自由度很大，出来工作就要背负责任。我的个人立场可能会牵连到很广阔的层面，后果可能不能控制。”海溢解释，他现在很小心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每一个小动作、言论，甚至脸书上每一个赞好或分享也有可能影响身边的人对他的观感。海溢作为保险经纪，每天面对不同的人，自然要谨言慎行。“出来工作要对社会有贡献，这也是生存，所以凡事都要多想几步，小心求证。”

海溢强调，自己不是政治冷感，以往也曾参与维园烛光晚会，只是现在出来工作了，背负的责任好多。“我个人是觉得六四是负面的。”他不认同保险业限制了他的表达自由，但是一切取决于他有的时间。今年能不能够抽时间去烛光晚会，都要视乎六四当日忙不忙，海溢坦言自己在工作岗位上，付出了他九成的精力及时间：“你份粮（薪水）就是你的effort（努力）。”

“学生时代是学习知识及building network（建立人际网络），现在我是building career（发展事业）。”海溢坦言他想在保险这一行扎根，不知道他将来会有多少闲暇关心时事，重拾他以往学生的模样。

受爸爸影响，邓卓儒（Heyson）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已经认识六四事件，爸爸更会主动播放一些关于六四的歌曲、电影，以及纪录片，比如《“六四”是怎样的一回事》。Heyson说他的家庭很崇尚民主自由，他比一般小朋友更早认识独裁的概念，更早了解到六四事件，“爸爸经常提及，作为中国人不可以忘记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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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吓我们，我们也可以吓它，如果大家坐在这，举烛光，中共就会知道仍然有很多人记得六四。”

Heyson希望将六四这个记忆传承下去，从中四开始，每一年都有参与支联会的烛光晚会。“记忆是对抗极权的唯一方法，而遗忘是最不要得的事情。”Heyson认为，参与烛光晚会的意义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就是希望做到世代传承，成为“大陆看得见的幌子”。他笑言：“其实大家都是靠吓，中共吓我们，我们也可以吓它，如果大家坐在这，举烛光，中共就会知道仍然有很多人记得六四。”

为了守着这个记忆，Heyson曾经尝试过不同的方法。在中六的时候，Heyson参与烛光晚会时接到支联会支青组的单张，他想了解社会及中港民主情况，所以毅然加入了支青组，希望增加见识。Heyson记得以往摆街站的经历，“我希望别人关注现时中国维权人士的状况，就算六四过了，有很多支持六四、伞运的人士在中国被捕，但是其实很少香港人关注，所以想带出这些事情让更多人知道。”

然而，参与了六年烛光晚会的Heyson观察到近年参与人数有下滑趋势，所以他曾在支青组主张文娱化的纪念活动，希望将六四这个议题软化，让更多人知道。“其实烛光晚会可以不搞，如果民意觉得烛光晚会过时，倒不如搞一些能够入屋、新鲜的活动，甚至之后取代烛光晚会。”他认为分享会、放映会、音乐会、读书会可以是一些新模式，引发大众关注。读电影的他在任支青组期间曾举办许鞍华的《千言万语》、张婉婷的《玻璃之城》放映会，成功吸引参与者讨论。对昨日孙晓岚的言论，Heyson也有留意，他不认同人们停止悼念六四：“即使本土派也有悼念六四，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而已。”

林月明出生于天津，曾在北京媒体公司担任编辑一职，去年8月来到香港修读硕士课程，今年7月就会返回内地。在香港匆匆走过一年，月明了解到香港人实在与内地人不同，在她眼中，香港人敢说一些内地人绝对不敢说的话，敢做一些内地人想也没想过做的事情。而对于六四，月明是抱着回避的态度。

月明的父母经历过文革，两人属于“逍遥派”，即是远离政治中心，“过好日子，不谈政治”，月明就是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自小从来不参与政治，不谈，也不问。关于六四，月明在内地生活的时候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只知道当年很黑暗，学生在争取一些普世价值，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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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有点过去了，若说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它其实已经是closed file（结案封存）的状态。我觉得不值得去争取。 file（结案封存）的状态。我觉得不值得去争取。”

然而，她在25岁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傅高义的《邓小平传》，一读之下开始了解历史的真相，拼凑了零碎的认知，看见一幅较完整的图画。“我看到事情如何发酵，就像看电影、读故事一样，我能够体会他们的感情，但是还是有莫大的距离感。”在香港读书的期间，月明接触多了香港的政治议题，相比中国的黑暗面，她反而对香港更有兴趣。

“六四有点过去了，若说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它其实已经是closed file（结案封存）的状态。我觉得不值得去争取。”月明淡淡地说。她解释说真正了解民主的人不多，有些人只是见到它的光环，但其实每一个制度都有其好与坏，她实在无法想像如果中国推行民主，情况会怎样。其实，月明在香港的时候会与老师及同学讨论时事，“因为在香港有安全感，回到内地要慢慢改掉这个习惯，要很谨慎，很谨慎。”被问及对于孙晓岚的言论有何看法，月明认为现在停止悼念六四，对于香港而言是言之过早，同时她也观察认为，绝大部分香港人都不会这样想。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陈海溢及林月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