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移英攝影師王仲偉：
香港之後的香港
告別之前的鄉愁

告別

從下定決心到真正離開，那六個月的香港，疫情尚未到最高峰，人人戴著口罩，看不見彼此真面目，政府推出不同的社交隔離設施和限聚令，國安法已生效一段時間，社會彌漫著不信任情緒，氣氛古怪緊張。王仲偉把這種氛圍，捕捉在他的照片之中。

「當時香港存在很多不確定性，雖然英國推出了BNO移民計劃，但第一批人還未離開，有些事情正在醞釀，有種山雨欲來的感覺，大家都處於前途未卜的狀態。」

有時他邀請陌生人拍攝，「問十個人也沒一個理睬你，就算答應了，當我再問可不可以脫下口罩，有時也會遭到拒絕。」他明白他們心裡大概會想：「你是甚麼人？想做什麼？讓你拍照後，會不會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肖像

王仲偉的照片主要分為3類：城市景觀、肖像和靜物，由遠至近記錄城市的模樣。他搜集資料後，口袋擬定了想要拍攝的人物清單：舊式影樓的老師傅、90年代流行的遊戲機鋪的老闆，花園裡放滿雕像的「石雕大王」。

他認為：「這些人物很能表達到香港這地方，他們工作的空間很有趣，我覺得拍攝計劃中必須有肖像。」

他也為街上遇見的人物拍攝肖像，照片中大多數人情緒平淡，看著鏡頭：海邊兩位打扮時髦的年輕男生，穿一藍一黑的牛仔外套和破洞牛仔褲，簇新白球鞋，名牌斜袋分別一左一右橫過他們身上，側光讓臉上輪廓看起來很有立體感。馬路旁的兩位學生，從毛冷上衣、領帶、長褲、皮鞋等穿著都完全一樣，唯一不同是兩人手上的手錶。

起初他想拍攝不同年齡層的香港人，由小孩到老人，從讀書、擁有事業到退休，順著時序，涵蓋人生不同階段。他拍攝了30多張肖像，新書最終收錄10多張，他聽從編輯意見，照片多以年輕人為主。

儘管青年臉上不太開懷，但對王來說卻充滿力量：「我永遠想像年輕人和這個地方的將來是怎樣 ？當然沒有答案，但透過這張相片，看見他們眼神，是我對未來的一種投射。」

鄉愁

王仲偉將照片投稿到一些出版社，最終成功得以出版。其中與編輯討論時發覺，相比香港政治背景，他們對於一個人要離開自己成長的城市，這主題更加吸引，也更容易令人產生共鳴。

「你要永遠離開一個地方，那段時間所拍攝的影像，那種感受會傳遞到作品裡面。這件事更能觸動他們，多於政治背景和香港發生的劇變。」

他認為自己作品感性大於理性，「不是很刻意，而是自然把感覺投放進照片裏面，如果理性去做就未必有這種效果。你整個人的狀態和思維方式，會影響最後拍出來的東西。有讀完這本書的人反映，看到照片裡面有種鄉愁。」

還未離開，就有鄉愁，他說：「我心裡想到『看最後一眼』這句話，好像看著一位在病榻即將離世的親友，你會別過面，不忍心再去看他。大家都不知道之後會發生甚麼事、有太多變數，自己未必能再回到這裡。」他語氣難過地道。

靈山

幾年前，王仲偉讀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籍華裔作家高行健的小說《靈山》，當時對書中內容不完全了解，但創作時心裡一直想著這部著作。

《靈山》獨特的地方，是主角會由「你」、「我」、「她」之間不斷轉換。「它用第一人稱去講這個故事，即是『我』，有時又會跳去第三人稱，即是『她』，同時用幾個角度去描述這個故事。可以很主觀，也可以很客觀。有時候我的照片會充滿個人情感，但有時又會跳出去，刻意帶點距離去拍攝，像第三人稱的角度。」

「書中主人公要去找一個地方，可能只是個道聽途說曾經出現之地，我不知道實際地點就去尋找，只知這將是一趟旅程，沿途會遇見不同的人和事。」

王的照片，也似在元素與非元素之間游離。他有一個不斷加減的清單，上面列出想去的地點，也有香港最東南西北的角落，有時他會在一個地方走上一天，如果拍得不夠還會再去一次，「從一個點去到另一個點之間，過程充滿未知數，有種去尋找東西的感覺。」

頑固

「作家王小波寫過，人生最大的悲哀在於受愚弄。」離開有大大小小原因，王仲偉坦言，在抉擇時他反覆思考這句話。

父母在廣東長大，1980年從深圳游水偷渡來港，歷時共二十小時。40年後，他自己一家幾口離開香港，登上飛往地球另一端的航班。

「整本書的第一張相片是邊境，遠方是深圳的高樓，這裡是我到過香港最北之處，那裡正是我父母當年偷渡來港上岸的地方。我覺得所有事情，我們關於香港的故事，都是從這裡開始。」

回看父母當年決定，他覺得兩代人面對的情況不同，「從前沒那麼複雜，父母大概只有20歲，相比我現在年輕多了，還未成家立室。他們村裡有七八成年輕人都偷渡﹐也不會想將來能不能再回去。」當時在中國不能選擇自己職業，公社要一個人做甚麼，就一輩子都要做這角色，父母想逃離這種命運。

「我們在香港活了半輩子，工作、事業、家人、朋友都在這裡，有很多顧慮，但最深處原因某程度上都是一樣：想擁有自己的人生，掌控自己的生活，不讓別人控制你做甚麼，不做甚麼。」

2021年之後的香港，對王仲偉來說：「整套價值觀不同了，現在回看香港發生的事情，我完全接受不到。」自由等理念太過理想化，他只是覺得：「自己有一種頑固，不同意，不喜歡，認為這樣不合理，違反人性。」香港變化太厲害，令他感到失望，難以接受，因此離開。

勘景

王仲偉小時候家裡沒有錢，一家住在鑽石山木屋區，後來獲派沙田公屋，童年生活簡樸，每天下課踢足球和玩耍，成績普通，對未來完全沒有概念。中學畢業以後才開始思考這個世界。

畢業後讀設計，但心裡知道自己並非很喜歡，幾乎每天走課去看電影，高峰時期一天可以看兩三套。除了上電影院，也會到大學圖書館借錄影帶觀看。後來，他投身影視製作，包括協助外國電影在香港的勘景工作，曾參與過《變形金剛》和《攻殼機動隊》等電影項目。

「外國人來香港拍電影，找我們做所謂的 location manager，工作牽涉尋找場景、與場地管理人溝通，申請拍攝許可等，港產片未必會有這崗位。勘景要配合劇本，電影的美術方向和故事，目的性很強，也要很準確。」

在參與過的製作之中，令他最滿足的是《攻殼機動隊》 ，「他們想做出來的，不是現在的香港，而是一個未來城市。那很有難度，要給它一個底材，才能配合到視覺效果，十分有趣。」

孤獨

「這工作未必要孤單地進行，但我始終喜歡一個人。有時尚未有劇本，就要我拍攝一些地方作為參考，有時我需要整個地區去看，找一些對方會感興趣的影像和適合的元素。有時候我也會漫無目的地拍攝，像是現在攝影集的內容。」王仲偉習慣，也頗享受長時間孤獨地工作。

他承認，工作或多或少帶著外來者視角，「外地人與香港人喜歡的事情有點不同，例如以前外國人覺得，香港街上應該掛滿紅燈籠。」他笑道，外國電影會有很刻版老套的一面。「而我的個人攝影創作，會刻意避開典型香港的元素，例如霓虹燈、招牌、或者某些著名景點等。」

創作

靜態照片比起流動影像，王仲偉認為更反映到創作者想帶出的概念，保留到原意。

「首先電影是集體創作，監製、導演、演員甚至投資者都有發言權。集體創作有很多限制，可能是演員個人喜好、預算，最後也會左右了創作。另外，影片需要一個過程，例如90分鐘的電影，要用四分之一時間去建構故事，讓觀眾慢慢進入想表達的內容，或者能夠跟隨故事。」

他接著說：「但攝影不同，一張照片只需一秒就可觸動到觀眾，烙印在你的心裡，你可能會永遠記住那個畫面。那一刻我覺得攝影很厲害，這件事很有力量。」

「攝影書和電影也有不少相似之處，同樣可以透過節奏和次序，指引一些想法予觀看的人。書特別的地方在於它是實物，要翻揭，質感、重量、紙，每樣元素疊加起來，會影響整體觀感。好像你到戲院，那張椅子和燈光是怎樣？這些東西配合在一起，某程度上這與攝影集相似。」

但相比起攝影，文學對他的思想和創作更重要：「文學可以讓你進入某個狀態，令你有更為內在的思維幫助你去創作。我自己看其他攝影作品，學到更多是比較實際運作或構圖方法，真正內在的東西，文學影響我更多。」

局外人

「香港作為一個這麼多人生活的地方，我們不停談論著身份、背景和過去怎樣影響現在和將來，這些想法令這個城市很獨特，香港文化特殊，明顯有西方，也有東方的事物，全世界不容易見到這樣的城市。」

王仲偉說，拍攝《Hong Kong After Hong Kong》的時候，失望和無力感也是新書主題之一。「我覺得自己現在變成了局外人或旁觀者，有一種距離感，不再親身經歷，無可避免地要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香港。」

「有趣的是，現在身處倫敦，我也是一個局外人，某程度上成為兩個地方的局外人。」他頓一頓說：「未來創作上，說不定可以運用這種外來者的視覺，來思考這兩個地方。」

想念

離開兩年多，王仲偉最掛念的，「除了家人，首先必定是一杯濃香順滑的港式奶茶，另外就是香港的海，我總幻想自己身處海邊，任輕柔溫暖的海風吹拂身上。」

「香港有多很昏黃的燈泡，這是在這邊沒有的感覺。」其中一張照片，他從山上拍攝密集而燈光通明的樓宇景觀，畫面稍微過度曝光，「我想讓它有發光的感覺，不知為何想起香港夜晚，我總是想到這種金黃色的燈火。」

「在一個新地方，多了一個新身份，是否會有另外一種的人生呢？有時候我會想，一個人可以有兩種人生，多了新的體驗，某程度上不是壞事。」

最後他說：「我希望人們看到這本書後，會想起和記住香港這個地方，在腦海裏持續提醒他們，不要忘記這個香港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