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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打不通了。《華爾街日報》員工最後一次與埃文·格什科維奇(Evan Gershkovich)聯繫是在上周三下午4點前，那時他進了俄羅斯葉卡捷琳堡的一家牛排館。這是這位駐俄羅斯記者一個月內第二次前往烏拉爾山區。
午餐前不久，一位同事給他發了條消息：「嘿，夥計，祝今天好運。」
「謝謝老兄，」格什科維奇回答說：「我會告訴你事情進展的。」
幾小時後，《華爾街日報》新聞編輯部的人爭相聯繫他們在葉卡捷琳堡、莫斯科和華盛頓的聯繫人。俄羅斯即時通信平台Telegram上一則含糊其辭的帖子稱，安全人員從葉卡捷琳堡一家牛排館帶走了一名頭被帽子罩上的用餐者。
莫斯科當地時間上周四上午10點35分，俄羅斯國家通訊社的一則消息稱，格什科維奇已被拘，並被聯邦安全局（其前身為克格勃）指控從事間諜活動。這是自冷戰以來，俄羅斯首次指控外國記者為間諜。俄羅斯國家電視台播出的畫面顯示，格什科維奇被聯邦安全局的便衣人員押送，他穿著運動鞋和褪色的藍色牛仔褲，一隻戴著黑手套的手放在他彎下的脖子上。
31歲的格什科維奇是美國人，他的父母是在前蘇聯出生的猶太流亡者，他們後來在新澤西州定居。而格什科維奇愛上了俄羅斯——他愛俄羅斯的語言，愛那些在俄羅斯首府城市與他聊上好幾個小時的人，還有跟他一起在莫斯科潜水酒吧玩的朋克樂隊。此刻，間諜罪指控讓他可能面臨長達20年的牢獄之災。
他的僱主、同事和拜登政府都否認了俄羅斯所謂的格什科維奇為美國從事間諜活動的說法，並要求立即釋放他。格什科維奇是俄羅斯外交部認可的外國記者，但外交官和法律專家認為，鑑於俄羅斯的間諜審判都是秘密進行的，而且幾乎總是以定罪告終，他立即獲釋的希望渺茫。
五年半前，格什科維奇前往俄羅斯工作，那時，這個國家的媒體自由正在消亡。周末，他泡在當地的banya（即桑拿房）與人們談論音樂、政治和新聞，並且願意為競爭媒體的記者提供幫助。他的俄羅斯朋友以瓦尼亞(Vanya)稱呼他，而不是埃文。
2021年，當山林大火席捲偏遠的西伯利亞雅庫特地區時，他在森林裡睡了四天帳篷，其他記者早已乘飛機返回首都。他與剛上大一的醫學生一起坐在新冠病房裡，贏得了這些學生的信任，他們向他透露，他們只接受了幾周培訓就被徵召來治療大量湧入醫院的病人。
他告訴朋友，「我只是想確保報導準確。」
格什科維奇可能會發現自己被捲入了一種越來越常見的地緣政治博弈：外國政府抓捕美國人，將他們用作交換籌碼。
美國在12月釋放了被定罪的俄羅斯軍火販子維克多·布特(Viktor Bout)，以換取美國女籃明星布蘭妮·格里納(Brittney Griner)，俄羅斯當局在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幾天拘留了她。格里納被查出在行李裡攜帶了大麻油，她被判處九年監禁。她後來被宣判犯有走私和持有毒品罪。
上周四，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柯比(John Kirby)說，尚不清楚格什科維奇的拘留是與俄羅斯領導層協調過的，還是源自其他不滿情緒的報復。據美國司法部稱，上上周，一名俄羅斯公民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地方法院被指控充當外國勢力的代理人，並受到簽證欺詐、銀行欺詐、電信欺詐和其他指控。
格里納被拘讓俄羅斯和美國之間幾十年的體育合作終結。而格什科維奇被帶走挑戰了另一個基本認識，即美國記者、作家和研究人員可以在俄羅斯工作，以了解這個廣袤而複雜的國家及其與西方不斷升級的衝突。幾乎所有西方國家記者都撤出了俄羅斯，格什科維奇的被捕加速了撤離潮。
上周五，《華爾街日報》撤走了其莫斯科分社社長，她是一名頗為資深的記者，自冷戰的最後幾年以來就一直在報導該國。許多曾在斯大林時期向莫斯科派駐記者的西方新聞機構認為，普丁治下的俄羅斯對新聞業來說太危險了。
格什科維奇還沒有被允許與本報聘請的律師接觸，他被關押在聯邦安全局的列福爾托沃監獄，俄羅斯在那裡關押了大多數涉間諜案嫌疑人。2020年入獄的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保羅·惠蘭(Paul Whelan)因類似指控被判處在俄羅斯流放地服刑16年，而他最初的拘押地就是列福爾托沃監獄。
這篇關於格什科維奇的生活和職業生涯的記述基於與其同事、家人和與他有工作往來的人的談話。他的這篇人物簡傳也映照了普丁想在前蘇聯解體後重建帝國的努力。格什科維奇的父母逃離了蘇聯，而他們的美國兒子回來了，還被關進了他們從小聞之生畏的監獄。
蘇聯逃難者
格什科維奇對俄羅斯的痴迷源自語言，他小時候和家人住在紐約和新澤西，他們在家裡說俄語。
格什科維奇的母親艾拉(Ella)在22歲時使用以色列文件逃離了蘇聯。她的母親帶著她穿越了鐵幕。她的母親，也就是格什科維奇的外婆，是一名烏克蘭護士和大屠殺倖存者，談到二戰結束時自己在波蘭軍醫院救治過的集中營倖存者時，她會流淚。在逃亡前，他們聽說了蘇聯猶太人即將被驅逐到西伯利亞的傳言。
格什科維奇的父親米哈伊爾(Mikhail)也是在那一波猶太人移民潮中離開蘇聯的。米哈伊爾與艾拉在底特律相遇，後來搬到新澤西，埃文和他的姐姐杜莎(Dusya)在那裡長大。
在發表於雜誌上的文章中，格什科維奇描述了他母親在家中奉行的俄羅斯迷信：在室內不吹口哨，不打傘；不把鑰匙或錢包放在餐桌上。
他在2018年寫道，他們在家吃通心粉時用黃油代替奶酪，看《兔子，等著瞧！》(Nu, pogodi!)這部關於狼和兔子的蘇聯動畫片，而不是《大頭仔天空》(Hey Arnold!)，以及他們在家說俄語而不是英語。
格什科維奇說，這樣的俄羅斯生活「只是一個複製品，而我無比渴望擁抱它。」
在普林斯頓的公立高中，格什科維奇是個名列前茅的學生和狂熱的足球運動員，他在高中四年級時擔任球隊隊長，並帶領球隊獲得了州冠軍。他的體育老師韋恩·薩特克利夫(Wayne Sutcliffe)仍然是足球隊的主教練，他說他一直在回覆格什科維奇的隊友們不斷發來的消息。他說，「所有人都在努力尋找可以支持埃文家人的方法。」
格什科維奇2014年畢業於緬因州的文理學院鮑登學院(Bowdoin)。他搬到了紐約，想進入新聞行業工作。為了償還學生貸款，他先是在一家餐飲公司當廚師，下班後去酒吧時身上帶著七把不同的廚刀。2016年，他被《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聘為助理，這是一份夢寐以求的入門工作，直到《紐約時報》的一名員工問他，為什麼不利用他的俄語技能來報導世界上最難的新聞條線之一。
格什科維奇猶豫了，他害怕放棄在《紐約時報》總部的工作機會。隨後，他擁抱了新機會。
職業生涯的開始
抵達俄羅斯後，他加入了《莫斯科時報》(Moscow Times)，這是一家英文報紙，雖然境況不佳，但長期以來培訓了一批最知名的俄羅斯記者。格什科維奇與一批年輕記者的加入為該報注入了活力。格什科維奇在《莫斯科時報》的同事、現就職於《衛報》(The Guardian)的皮約特·紹爾(Pjotr Sauer)說，「他熱愛俄羅斯，他想在這裏做報導。」
格什科維奇的母親說，這段時期的經歷讓兒子對他自己的俄羅斯和猶太背景更感興趣了。共產主義垮台幾十年後的一天，她帶兒子去了一個她十幾歲時一直不敢去的地方：猶太教堂。她小時候被告知，任何進入該教堂的人都會被拍照並被特勤人員拘留。
她說，「從那時起，埃文開始更好地理解我們。」格什科維奇的父親和姐姐後來也到過莫斯科，他們一起参觀了莫斯科的新猶太博物館。
格什科維奇憑藉在《莫斯科時報》的工作獲獎，然後轉到了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他在俄羅斯各地奔走，報導鮮有人涉足的話題，他涉獵的領域包括環境問題，比如阿穆爾河中鮭魚的消失。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記錄了挽救俄羅斯少數民族語言的努力。
英國《電訊報》(The Telegraph)記者娜塔莉亞·瓦西里耶娃(Nataliya Vasilyeva)回憶說，2018年俄羅斯總統大選期間，她在一位挑戰普丁的候選人的新聞發布會上看到了格什科維奇。他坐在地板上，用非正式的語言向這位前集體農場老闆提了個問題，這在俄羅斯言談中被認為是不恰當的，引得這位候選人和在場其他記者露出微笑。
格什科維奇時常穿著寬鬆的褪色牛仔褲，在市中心的墨西哥餐廳Veladora與朋友和同事見面，有時他們也去附近一家刻奇咖啡館，據說這裏的芝士蛋糕是全市最好的。格什科維奇迄今把莫斯科當作了自己的第二個家。
他會在與俄羅斯室友合租的公寓裡播放1990年代的俄羅斯搖滾樂，當他要求播放DDT等樂隊的小眾搖滾樂曲時，被大家笑話了。
格什科維奇後來回憶說，2021年底，一位同事在一家咖啡館發現他在向《華爾街日報》申請一個職位。格什科維奇傾斜了他的筆記本電腦，給他看申請表，似乎在鼓勵他也去申請。他於2022年1月被錄用。
一個月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格什科維奇前往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邊境。這讓他成為唯一能夠目睹第一批受傷的俄羅斯士兵被送回國的美國記者。
俄羅斯日漸灰暗
在格什科維奇定居的莫斯科，恐懼和偏執開始蔓延。他在7月的一條推文中說，「現在在俄羅斯做報導，看著你認識的人被關上幾年也是件平常事兒了。」他經常去莫斯科的桑拿房，見證了這個國家日益灰暗的情緒。2022年底的一天，另一位浴客聽到他說英語，對他說：「別再講那該死的語言了。」
格什科維奇想了一下，然後用俄語回答：「這是一個多語言的國家。」
那人停頓了一下，然後回道：「但英語不是其中之一。」
他想，隨著美國領導的制裁限制了俄羅斯經濟中與西方關聯最緊密的部分，莫斯科如今給人的感覺越來越像混亂和犯罪陰影下的90年代。他連續幾小時與同事、朋友和線人討論如何報導一個與鄰國交戰的國家，常常聊到深夜。他思考著報導俄羅斯利用美國囚犯作為談判籌碼的問題。
「這是一個持續的道德危機。你會討論每一個故事，」《金融時報》記者、格什科維奇的朋友波琳娜·伊萬諾娃(Polina Ivanova)說。「埃文會談論……報導俄羅斯而不是烏克蘭意味著什麼。這是一個非常難想清楚的事，以及就你的身份認同而言，你在其中的位置。」
在一次報導任務中，格什科維奇先生被幾名俄羅斯安全人員跟蹤，其中一些人用相機記錄了他的行蹤，並向他的線人施壓，讓他們別跟他說話。他猜測自己的手機被監控了。在另一次前往普斯科夫西部地區的行程中，他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跟蹤和拍攝。
上周三，當他前往距離莫斯科以東近1,500公里外的烏拉爾山區城市葉卡捷琳堡時，格什科維奇的手機和許多《華爾街日報》外國記者的手機一樣，裝了一個GPS跟蹤應用，讓同事們能夠看到他的動向。
他在下午1點59分寫道：「降落，離開機場。」
托馬斯·格羅夫(Thomas Grove)在《華爾街日報》擔任駐俄羅斯記者多年，他現在負責報導波蘭。他在華沙去參加一個晚餐的路上意識到格什科維奇已經幾小時沒給他發消息了。他在晚上7點12分給《華爾街日報》一位負責安全的經理發了消息：「你和埃文聯繫過嗎？」
「正在處理。」
「電話已關機。」
格羅夫認識與格什科維奇相熟的一個人，他打電話請他開車經過格什科維奇住的公寓。窗戶是黑的。格羅夫在電話上等待著，那人關了汽車發動機，按了門鈴。他又按了一次。
「他不在，」他說。「讓我們寄希望於最好的結果。」
第二天早上，俄羅斯的新聞工作者設法瞥見了格什科維奇被押送經過一個樓梯間，他穿著寬鬆的藍色牛仔褲，頭被連帽衫的帽子蓋住。
英文原文：Evan Gershkovich Loved Russia, the Country That Turned on H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