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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末中國多地爆發示威活動後，一批抗議者被拘。這重燃了長期困擾被拘者親友間的爭議——是該發聲還是保持低調。
給這困境雪上加霜的是，中國政府對異見人士的容忍度越來越低，而一批初涉世事的活動人士幾乎沒有與警方打交道的經驗。
去年11月27日，一群好友參加了北京的一場集會，隨後其中幾名女性被帶走。她們的一些朋友認為，要想被拘者獲釋，公眾的關注至關重要。然而，其中一些被拘女性的家人更傾向於保持沉默，他們擔心一旦公開發聲，被拘者會受到更加嚴厲的對待。
中國政府通常不會公布有關異見人士被拘的資訊，這意味著只有活動人士、律師或被拘者的親友公布這些資訊，外界才會知道。在當局緊盯活動人士和人權律師的環境下，公開發聲的這一重擔——及其後果——越來越多地落到了親屬和朋友身上。
上述被拘女性的朋友稱，她們對參加活動的後果毫無準備；當晚中國各地爆發了多起反對新冠防疫措施的抗議活動。現在，她們同樣缺乏經驗的朋友們正努力快速摸索出最好的方法，來救援這些仍被拘押的人。
這些朋友在Twitter、Instagram和YouTube等中國審查機構無法控制的社交媒體平台上發布了有關拘押的資訊。他們從海外的行動者、學生和學者那裡爭取到了更廣泛的支持，在這些人士的助推下，一些被拘抗議者在美國和英國的母校也站出來，呼籲釋放她們。他們還創作了有關這些被拘女性的插畫，並在紐約、東京等地的公共活動中展示。
這些人正在從零開始學習一切，他們沒能從資深活動人士那裡繼承到經驗，後者當中的許多人在過去十年裡被迫流亡或保持沉默。
一些有經驗的異見者表示，過去，非政府組織會培訓活動人士如何為可能的被拘情況做準備，建議他們提前與家人談論這種可能性。一旦他們被拘，同伴和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可能會與其家人交談，鼓勵他們發聲。
一位中國婦女權利活動人士說，「我感到非常愧疚。」她說，她受到有關部門的嚴密監控，這限制了她與外界的互動。她表示，「我不僅沒能把自己作為行動者的經驗傳授給這些年輕人，也沒能分享任何關於被拘時該如何應對的經驗。」
曹芷馨是因北京抗議活動而被拘的女性之一。在她的一些朋友被拘後，曹芷馨在一位律師的建議下錄製了一段影片。她明確表示，如果自己也被拘，她希望名字被公布出來。在曹芷馨被帶走後，這段影片被她的朋友公之於眾，這一決定權因而不再在她家人手中。當局指控曹芷馨犯有「尋釁滋事罪」，根據中國法律，她可能因此面臨長達10年的刑期。
人權組織以及許多活動人士和律師認為，公眾的關注，包括來自媒體的關注，可能有助於讓被拘者在獄中的日子好過一點，但他們表示，這些關注不太可能影響法律結果，如取保候審或量刑。
身在美國的中國人權律師陸妙卿說，「發聲不會使被拘者的處境變得更糟。」這一評估是基於被釋放活動人士、陸妙卿和其他人的反饋得出，其中也包括去年11月抗議活動後在中國各地被拘的一些人，這些人對公眾在他們失去自由時的支持表示感謝。
其他人則認為，關注並不總是有益的。一個擔憂在於，有關部門可能會對異見人士的代理律師施壓。一些活動人士說，在過去一些備受矚目的案件中，有關部門有時會強迫被拘押者解僱自己請的律師，並指定由執法部門批準的代理律師。
另一個理由是，國際關注可能會適得其反，特別是如今中國有關部門經常聲稱境外勢力是抗議活動的幕後黑手。
在去年11月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被問及被拘抗議者的問題時表示，中國公民的權利必須在國家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行使。
北京市公安局和中國公安部沒有回覆記者就本文提出的置評請求。
雖然被拘抗議者的家屬往往對公眾的關注採取較為謹慎的態度，但其中一些身陷囹圄的活動人士的親屬還是選擇了發聲。
LGBT群體活動人士楊紫荊的母親曾對《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講述她女兒被拘的事情。楊紫荊在2022年11月27日參加了廣州市的一個小型集會後，於去年12月份被拘，同樣並被指控「尋釁滋事」。她於1月取保候審，但在獲釋後，記者無法聯繫到她和她的母親。
女權活動人士鄭楚然的丈夫危志立是一位勞工維權人士。在危志立於2019年被關押後，鄭楚然致力於讓人們了解到她丈夫的境況。危志立在一年後被處以緩刑，獲釋回家。2015年幾位人權律被捕入獄後，他們的妻子也成了活動人士，努力使她們丈夫被捕的事留在公眾視野中。那些律師在服刑結束後獲釋。
記者無法與這些因在北京抗議被拘的女性的家人交談。據與這些家庭有聯繫的朋友說，公安人員警告過一些家庭成員，媒體報導可能會對這些女性的案件處理不利。
在曹芷馨和她參加了去年北京抗議活動的朋友中，至少有八人在2022年12月18日至2023年1月6日期間被拘。其中至少四人仍被拘押，包括曹芷馨本人。
與她們父母有聯繫的朋友說，其中一些父母擔心公眾的關注會使她們成為此次抗議活動的標誌性人物。此次抗議活動在促使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取消動態清零政策中發揮了作用。不過，朋友還是選擇了將她們的名字公布出來。
其中一位被拘女性的朋友說：「不然，她們就真的消失了，除了親近她們之外，沒有人知道她們的故事。」這位朋友說：「我想這不是她們所希望的。」
根據中國法律，在公開調查期間，只有直系親屬可以為被拘者安排律師，除非被拘者在被帶走之前指定了一名律師。曹芷馨和她的朋友都未婚，因此安排律師的權利在她們的父母手中。
去年北京抗議活動後被拘女性的一些朋友說，其中兩名女性的父母不願意請人權律師。這些朋友說，他們與這幾位父母之間沒有交流，擔心會出現關於這兩名女性情況的資訊真空。
此外，試圖喚起公眾對被拘者關注的朋友可能會面臨報復。曹芷馨的兩位朋友在協調被拘女性的家人、朋友和律師之間的溝通後被拘。
曹芷馨的男友說，在第八位朋友被帶走後，他在1月初決定站出來。因為他人在美國，因此他認為自己相對更適合為這些女性發聲。
他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播客採訪時稱，「其他家人或者朋友沒法站出來。」他說，「那麼就讓我來代表他們吧。」
圍繞另一位被拘女性的風波則凸顯出，關於誰有權代表被拘押者的利益，以及如何合乎倫理地代表他們的利益方面可能會出現爭議。她因另一起抗議事件，在幾個月前被拘。
這名女性在一個公共衛生間張貼了海報，上面的資訊與去年10月份北京四通橋公路立交橋上的兩條橫幅相呼應。這兩條橫幅譴責了習近平及其強硬的新冠動態清零政策。直到身在美國的中國活動人士楊占青於上周通過Twitter公布了她的情況後，這名女性被捕的消息才被公眾所知。
據與她關係較近的人稱，她的家人當時說不想受到更多的關注。與這名被拘女性關係密切的一位人士也稱，她不想被媒體報導。楊占青說，這名女性的一些朋友授權他公開這些資訊，認為她的案件是公共事件，關心公共利益的公民有權為她發聲。
第二天，一份由女權主義者運營的中文電郵簡報發布了這名女性抗議者的人物特寫報導，這引發了與她關係密切的人的批評，後者認為這種做法沒有經過他們的同意。該簡報對其發布報導的決定不予置評。
英文原文：In China, Protesters’ Detentions Bring Up Dilemma for Their Loved O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