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歲的Kirstie是Johnny的女友，同為香港中文大學環球商業學畢業生。她認為金融業高薪厚職是正常不過的事，「因為金融業完全跟金錢掛勾，它的產品正正就是錢。」對於就業前途，她的想法與Johnny有分歧，「我自己就真的不太喜歡金融行業，我喜歡從事的產業本身是要meaningful（有意義）的，就不是純粹金錢上的流動囉！」她看一看Johnny後說。

Kirstie目前在美資科技公司任職市場營銷，產品包括各類提升生產力的技術工具。談及疫情時，她笑言「我的部門『條數』（營業額）非常之好」，皆因疫情後很多公司開始投資在家工作的技術工具，解決員工溝通問題，也可增加員工的幸福感，「我對科技這東西是有個信念，才會選擇第一份工投身科技行業。」

事實上，不管是外在環境，還是行內狀況，也隨時代改變，從業者要不斷裝備自己。她預計，金融業會有不少重覆性的工作將被人工智能取代，行業近年講求的客制化和個人化，均能建基於客戶數據平台，大趨勢將會是自動化。

Johnny亦同意金融業將使用更多科技，貿易公司及銀行都需要編寫程式及計算機科學的人才，為他們落盤、設計貿易策略、監管等，令電子系統更快更準。「很多銀行會高薪挖角他們，不論香港、大陸、外地也好，這些技能在近年很吃香（較有優勢）。」

面對內外因素夾擊，Johnny常問自己，「究竟在香港的價值是什麼？」不少國家時局混亂，例如烏俄兩地戰況激烈引發通貨膨脹，金融業的公司管理層都在探討應把公司重心放在何方，「作為一個職場新人，我更加不知該何去何從，是一個比較徬徨或困惑的心態。」

社會前景未盡明朗，職場新人只能摸着石頭過河，新生又如何規劃得到幾年後畢業的路向？

今年9月，香港科技大學環球商業管理學系新生關政洋，第一次步入大學的教室。讀了兩個月，他認為社會越來越VUCA——Volatile（不穩定）、Uncertain（不確定）、Complex（複雜）和Ambiguous（模糊），大學課程亦有所調整，似乎更聚焦於商業策略、創科技能，並開設有關可持續發展及人工智能的科目，「訓練學生更關心社會，關心世界」，例如不少公司採取具可持續性的投資策略，會比以往更考慮環保議題，故部分大學課程會將之視為教學重心。

當他考完DSE，還是一個十來歲的學生，大學選科時也開始考慮十年八載後，工作是否仍然穩定。他解釋，傳統意義下的「穩定」，就如醫學生般，出路有保證，但他思索一會，就否定這個說法，「讀了6年醫學及兩年實習，再要考取專科，要轉行其實很高成本，」他坦言，「這不是我追求的『穩定』。」

在瞬息萬變的環球環境中，商業世界大起大落，動輒大幅度裁員，但他仍然確信經濟是一個循環，「在經濟差的時候找機會充實自己，經濟好時則捉緊發展機會。可以貢獻公司的人才，其實不用怕大環境的趨勢。」

「做律師不能拯救世界」

不過，即使如何裝備自己，有些大環境因素，卻是不可控又影響深遠。

近年，香港政治氣候的轉變，對法律學系學生和法律界從業員尤其造成衝擊。Cathy在香港大學就讀政治學與法學五年制雙學位課程，她今年是四年級生，也是她的Penultimate year，即畢業前倒數第二年，法律系學生於這一年要決定將來的職業路向。

在香港，法律專業分為大律師和律師兩個分支。律師可代表當事人出庭應訊，或取得當事人指示後，再委託大律師出庭應訊。除處理訴訟外，律師也會處理一般法律文件，如草擬合約、樓宇買賣、證婚等，亦有律師會擔任法律顧問。大律師則專門負責訴訟工作，代表當事人出庭，也會代客人草擬法律文件、提供法律意見等。執業大律師不可同時成為執業律師。

法律系Penultimate year學生，通常會爭取Vacation scheme名額，即在暑假或寒假期間於律師行實習，如果實習時表現良好，就有機會與律師行簽正式合約，當見習律師。這對希望成為事務律師的法律系學生尤其重要，「相等於你在畢業前找到工作。」

中學時，Cathy最喜歡的科目是通識科和歷史科，到大學選科，她希望透過修讀政治認識社會以至國際關係，至於修讀法律，則認為有助事業發展。

自九七主權移交以來至今，香港經歷五次人大釋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每次釋法都引起社會極大迴響，認為破壞香港司法獨立。Cathy就讀初中時，也留意到相關爭議，那時她憧憬着，修讀法律可以保障人權。

不過，「入行之後，再加上現時的政治環境，你想做公法（Public Law）、想做司法覆核是否那麼容易？首先......多少人還會走這條路？多少人還會對這個（香港司法）系統有信心？」Cathy嘆一口氣。

一名熟悉刑事法的香港大律師Wayne告訴端傳媒，「我認識有10個同行離港了，算多吧？」這個時代，不少港人想過移民，Wayne坦言自己也在當中，但一直未有實際行動，「要重新認識朋友、融入當地圈子，不是如此容易說走就走。」他說。

Wayne分析指，同行近年主要有三個去向——離港；不打涉及國安法及社會運動相關的政治敏感案件；不做律師。數年前，部分反修例運動案件的被告獲撤控，但近年部分人再被起訴，當他們想找回原來的律師協助時，發現他們已移民。

事實上，協助反修例運動案件的律師及大律師，或對港區國安法提出異議的法律界人士，近年備受壓力。親中報章及建制派曾多次指控社運案被告的法律代表涉違反專業守則；創立民間團體「香港人權監察」的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夏博義（Paul Harris）於2022年3月初，被警方帶往警署作「警誡會面」，當時多份報章引用不具名消息指，夏博義涉違反國安法；6月，曾接辦多宗社運案件的韋智達律師行（Vidler & Co. Solicitors）停業，此前，律師行合夥人韋智達（Michael Vidler）亦已離港。

國安法落實後，Wayne認為不僅律師們紛紛表現出「難以名狀的擔憂」，法庭的權力、批准保釋以及判刑空間亦同時收窄。他指，法庭也需要適應法制新常態，「法律行業正是受力板塊，處於風口浪尖」。

在律師樓，Wayne經常告訴實習同學，「做律師不能拯救世界」，法律制度只是一個「相對文明的程序去解決紛爭」，未必能夠伸張正義、還原真相。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為被告做好定罪、監禁的心理準備之餘，也要降低自己對案件判決的期望。這階段，他只能慢慢調節自己，才不會容易「burnout（倦怠）」。

Cathy不再憧憬做一個專攻刑事法的大律師，「我現在是偏向做事務律師。」Cathy坦言，政治氛圍對個人生涯規劃亦有影響，「縱使我仍會對公法有一些想法、仍有熱情，但根本政府不會想有聲音反對他的體制、政策，我們根本連想做也沒法做。」

瘟疫蔓延時，醫生留或走？

自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中實施，英國、加拿大、台灣等地開設「救生艇」或「專案」計劃，讓港人以讀書、就業等方式移居當地。儘管中國國務院港澳辦及港府官員均否認香港有大規模移民潮，但從數字上看，香港的勞動人口正減少。

根據政府統計處2022年第二季最新資料，香港勞動人口總數為375.02萬人，較去年同期減少13.55萬人，下跌3.49%。其中，20至39歲的勞動人口均有減少，20至24歲年齡群組比起同期人數減少14.98%。

金融業於2021年第二季的勞動人口約為21萬人，但在2022年減少了1萬多人。而從衞生署和醫管局的數據可見，醫生的離職率亦有所遞增。衞生署醫生的離職率從2019／20年度的3.7%，升至2021／22年度的7.9%。另外，醫管局醫生的離職率從2019／20年度的5.4%，回落至2020／21年度的4.1%，再大幅升至2021／22年度的6.9%。（編按︰衞生署和醫管局管理不同的公營醫療設施，衞生署主要負責公共衞生範疇例如健康中心、專科診所；醫管局主要負責管理公營醫院。）

早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時，中文大學醫科四年級生吳卓榆就萌生離港的想法，「社運時好多人想移民，那時就開始思考（應否移民）。」她計劃考獲醫生執照後，便離開香港。除了政治原因，工作待遇也是她的主要考慮。

「有師兄師姐說，做醫生賺的錢雖然多，但唯一可以花錢的地方就是乘搭UBER回家。」吳卓榆笑說。香港公營醫療系統人手緊張，醫生工時長已是老生常談，不過仍然成為吳卓榆考慮是否在港執業的其中一個原因。「有考慮過去荷蘭，一些比較多人選擇（移民）的地方例如英國、美國、澳洲，都有考慮過。」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於2019年2月至6月進行一項網上調查，訪問514名正接受或將完成專科培訓的本地年輕醫生，當中逾九成為公立醫院醫生。調查發現，受訪者平均工時為53.5小時，當中有人一周工作近70小時；有逾七成受訪者出現工作過勞情況，逾兩成人更出現中度或以上程度抑鬱，當中部分人甚至有自殺傾向，最常見的壓力是「臨床責任」和「工作要求」。相關調查結果已刊登於《香港醫學雜誌》。

吳卓榆為移民做過不少資料搜集，「外國雖然都會有這個（工時長）情況，但都比香港好。例如荷蘭會確保你的工時不多於一個標準，亦會優待醫生，令你的人生不會只有工作，會有一個平衝。」

香港青年協會旗下的香港青年研究所，曾進行「為香港年輕人才流失作準備」專題研究，於2021年1月至2月期間，共訪問1135名34歲或以下在港年輕人才、20名34歲或以下在外地就業的香港人才，及4名專家和學者。

研究發現，兩成半受訪年輕人打算未來5年內到外地就業。從事四大支柱產業包括金融服務業、貿易及物流業、專業服務及其他工商業支援服務業和旅遊業，以及五大具潛力產業如資訊科技及資訊服務業、創新及科技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環保產業、檢測及認證業的受訪者，打算到外地就業的比率接近三成。

受訪的年輕人當中，四成人考慮離港的主要原因是「工作與生活平衡」，亦分別有三成多人「計劃移民」、顧及「社會及政治穩定」，或「喜歡（移民）當地環境」；另外，分別約有兩成受訪者考慮到「個人發展機會理想」，或想「提升國際視野」。

其中，只有約佔一成多至兩成多不等的受訪年輕人，同意「香港的創業環境理想」、「香港整體經濟發展前景理想」。

醫科生戴日朗跟吳卓榆是中學同學，畢業後一起升讀中文大學。他自中學起對理科產生興趣，並選修物理、化學和生物，「因為香港比較難做到科研，但讀醫科進可攻、退可守，我想做科研的話，讀醫科也可以做。如果之後發覺不適合又可以做醫生，可以對人（做服務人的工作），不會太悶之餘，人工都Okay。」當他公開試考獲佳績後，便選擇讀醫。

吳卓榆則跟戴日朗相反，雖然她在公開試考獲相同分數，但並不是一開始就決定修讀醫科，她選科的最大考量是前途，「（香港）選擇好單一，如果高分，很少人選擇體育、音樂，以前途來說，醫科差不多是最穩陣（安全）的選擇。」跟她成績差不多的考生，多是報讀環球商業管理、醫科或法學，「通常都是這三科。」

醫科知識不局限於地域，這是她在外發展的優勢，「醫生出路都正面、多選擇，」她說，「我絕對沒有後悔選擇醫科。」

戴日朗則希望留港，「我喜歡香港的文化。」影響他去留的，主要是能否適應外地生活，「我前一陣子去歐洲，發現香港有很多東西是其他地方沒有的，例如從小到大都說廣東話、聽廣東話。」

他提到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的著作《瘟疫》（《La Peste》，中國與台灣部分版本譯作《鼠疫》），故事中的主角是醫生，於瘟疫蔓延時選擇留下。「我的家人、朋友都是香港人，他們未必會離港，所以既然自己不是急切要走，也想留下做多一點事才走。」

留在一個地方的意義是什麼？

因為政治動盪及疫情，Kristie年輕人對工作有更高的要求，會反思工作和自身的意義。工作短短一年，她目睹其工作的美資科技公司有14個同事相繼離職，「他們不完全是因為不喜歡公司而走，而是他們會不斷問自己留在一個地方的意義是什麼，會想多嘗試不同新事物。」

而她自己，「我選擇一份工作，會審視3個因素，」Kirstie說，「第一是行業或產品要對社會有正面影響，例如協助不同公司在疫情下提升生產力；第二是每日上班是否由零變一的創作過程，不能重重覆覆；第三就是職場文化，會否整組人一起努力。」

她亦提到，自己一代人在疫情中踏入職場，至今大多時間是在家工作，「根本不知到公司發生什麼事，不熟悉同事，對我們在工作中找意義的影響很大。」因此，她更喜歡彈性上班——一星期約兩天返回辦公室工作，這可以保持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亦可根據自己的步調工作，「大家都知道，在香港朝九晚五要逼地鐵的情況，我是很想避免的。」她笑說。

Kirstie明言，其任職的公司在海外有子公司，若有機會調動到海外工作，她會願意嘗試，「不過是不是要抱着離開的心態？我覺得未必100％是，但會有這種考慮。」

對大律師Wayne來說，「能夠在這座城市中看盡不同階層的人生百態」，是他留下來的主要原因。

他經常同時處理不同類型案件︰一邊處理年輕人的反修例案件，與其家人、老師打交道，「如半個社工般陪他走這段路」；另邊廂則處理某些公司股東之間的糾紛，這牽涉繁重的行政程序、一疊又一疊的文件工作。他托着頭笑說，「不同案件之間的對比很有趣。」

他想起，有次義務為地區街坊提供免費法律意見，有人指其前度伴侶打電話給他，因此想申請禁制令，並控告前度伴侶滋擾。他發現，街坊十居其九未必想解決法律問題，「是想人聽他們說話，認真對待和分析他們的困擾。」Wayne深明有些社會的深層矛盾，並不能靠法律處理。

他雙眼緊閉，仰起頭說，「看到社會的陰暗面，正是這行吸引的地方。」

至於大學新鮮人關政洋，他仍然相信環球商業管理的出路很寬——畢業後可以從商、做顧問，或擔任管理工作，「學到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是transferable（可轉移）的」。他相信所學的知識不僅能應用於不同行業，更能應用於不同地域，「這一科就是要訓練我們適應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哪裏有機會，我便到哪裏發展。」

但他坦言，去或留之間仍會有拉扯，「香港始終是我的hometown。如果香港留下機會讓我發光發亮，我都會選擇留在這裏。」

（尊重受訪者意願，Wayne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