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的身體，我的選擇」，一句來自1960年代末的口號，萬未料到，會在半個多世紀的未來，再次撞到一堵堵令人心寒的高牆，還是那一堵父權、還是那一堵暴力。這個系列的故事，來自2022年，她們——我們——時而被視作生育機器、時而被道德甚至法律綁架，時而奮力維護自主權、時而被同為女性的至親質疑⋯⋯想問未來，這些故事還要重演多久？本文來自端傳媒七週年專題報導「Not My Choice」，歡迎點擊閱讀更多關於生育與身體的故事。
甘梅還清楚記得意外懷孕的時間是在10月中，「我的生理期很準時，晚了幾天我就覺得慘了，我買了兩個不同廠牌的驗孕棒，都是兩條線。」當時28歲的她在法國遊學但不諳法語，在男伴的協助下到醫院進行人工流產，他們在上課地點附近找了醫院。由於懷孕才五週，醫生建議藥物流產。
原本得在醫院服下藥物，因為她們接下來要移動到另一座城市上課，在醫生的叮嚀下，甘梅在長途移動的前一天先服用第一顆藥，隔天再吃第二顆。八小時的車程，她在長途車的後座躺著，渡過漫長、疼痛的流產，「身體很不舒服，每過一段時間，我就要求男伴停車，讓我更換吸滿血液的衛生棉。雖然痛苦，但我仍覺得人工流產對當時的我是最好的決定，也從不後悔。」留學在海外的她，當時完全沒有做好生育的準備。
回台已有大概四年，甘梅從未提起人工流產一事，她不知道如何解釋當時發生的狀況，「更重要的是，我不想收到負面回饋。」未婚懷孕還流產，在台灣會被異樣眼光看待，甘梅身邊沒有任何人談論過人工流產經驗，找不到有相同經驗者、對性並不開放的氛圍讓她難以開口。
33歲的貝蒂是少數願意公開談論人工流產經驗的人，在生活或是課堂中，她認為這就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卻一再收到男性的惡意評論——「妳幹嘛不生下來自己養？」「就是因為妳不夠堅持才會這樣」「妳讓我知道流產對身體會不好，我以後不會娶流產過的女人」，貝蒂逐漸噤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