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土，左翼視角的中國政治與社會觀察者，關注勞工，性別，族群等議題
炎炎夏日，酷熱難耐，極端高溫天氣下中國的社會氛圍也愈發躁動，顯現出某種經濟與社會危機的徵兆。
早在3、4月份，廣州沙河服裝批發市場和杭州四季青服裝市場的商戶相繼發起關門罷工和聚集抗議的行動，要求市場運營方減租、延租和退租，因爲受疫情影響，各地的封控措施導致物流中斷，往年的旺季不再，春裝銷售減少三分之一以上，商戶損失慘重；5月份，台資企業廣達上海廠區連續爆發兩次工人騷亂事件，起因是閉環復工使得工人長期被關在廠區內追趕產量，封控太久，有的想要返鄉，有人對工資和加班費有爭議，這些問題公司未能脫產解決，導致工人把矛頭轉向企業的台籍管理幹部，一度衝進他們的宿舍鬧事泄憤。
到了7月份，更大的危機爆發，近3000名村鎮銀行儲戶突破重重圍堵，抵達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分行外維權，以及蔓延全國的300多個爛尾樓業主展開集體斷貸行動。這是近年來罕見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它不但揭露了地方金融和房地產領域的監管腐敗，而且也表明當民衆的根本經濟利益受到嚴重損害的時候，爲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他們有組織的反抗仍有機會衝破政府精心打造的剛性維穩體制來。在數字極權主義日甚一日的環境下，這一點對分析中國社會的矛盾衝突及其走向具有啓發意義。
「整治」群體性事件的策略變化
明顯的鎮壓行動的升級反映的是政府對群體性事件認知的根本變化，即從經濟利益衝突轉向意識形態鬥爭。
群體性事件是觀察轉型期中國社會的重要窗口，本世紀以來，各種形式的群體性事件一度此起彼伏，萬州事件、甕安事件、石首事件、新塘事件等都以暴烈的方式進入公衆視野，凸顯官民衝突的嚴重程度。由於這些問題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國內學術界只有少數學者研究抗爭政治的生發原因和動力機制，並在此基礎上進行類型學分析，比如于建嶸將群體性事件劃分爲維權行爲，泄憤事件和騷亂；也有學者針對具體的抗爭個案提出依法抗爭、以法抗爭和以「氣」抗爭等概念。這些研究在理論上具有啓發意義，但從另一面反映出一個尷尬的現實，即在社會轉型期，無組織的抗爭行動高發，但這些事件很少能轉化成有組織的社會運動。
不同類型和性質的群體性事件的成因各不相同，其治理機制需要對症下藥。過去十年，轟轟烈烈的反腐和脫貧運動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民衆的被剝奪感，減少了泄憤和騷亂事件的發生。但是，基於利益的反應性抗爭依然存在，而且農民和工人的以法抗爭、以理維權都是在既定的法律規則下訴求自身的權利，使其具有很大的正當性，因此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農民上訪和工人維權都是地方政府維穩的主要內容，採用的形式包括談話說服、跟蹤監視、人身控制等，根據事件的嚴重程度而分級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