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屆香港書展前日（7月20日）開幕兩日，人流少過以往；「綜合書刊館」參展單位計132間，也較去年的160間為少。今年主題為「歷史文化．城市書寫」，而此前5月，新聞稱三家出版商申請參與書展「史無前例」被拒，其中兩家的書籍正是因書寫反修例香港而於去年書展遭到投訴。
出版社被拒，參展商減少，並非完全出人意料。港區國安法實施兩年來，香港公共圖書館與中學圖書館都有新聞指下架「敏感」書籍，相較之下，有人質疑書展的安排是言論自由再倒退的續章。被拒方如何應對？今次被拒三家，都是獨立小眾出版社，其中山道文化發起舉辦「香港人書展」擬另尋出路，但也在7月14日預定開幕前一日臨時取消，最終只能改於網上舉辦。
創辦自1990年的香港書展，每年在灣仔會展舉行，入場人次數以十萬計。多年來，書展陳列一直光譜廣闊，各類立場的政治書籍均可擺賣。而出版社不論規模，只要應付到攤位費用都可同場展銷。今次獨立小型出版社被拒，民間自發書展也無法成事，這是否提醒人們，在香港出版業，官方主旋律外的非主流聲音正進一步被邊緣化？本文盤點時至今日香港獨立出版於每個步驟都可能陷入的重重困難，考察業界中人做何打算？
要先說明的是，關注獨立出版並非僅止關注小眾。雖一般理解其受眾較為「小眾」，但正如有出版人以病毒為喻，「如果社會只有單一物種， 一單病毒入侵，可能全都死光；如果有不同品種，可能不至於滅絕」。究其實，獨立出版社於公共生活中，一直承擔著拓闊公眾資訊接收光譜，維持社會輿論多元與豐富等功能；今日情境下，更有部分關涉大眾利益的書籍因香港言論自由縮小，由獨立出版社出版（部分獨立出版社一直以來也有出版此類書籍）。
「香港書展絕對是出版界寒暑表」，但「在荒謬的社會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
書展歷史上「聞所未聞」：同業看見也不安
另一小型參展商見狀大表不安，選擇不具名受訪，表示對「迫人退展」的做法「感到驚訝」，「做法頗為惡劣」，整件事令人「感到白色恐怖無形的壓力」。
多間傳媒報道至少三間出版社申請書展攤位被拒，是距離書展開幕僅餘兩月之時，業者形容情況「前所未有、聞所未聞」。被拒入場的出版社包括有種文化、山道文化、蜂鳥出版，分別成立於 2012、2015 及 2018 年。
其中，「有種」以破格見稱，自言為了「對生活還保留一點感覺的讀者」，早年將網絡小說製作成書，如《一路向西》、《那夜凌晨，我坐上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近年出版不少社運相關書籍；「山道」關注社會議題，由監獄文學邵家臻《石牆生花─坐監記及其他》到近月因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製作的《烏克蘭照片集》；「蜂鳥」則多做歷史普及，出版如《空白的一百年——教科書不會告訴你的香港歷史》等。
去年書展三間都參與了，其中「山道」的《逆權教師》、《元朗黑夜》及《如水赴壑─香港歷史與意識之流》三種被指違反國安法；「有種」的《每一把傘》及《我們的價值》收到投訴；「蜂鳥」未有相關記錄。至於今年為何拒絕？出版社曾向書展主辦方香港貿易發展局（下稱貿發局）要求解釋，局方未有交代。7月5日書展記招會上，貿發局面對傳媒亦重申「不評論個別個案」。
山道負責人楊子俊，也是三年前2019年6月12日的「爆眼教師」，他被拒後發起「香港人書展」，在傳媒預展上表示，其他參展商過往未陳列政治書籍，而「山道」與「有種」同被投訴過，判斷當局做法出於「政治決定」。「香港書展絕對是出版界寒暑表。」楊子俊指，貿發局作為公權力機構，是否容許異見聲音，反映官方對香港出版界的要求。有種文化負責人Daniel卻稱遭遇「不意外」，「在荒謬的社會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
如前所述，一直以來香港書展現場售賣內容多元，2019 年反修例期間，場內更有攤位設置連儂牆，發售運動相關小誌；至去年因疫情停辦之前，對香港大部分出版社而言，書展機制「持之有效地運行超過三十年」，於今，三家出版社失去參展機會自難免擔心影響銷情，惟其中Daniel繼續審慎樂觀，相信「好書有沒有書展，貨量都一樣流轉，只是速度沒那麼快」。
對同業被拒入場，參展多年的獨立出版社茶杯雜誌出版有限公司編輯何杏園感嘆，事件或導致讀者對書展觀感變差，減低入場意欲甚至杯葛。如其擔憂的，此前不少網民在有線新聞和《明報》等媒體報道下留言，批評主辦單位做法侵害言論自由，甚至呼籲公眾「罷去書展」。因此何杏園估計，今年書展人流和銷售有機會是近年最差。
而另一間仍有參展的小型出版商也大表不安，擔心隨時被撤回參展資格，他們選擇不具名受訪，表示雖然被拒事件「不是沒有心理準備」，但對「迫人退展」的做法仍「感到驚訝」，稱其沒有交代理據，「做法頗為惡劣」，被拒方又無上訴渠道，整件事令人「感到白色恐怖無形的壓力」。
民間書展：曾與官方書展分庭抗禮，以後呢？
獨立出版機構始終有種獨立精神，有各自關注的議題，「眾聲喧嘩，正是一個城市裡面的人持續生命力的關鍵」。
其實書展參展成本動輒逾萬港元，更多獨立出版機構因費用高昂未能入場。獨立出版界普遍認為，書展偏向服務大型出版社，發售書籍亦面向普羅大眾。而獨立出版社無論是文藝還是社會議題，各有關懷，只是他們往往員工人數不多，不少更是「一人公司」。像「有種」目前全職人員只有Daniel一個。因應個別出版項目，他再另約編輯以自由工作者身份參與。資本雖然有限，但勝在靈活運作，如獨立書店艺鵠（ACO）店長連安洋所言，獨立出版是創意的體現，「因應每個作者的成本和能力去做書」。
2017 年，香港獨立出版業者成立「52Hz出版聯盟」，組合香港小型出版社，跨海參與台北國際書展。聯盟出版社數目自此每屆稍有增減，維持於15家左右，定位由文藝流行至學術普及。2018年，52Hz部分參展單位於香港書展期內，在灣仔富德樓艺鵠書店聯營另一場獨立書展：「獨立出版迷你書展」。因有艺鵠統籌銷售，獨立出版單位無需付出固定人手即可參與一場特別而獨立的書展。連安洋解釋，艺鵠初心在於眼見獨立出版人受限於產業結構及規模，無法進入書展大舞台，想趁書展期間香港人關注書業，另闢蹊徑，讓更多人見到獨立出版身影。
相對於依託大型發行商及書店的主流出版社，獨立出版機構始終有種獨立精神，有各自關注的議題，連安洋說，「眾聲喧嘩，正是一個城市裡面的人持續生命力的關鍵」。
前年，迷你書展因應疫情延期至10月舉行而依然無損人流；去年，參展及合辦單位更多達30家。舉辦地富德樓是舊式戰後唐樓，只一部升降機（電梯）上落，排隊人龍雖很長，但幾乎所有人都耐心等候。今年臨近書展檔期，也不時有讀者到艺鵠購書時表示期待活動再辦。但連安洋不敢輕下承諾今年依然由艺鵠舉辦迷你書展，只可以肯定今年一定不會在香港書展同期發生。他強調活動「不只是艺鵠的事」，各人都可對迷你書展有自己的想像，「事情不需要因循。誰想承傳，誰就繼續做下去。」
這邊廂「迷你書展」停下思考前路，那邊廂山道因被拒而自發籌辦「香港人書展」。楊子俊認為兩者不盡相同：「香港人書展」較通俗，面向大眾；「迷你書展」則傾向文藝，受眾也以文青為主。以另組書展去回應被拒，楊子俊強調無意與香港書展明顯對抗，目的在於「補充香港書展的不足」，陳列本地出版及香港人關注的議題讀物。兩者展期亦不重疊。就7月13日傳媒預覽所見，山道繼續發售去年於書展被投訴的出版物。不過，楊子俊強調去年貿發局只知會收到投訴，此後未有進一步跟進，亦未發出警告。
山道沒有收到當局直接干預「香港人書展」。直至活動開幕前一日，他得悉建制派團體香港政研會有意於開幕後派人視察，判別發售書籍「是否有危險性」。同日，他亦收到代表業主的地產公司通知，指「香港人書展」將場地「分租」，有違租約協定，要求立即退場。幾經溝通，山道終決定取消實體活動，轉為網上書展。公佈消息的帖文下，不少網民尊重搞手嘗試促成其事的努力，又批評業主「打壓」。楊子俊認為事件「惹人猜想業主可能收到某種訊息」，感嘆「恐懼繼續蔓延，連私人市場的空間也不再」。
說不清的紅線：無緣無故惡夢，但也習慣了
「常說『不犯法就自由』，實際是『不冒犯就自由』。」「當局隨時都可以定義犯法的標準。」
眼見出版社會議題、書寫香港歷史的出版商被拒門外，製作其他題材書籍的業者也擔心，紅線早晚壓到自己身上。參展的不具名小型出版社負責人坦言，要維持一直以來的出版和創作方針，又要確保機構上下人身安全，「只可摸著石頭過河」。他透露近年雖未至於收到人身威脅，但的確受到一些滋擾，認為現時社會缺乏清晰準則，出版社難以判斷「何時過了界」，「常說『不犯法就自由』，實際是『不冒犯就自由』。何時冒犯到要用法律手段來制裁你，標準其實沒人知曉。」
何杏園同感無法判斷安危，「即使沒說出那些敏感字，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 讀者可以是任何人，可能在書店隨手翻到某本書，覺得有問題就去投訴你」。與其評論個別機構的風險，連安洋更憂慮當局對文化界整體作出打壓。出書賣書，機構從不做任何違法的事，但「當局隨時都可以定義犯法的標準」，「我們只可以在你判定某些行為犯法之後，不去做那些事；未被視作犯法的，我們就繼續照做，例如追求民主自由，目前還不算犯法吧？」
「未被視作犯法的，我們就繼續照做，例如追求民主自由，目前還不算犯法吧？」
「茶杯」執行總編輯陶培康也是香港中小企書刊業商會幹事，他認為出版雖「有信心做」，但「沒以前那麼容易、那麼快樂」，以前內容有意義就出版，現需更多深耕細作，「以前有些書的內容可以說，現在都不可以了」。「茶杯」在實體外也兼營網上平台，內容涵蓋生活悠閒到國際關係，陶培康不諱言有時會為網站內容擔憂風險，「會無緣無故發惡夢。之前比較嚴重，現在算是習慣了」。
魔鬼在細節：如何從每個步驟淘汰獨立出版
獨立出版收入有限，未必有能力租用獨立辦公室，由此今後便可能因此難為要出版的書籍申請到ISBN書號，「香港現在的管治模式正是這樣：透過條例的小修定已可以淘汰一些業者」。
只是習慣了，而非惡夢不再。無法判斷的風險導致恐懼，是為一種白色恐怖般的氛圍。社會氣氛趨向肅穆之時，即使出版人努力撐開自由空間，也未如往日容易。楊子俊提到，國安法實施以來，每個出版機構都有不同考慮，恐懼疊加，導致出版物胎死腹中。
據他說，實際上獨立出版如今在每個環節都可能卡關，過去不會有或少有的關，例如自選題開始，編輯已需要評估內容有無觸犯國安法風險；接下來，有無印刷廠願意承印這本書；然後是發行，甚至有的書印好了，但都沒發行。如此一來，出版社洽談的項目中，大約只有1/3最終能順利面世。
又如「茶杯」曾打算將書中插圖印於傘面，作為周邊產品配合推書，但這也遭遇製作公司不願承接，稱擔心要把雨傘從中國大陸運來香港會被扣貨，可能蒙受損失。甚或近期印刷廠因疫情經濟不景而結業，精裝書的特別效果都已愈來愈難在港做到，所以陶培康也同意現在出書「每個步驟都有挑戰」。
近月有獨立出版社表示，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遇上阻滯。過往，機構都只須向香港公共圖書館轄下書刊註冊組，遞交申請表及商業登記證或社團註冊證明書即可申請到書號。申請須知雖列明「或需額外提交營運地址證明」，但小型出版社向來以通訊地址申請亦可獲批。
可是近月，有出版社被要求提供水電費單一類文件，用以證明機構於該處營運。有業者認為，獨立出版收入有限，未必有能力租用獨立辦公室。申請程序收緊可能對微型出版社形成壓力，不願透露姓名的受訪業者說，「香港現在的管治模式正是這樣：透過條例的小修定已可以淘汰一些業者」。
業界另一隱憂在於法定機構香港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因委員推選方法修定而可能帶來的變化。作為半官方機構，藝發局多年來扶助新進和小眾創作，補充市場以外版塊，維持香港在地藝術生態的多元性，如同其他文化生態較健康地區，此類資助本是一種常見文化政策。這也是長期以來，不少獨立出版社旗下書籍的啟動資金來源。
譬如以文學類型來說，小說較為普及，易獲得市場支持；但詩集讀者群就有限得多，很多時候都需要資助出版。藝發局2020年批出28個文學出版計劃；2021年上半年更批出23個出版計劃，下半年則暫未公佈數據。但隨著藝發局今年6月公佈修定審批委員產生辦法，業界擔心局內組成改變，可能進而影響整個資助審批方針。連安洋預視「未來出版物可能要找其他資助」，「沒了藝發局，大家要回到自力更生的情況」。
移民潮之衝擊：危，抑或機？
2022上半年，移民潮效應逐漸浮現，「移民大多是受過教育的中產，藝文活動的關鍵受眾，他們離開對書業有一定影響」。而整體經濟下行，人們沒太多收入也就沒閒暇付錢買書。獨立書店愈開愈多，多少也會分薄市場。
自力更生，不靠資助，就得放眼市場。但香港讀者可否撐起本地出版業？陶培康憧憬日本的情況：一個作家寫成小說出版後，可以變成漫畫、動畫、電影、真人版電影，「做一個故事，有好多方式去賣錢，滾存生命」。這樣成熟完整的產業鍊恰是香港缺乏的，沒有成熟的產業鏈去鞏固產品的版權（IP），便「養不活一群想做這件事的人才」。
另一方面，近年社運和疫情交加，百業蕭條，獨立書店卻如雨後春筍，何杏園形容是「逆市奇葩」。獨立出版社 dirty press總監張小鳴也發現不少消費者帶著「扶弱」心態，主動選擇獨立書店。那麼獨立書店的聲勢壯如「復興」， 是否可以有助獨立出版社的生存？
兼營書店的連安洋不那麼樂觀。他見證2020 年下半年書店生意興旺時期，人們一批一批書買走，甚至聽到客人說「離開香港前要來買書，帶去別處保存」。一年半之後，移民潮的效應逐漸浮現，「移民大多數都是受過教育的中產，藝文活動的關鍵受眾，他們離開對書業也有一定影響」。再者，整體經濟下行，人們沒太多收入也就沒有那種閒暇付錢買書。獨立書店愈開愈多，多少也會分薄市場。書店生意回復平靜，甚至銷售比往常更低，「賣書去貨慢了，也聽聞其他書店都覺得銷情淡了」。
撇開移民潮因素，讀者數量下降更是全球書業共同難題。以實體書為主的出版社長期被視作「夕陽行業」。從事出版多年的Daniel明白，今人看手機時間一定多過看書，「就算買了書，也不一定會看。可能純粹是消費選擇，用消費去表達態度」。面對網絡挑戰，張小鳴則相信借用社交媒體的傳播有助開拓新讀者，如歐美出版同業通過 Tiktok 介紹書籍，青少年讀者不跌反升；而電子書和聲音書也都是可以接觸新讀者的渠道，出版的重點在於內容，多於什麼載體。
既有移民潮，香港出版業是否也可外移？陶培康曾私下建議一些作者沒有必要在香港做書，只要有心追求品質，人在何地都可以實踐，而有這想法的，在獨立出版界，不止他一人。
既然留下來，還剩什麼書可以出？
「純粹驚，不去碰，只會愈縮愈後。我們會在灰色地帶思考『怎樣表達，而又不犯法』，盡力維持出版自由。」
Daniel 承認「有種」可能已在「某個名單」之上，出版物可能隨時被指犯法，出版人也可能有被捕風險。2014年雨傘運動以來，有種出版過多本社運書籍。國安法之後，Daniel減少出書，「想沈澱一下，思考還有什麼書可以出」。出版空間在他眼中「仍然很闊」，還有好多議題可繼續說，何況「我們也只是探討道理，說事實而已」。
沈澱過後，「有種」今年準備了兩三本新書，「純粹驚，不去碰，只會愈縮愈後。我們會在灰色地帶思考『怎樣表達，而又不犯法』，盡力維持出版自由」。在他眼中，所謂 「一言堂最和諧」其實解決不了問題，言論自由造就的多元文化，優勢在於「十把聲音即使九把都沒有用，但只要有一把聲音是對的，仍然可以推動社會向前」。與其自我審查到什麼書都不做，他寧可面對法例，繼續出書，讓不同作者提出不同說法。
張小鳴的dirty press 2008年成立，一向出版性別議題、性小眾等書籍，他也觀察到，其實香港獨立出版一直以來緊貼社會議題和氣氛出書，惟自國安法出台，因紅線不清晰，業界「接近大半年都不怎做書，惴惴不安；之後，大家開始嘗試摸索，慢慢回復過來」。「繼續緊貼就會容易觸動紅線」，業者或無奈調整策略，或者直接選擇離開——移民或轉行。
留下來的人，張小鳴則認為轉向多做「基礎工作」（groundwork），倡導普世人權和價值。正如雖然中國大陸常年言論受限，但張小鳴提到大陸出版社和書店「打擦邊球」至今，「大陸政策也是時緊時鬆，書店和出版社無奈，但都忍辱負重堅持」。
香港的前景，不灰暗嗎？
「起碼大家見到我們都曾經努力過。」
「香港的獨特性還是無可取代。」Daniel 相信，香港曾經是最自由的地方，在這環境長大的一代只要一天還活著，就還有機會碰撞出各種創意點子。「雖然好多人離開，但很多年輕人還在，而且都好聰明」。面對同業轉行和移民，他視為「新陳代謝」。張小鳴近年也為新一代舉辦「編輯訓練班」，培育新血同時，亦見識到青年人的理想，「只要香港有一部分年輕人依然保持這份追尋和生命力，我不覺得香港的前景好灰暗」。即便眼下出版業乃至整個文化界，看上去噤聲了不少，他也理解是大家都只想繼續留在這城，默默做事，「情勢比人強，唯有做回自己，透過出版尋回我們的獨特性」。
「香港人不只懂得賺錢，我們也會爭取自由和民主。」楊子俊眼中，依然可以透過出版來實踐自由意志，「我想告訴大家其實可以做到，讓有同樣價值的人知道，這些價值尚未消失」。以在商言商而言，他坦言前景確實不明朗，但山道文化的銷售目前能做到收支平衝，那麼自己即使面對壓力也會繼續：
「相信那些價值，但不去實行，就失去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