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團體於1959年進入日本，1964年被認證爲宗教法人團體。據文化廳統計，1995年其信衆人數約爲47.7萬人。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以後，因被指控對信衆施以精神控制、向其斂財和組織集體婚配等，統一教遭到媒體強烈批判，並在多項由受害者提起的訴訟中敗訴，導致大批信衆退會。雖然至今仍有約6萬信衆，但規模和勢力已經大不如前。

7月11日，統一教舉行新聞發布會，對山上的供述作出回應。會長田中富弘承認，山上的母親確爲在籍會員，但否認曾向其斂財。關於統一教和安倍的關係，田中稱安倍曾爲統一教及其關聯團體「天宙和平聯合」（UPF）舉辦的活動寄送了一份主旨演講的錄像。但安倍並非統一教的「成員或顧問」，該教團也不曾爲他提供競選協助。

然而，安倍及自民黨與統一教的關聯可能不止於此。雙方的聯結始於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1968年4月，文鮮明在岸信介和笹川良一等右翼政治家的協助下，在日本成立了反共政治團體「國際戰勝共產主義聯合」（「戰勝共產主義國際聯盟」），該組織謀求《反間諜法》的通過和推動日本自主制定憲法。

爲統一教的受害者提供法律諮詢的「全國靈感商法對策律師聯絡會」（以下簡稱「律師聯絡會」）會長、律師山口廣認爲，岸信介是連接統一教和政黨勢力的關鍵人物，他爲統一教協助自民黨競選打開了通道，而政黨候選人往往無法拒絕來自宗教團體的政治獻金和支持票倉。安倍晉三的父親安倍晉太郎也與統一教過從甚密，曾以每月一次的頻率與該教團方面溝通。因此，日本雜誌《週刊現代》在2006年6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稱，「安倍晉三與統一教的關係綿延三代。」

安倍晉三本人與統一教的公開交往最早至少可以上溯至2006年。當時，安倍以內閣官房長官的身份，向統一教組織的一場集體婚配活動致賀電，遭到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的嚴厲批評。於2007年9月辭去首相職務後，安倍仍不時出席與統一教相關的活動。

2012年12月，下野三年的自民黨重返執政，安倍二度出任首相。一些分析人士認爲，因日韓關係緊張，且安倍欲就北朝鮮綁架日本人質事件採取強硬措施，故有意與起源於韓國的統一教保持距離。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安倍和自民黨難以割捨統一教的組織票，與該教團關係變得更爲緊密。

2013年3月，統一教旗下組織「國際勝共聯合」在東京舉行新會長就任儀式，多名自民黨議員到場慶賀。根據一名化名鈴木Eight的宗教記者調查，在2013年參議院選舉期間，「國際勝共聯合」作爲自民黨候選人北村經夫的後援會組織之一，爲其籌得約8萬張選票，佔到北村所獲選票的近六成。另據統計，在安倍和菅義偉內閣中，多名政治家與統一教有關聯，其中不乏前文科相萩生田光一、前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首任數字化改革擔當相平井卓也等身居高位的安倍親信。他們或爲統一教及關聯團體的活動站台，或親自上陣與統一教合作舉辦活動。

2015年，圍繞統一教的改名問題，該團體與「律師聯絡會」等受害者團體又起衝突。文化廳也因統一教訴訟記錄累累，拒絕認證其新名字。經文部科學省官員施壓，統一教才得以將教名從先前的「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改爲「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日本記者藤田莊市認爲，這是統一教勢力滲入自民黨高層的又一明證。

2016年11月，有傳言稱安倍得以與即將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先行會面，是由於文鮮明遺孀韓鶴子從中斡旋，此消息真僞尚待驗證。不過，2021年9月，安倍向統一教活動寄送的主旨演講錄像中，首先向韓鶴子致意，表明雙方確有交情。參院議員有田芳生當時發表推文感慨：（安倍與統一教的關係）親密至此。

上述信息多由反對統一教的律師和記者曝光，而日本主流媒體大多回避報道新興宗教與政黨的勾連，以免背上侵害信仰自由的罵名，並成爲教團反覆訴訟的對象。爲此，不知政黨和宗教團體之間還有多少秘密藏在黑暗中。

新興宗教與日本政治

在日本，政治和宗教總是緊密相連。明治維新之後，明治政府扶植國家神道，以建立天皇大權下的新體制。神道繼而與天皇制結合爲國教體制，成爲不容挑戰的國家意志，併成爲導致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誘因之一。戰後，經過民主化改革的日本對此甚爲戒懼。《日本國憲法》第二十條中明確規定政教分離：任何宗教團體都不得從國家接受特權或行使政治上的權利；國家及其機關都不得進行宗教教育或其他任何宗教活動。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要求下，日本政府還廢除了被視爲軍國主義體制殘餘的《宗教團體法》，從1945年12月起實施《宗教法人令》，爲國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法律保障，極大限制了政府對宗教活動的干涉。

同時，正如政治學者張大柘在《宗教體制與日本的近現代化》一書中所指出的，「戰後初期的日本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精神乃至靈魂上的劇烈陣痛。經濟的崩潰與癱瘓，生活的困頓與無望，精神的混亂與迷惘是這一時期日本社會的真實寫照，成爲促動新興宗教步入佳期的良好土壤。」在上述背景下，新興宗教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團體數量從戰爭期間的34個迅速上升到340個左右，最多時甚至超過700個，其中不乏立正佼成會等信徒人數達到100萬的超大團體。

目前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的公明黨的「支持母體」創價學會也是新法規的受益者。該團體由教育家牧口常三郎於1930年創建，1946年正式更名爲「創價學會」。其後在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的帶領下快速發展壯大。到1964年11月在時任會長池田大作的授意下成立公明黨時，信徒人數已經從1951年的3,000人左右膨脹至524萬戶。

新興宗教的勃興很快引起了政黨的注意，雙方的關係再次重現了戰前盤根錯節，相互依存的特點，使得政教分離原則在很大程度上流於形式。

這首先是由於宗教集團可爲政黨提供大量穩定的選票，如得其支持，對選舉大有裨益。例如，在日本的新興宗教中，創價學會是「進軍政壇」最爲成功的團體，公明黨的拉票力度很少能爲其他政黨所企及。日本新興宗教研究者王新生指出，「（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不僅要求會員將選票投向學會的候選人，而且儘可能發動自己的親朋好友及商業往來者爲學會候選人投票。」爲激發會員的投票熱情，防止棄權，公明黨幹部還「努力向學會會員宣傳參加投票是廣宣流布妙法的輔助活動，使他們認識到選舉自己的政治代表進入議會是實現『王佛冥合』（即政治與佛教相統一，國法與佛法相一致）的關鍵，從而爲建立社會繁榮與個人幸福相結合的社會奠定基礎。」

從歷屆國政選舉來看，公明黨推舉的候選人極少落選，顯示了該黨強大的集票動員能力和支持群體的忠誠度。因此，對於自民黨而言，人數衆多、選戰經驗豐富的公明黨支持者是一筆偌大的財富，兩黨之間的長期同盟正是建立在「當選第一主義」這一前提之上的。

另一方面，宗教團體也需藉助政黨的力量傳布教旨教義，並提高其成員的社會地位，擺脫宗教集團神秘晦暗的負面形象。同樣以公明黨爲例。王新生指出，「學會成員通過參與各級選舉，不僅將自己的政治代表送進立法機構，以保護自己的利益，而且可以使其成員產生與其他社會成員政治地位乃至社會地位平等的意識。」因此，公明黨從「體制外」進入「體制內」的意願非常強烈，甚至不惜轉換政策立場，也要以「閣內結盟」而非「閣外協作」的方式與自民黨聯袂執政。

第三，政黨與宗教團體關係融洽，還因爲雙方往往具有相同的政治訴求。自民黨與宗教團體「神道政治聯盟」和與之密切相關的保守團體「日本會議」關係匪淺。在安倍第三次和第四次內閣中，超過三分之二的閣僚屬於「神道政治聯盟國會議員懇談會」和「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談會」，其中多人擔任財務大臣、外務大臣、內閣官房長官等重要職位。安倍本人還曾擔任過「神政聯國會議員懇談會」會長。

神政聯和日本會議主張廢除憲法第九條、支持政府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否認南京大屠殺和從軍慰安婦等侵略歷史、倡導修改歷史教科書等，與自民黨右派成員的政治理念高度趨同。日本會議還擅長開展宣傳活動，在各地組織演講和集會，大力宣揚其政策主張，影響和動員社會輿論。對自民黨部分右派議員來說，這樣的組織無疑是求之不得的宣傳工具；而神政聯和日本會議也視自民黨爲實現其入世理想的代言人。

總之，日本非但沒有實現政教分離，政黨和宗教團體反而結爲盟友，於暗流涌動之處左右着日本政治的走向。

「信仰自由」陰影中的「教徒二世」

以政黨爲盟友的新興宗教團體，其力量更加壯大，對於信徒、公衆和媒體也更具威懾，往往使受害者求告無門。刺殺安倍的山上徹也及其家人，便是典型的宗教團體受害者。

從《文春週刊》等媒體的報道中可大致拼湊出山上的人生經歷。他原本家境優渥，但在他5歲時，經營建築公司的父親突然去世。母親接手公司後，情況便急轉直下。1998年前後，母親開始沉迷於統一教，逐步將家產敗光，於2002年宣告破產。山上的哥哥長期臥病，或許還患有精神疾病，5、6年前因無法承擔治療費用而自殺身亡。山上雖然被同志社大學理工學部錄取，但因無力籌措學費而輟學。

其後，他作爲「任期制自衛官」進入海上自衛隊。據稱他在服役期間也曾嘗試自殺。2005年，24歲的山上退役，在測量公司打工，同時取得土地測量師和宅建士（可處理房地產交易）等資格。近10年間，山上輾轉於多家公司，2020年進入一家工廠，從事貨物裝卸工作。今年3、4月間，他在網上看到安倍爲統一教活動錄製的視頻，萌生殺意，5月辭去工作，製造槍支和炸彈，並最終於7月8日鋌而走險。他在供述中稱，岸信介將統一教引入日本，安倍則欲將之發揚光大（大意）。從山上坎坷的遭遇來看，不難理解他仇恨統一教，並遷怒安倍的心路歷程。

某類新興宗教團體確實是導致許多信徒及其家人的人生悲劇的罪魁禍首。這些團體對信徒的控制極爲嚴格，一旦入信便難以脫身。張大柘指出，日本規模較大的新宗教團體普遍擁有堅實的組織建構，「已步入組織正規化的軌道，多採取教主或會長領導下的垂直領導體制，縱向和橫向組織系統完善。」在嚴密的組織控制下，信徒很容易與親友隔絕，轉而以教團爲家，將全副身心投入其中。

而且，這種新興宗教還建有「激勵信徒精進的機制」，要求信徒爲實現自身價值和壯大教團勢力，努力傳教和捐獻財物。據「律師聯絡會」日前公布的資料，從1986年到2021年，統一教通過靈感商法銷售和其他手段造成了約1237億日元的損失；在過去5年間，律師和各地的消費者諮詢中心仍受理了約580起受害事件，損失達到54億日元。但是，那些脫離教團的信徒基本無望追回所捐財產。

最後，某些新興宗教團體尤其擅長對成員實施精神控制，如奧姆真理教通過人身監禁、暴力毆打、情緒和信息控制等手段管束信徒，迫使其從事犯罪活動。統一教也曾被控對成員「洗腦」加以監控，造成其精神莫大痛苦。據山上回憶，他哥哥找母親要錢看病時，遭其斥責「囉嗦」，顯見她已經到了喪失人倫，將教團置於親情之上的地步。

這類新興宗教團體造就了一大批被稱爲「教徒二世」的受害者。父母爲組織奉獻一切，無心教養子女，使得他們在混亂不安的環境下成長。更有甚者，許多信徒父母還向子女灌輸教義，勸導他們入教，山上未成年時也被母親帶往教團參加活動。統一教下屬集團「Unite」便由其信徒的子女組成，安倍率自民黨強行在國會通過新安保法案期間，「Unite」也在街頭演講，以助聲威。這些子女即使僥倖能夠脫離教團控制，精神也往往受到極大摧殘。

儘管「教徒二世」群體的規模日益擴大，但他們得到的社會扶助卻極爲有限，也很少有媒體將宗教團體的劣跡曝光。原因之一在於宗教團體往往對批評者和暴露其真相者窮追猛打，甚至以暴力行爲予以打壓。1989年，奧姆真理教成員便曾奉教主麻原彰晃之命，殺害打算揭發教團弊端的律師坂本堤一家三口，震驚日本。再如，今年4月，漫畫家菊池真理子在集英社網站連載根據其親身經歷繪製的漫畫《長在「神」家：我們教徒二世》。作品原型、新宗教團體幸福科學教投訴，迫使連載停止，並刪除已發表的部分。集英社還就「傷害了特定宗教和團體的信徒及其信仰之心」而致歉。

在回答山上刺殺安倍的動機與統一教有關的問題時，文科相末松信介日前稱，由於憲法保障宗教自由，「（管理宗教法人的）文科省在發表意見時應極爲克制。」該發言表明，政府對新興宗教相關事宜諱莫如深，連安倍之死也無法動搖這一態度。因此，儘管《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等媒體多次報道統一教向信衆斂財而產生的索賠問題，並揭露該團體與自民黨高層的互動；「律師聯合會」也頻繁就安倍與統一教的關聯問題向其致公開譴責信，但被點名的政客根本不屑回應，新興宗教團體造成的種種社會問題也從未得到應有的關注和處理。

宗教信仰當然是自由的，但在「信仰自由」的廕庇下，以自民黨爲首的日本政黨卻罔顧政教分離原則，與一些宗教團體發展出伴生關係，又對其造成的危害置若罔聞。將安倍之死置於這一視野下，偶然與必然相生，是時代無可回頭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