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一，是香港主權移交24周年，亦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的日子。在香港，走上街頭，不少鐵欄、街燈，甚至電車與巴士都披上一襲紅衣，歌舞昇平，而另一邊，這或許也是18年來，香港第一年沒有市民上街遊行的七一。
港區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深夜11時正式生效，今年亦是國安法生效後的第二個七一，無論是去年抑或今年，香港警方均以疫情限聚為由，反對申請團體舉辦遊行。
在召集人入獄、組織屢被威脅取締之後，多年來一直負責籌備七一遊行的民陣早前宣布，今年不會向警方申請舉辦遊行。民陣臨時召集人鍾松輝說，連續申請了十七年遊行的民陣現在被警方當成「非法團體」，相信難再合法舉辦任何活動。此後，社民連、天水連線及守護大嶼聯盟等3個團體希望接棒申辦七一遊行，均被警方以防疫為由，發出反對通知書。三個團體表示極度遺憾，表明不會宣傳和組織遊行，籲港人七一當日穿黑衣表達不滿。
今日的香港，一邊普天同慶，一邊嚴陣以待。6月30日，警方已經在金紫荊廣場及會展附近，部署大量警力與水馬，應對突發事件。7月1日早晨，反恐特勤隊與軍裝警員，亦在人流眾多的港鐵站部署巡視。一條信息也不能放過。6月29日，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社交媒體轉載「七一維園見」圖片，又加上hastag「#全民黑衫」及「#圖不是我的」，其後刪帖。30日，她繼六四案後再被拘捕，警方正式落案起訴她「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行。警方表示，早前有團體提出在7月1日舉行公眾活動，但警方已禁止，又留意到有人在網上社交平台作相關宣傳及呼籲，調查後懷疑案件與鄒幸彤有關，故將她拘捕。
對很多港人而言，七一遊行原是匯集不同公民流派的大平台，小眾與大台偶爾共存、偶爾角力的熔爐，也是大眾政治參與度的陰晴計。過去民間流行說香港「三日一遊行，五日一示威」，政治團體和訴求一樣零散，而七一正是集合零星訴求，民間總動員的大日子。
歷年七一遊行，民陣雖為遊行主辦方，不過，遊行隊伍通常並不只有一種聲音。民陣近五十個構成團體中，有溫和有激進，也有部分宗教團體和慈善團體。多年來，七一前夕，民陣會和不同團體開會討論七一遊行主要口號和訴求，而在這個大口號之下，各團體參與七一遊行時，也會高舉自己的口號和橫額。
多年七一大遊行中，較政治化的有「爭取普選」、「撤回惡法」，有時則更著重民生和社會公義，諸如「打倒地產霸權」、「改善民生」等等。
每到集合時分，眾人先齊聚維園，再由民陣負責領隊。尾隨其後的有各大泛民政黨、團體及一般市民，也歡迎人們沿路加入，活像一個街頭巡遊。各方人馬常有自製道具和標語，務求吸睛破格，贏得鏡頭青睞。
2003年7月1日，香港第一次爆發七一大遊行。當時香港仍未走出沙士（SARS）帶來的經濟陰霾，又遇上政府推動《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大量市民不滿港府施政。民陣遂號召上街，呼籲「反對23，還政於民」。結果，超過40多個團體表示支持，加上多個專業界別呼籲市民參與，民陣宣布有50萬人上街。
遊行數日後，一向支持法案的時任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宣布辭職，自由黨倒戈令條例無法通過。最終，政府宣布無限期押後草案二讀，並於同年9月初撤回草案，被視作民主運動的一大里程碑。每年遊行的民間傳統自此奠基，參與人數被視作港人政治氣候的指標。
及後數年，遊行人數銳減，據民陣數字，平均僅有數萬人參與。乃至2012年，因梁振英上任特首，加上爭取雙普選，往後3年，遊行人數急増，民陣報稱，3年來每年至少有40萬人參與七一遊行。然而，中國人大通過「831普選方案」、雨傘運動無功而還，政治氣氛進入低谷。之後數年，七一遊行人數持續低迷。
直至2019年，正值反修例運動，民陣稱當日遊行人數高達55萬人，創歷年新高。當日，更有示威者將行動升級，衝入香港立法會，佔領議事堂，宣讀抗爭宣言。
2020年，港區國安法剛剛實施，加上肺炎疫情，香港警方首次反對民陣七一遊行的申請。不過，當日仍有不少市民自發上街，呼喊口號，一度與警方發生衝突。警方亦於當天首度舉起紫旗，警告在場者可能違反國安法。最終，警方拘捕近370人，其中有10人因為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捕，其中即有首名國安法被告唐英傑，他涉嫌於當天駕駛插有「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的電單車，撞向警員。
2014年，中學文憑考試（DSE）曾有一道通識科考題，問及考生多大程度上同意「透過示威遊行表達訴求有助提高香港人的生活素質」。資料圖片裏，市民在七一隊列中要求「行騙長官下台」、「立即普選」，一度引起熱議。隨著通識科於今年9月改革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被取代的通識成絕唱，相信政治試題也將成絕唱。
遊行光景與舊試卷一同埋入抽屜，人們或許只能透過相片去參與這部堅持了十多年的流動抗爭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