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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反對加密貨幣的最有力論據是，這種貨幣還沒有顯示出自己對任何事物有什麼好處。現如今，反對加密貨幣的最有力理由可能是它們過於出色的一個方面：催生犯罪。
第一種私密數字貨幣比特幣2009年問世後不久，騙子們就認識到了它的魅力。雖然事實證明執法部門越來越善於追蹤比特幣交易，不時查封非法所得，但這種無需金融中介就能進行數字支付的能力為在線銷售非法商品和服務以及洗錢等活動提供了便利。研究人員 Sean Foley、Jonathan Karlsen 和 Tlis Putniš 在2019年的一篇論文中估計，2009年1月到2017年4月進行的比特幣交易裏，有46%被用於非法活動。
此後，投機性交易的比重不斷上升，但最近發生的一系列勒索軟體攻擊事件將數字貨幣犯罪問題的威脅推升至了更高程度。在這些攻擊事件中，網絡犯罪分子對受害者網絡的文件進行了加密，並要求受害者支付贖金才能解鎖這些文件，而其中最常見的付款形式是比特幣。上個月 Colonial Pipeline Co. 遭到攻擊，導致美國東海岸一條重要的汽油管道關閉；本月早些時候，另一起針對 JBS SA 的網絡攻擊導致美國的部分大型肉類工廠運營中斷。
面臨風險的不只是金錢。如果醫院等機構受到攻擊，生命可能受到威脅。在最近接受《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採訪時，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簡稱FBI）局長克裡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將近期勒索軟體導致的困境與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造成的挑戰相提並論。
執法部門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即使可以確認網絡犯罪背後的犯罪分子，但與以前需用成袋現金或成箱黃金進行交換不同，現在的贖金交換完全可以在與美國沒有引渡條約的國家進行。雖說 FBI 有能力扣押 Colonial Pipeline 支付給勒索軟體團伙 DarkSide 的部分加密貨幣，但據信該團伙在俄羅斯運作，FBI 對於其成員可能鞭長莫及。
另一個問題是，使數字安全強化到能把駭客關在數據大門之外絕非易事；我們所依賴的資訊保護系統十分複雜，而且漏洞很多，駭客總有可乘之機。
加大網絡罪犯接受加密貨幣支付的難度，從而減少勒索軟體攻擊的經濟誘因，這可能會有所幫助。在這一點上，Wray 拿來做對比的9/11事件很能說明問題。襲擊發生後，2001年的《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在1970年的《銀行保密法》（Bank Secrecy Act）基礎上，引入了一系列更嚴格的條款，以破壞恐怖主義網絡的融資。
要想解決這個問題，一個直截了當的辦法就是廣泛禁止加密貨幣的支付或交易，正如中國有關部門一直試圖做到的那樣。但考慮到加密貨幣現在牽動巨大的金融利益，很難想像美國會有這樣做的政治意願。至少不會一出手就走這步棋。根據 coinmarketcap.com 的數據，加密貨幣的總值為1.6兆美元。
但美國還可以採取其他措施，這些措施可能也會削弱加密貨幣在商業中使用的可行性，或者至少提高加密貨幣的使用成本。
辦法之一是加大被盜加密貨幣的使用或轉賬難度，就好比雖然可以用行李箱來裝100萬美元現金，但要花掉這些現金就很難不引起注意。參照企業現金支付超過1萬美元須向美國國稅局報告的規定，拜登政府正提議對所有企業持有的加密貨幣實施同樣的規定。
政府也可能加強監督職責。已經有一些措施正在考慮之中。美國財政部去年以「國家安全需要」等為由，提議對加密貨幣轉賬到所謂的「非託管錢包」進行額外核查；這類錢包不與銀行或其他受監管的金融中介機構關聯。作為全球打擊洗錢行為的標準制定者，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最近提出了新指南，大幅擴大安全要求覆蓋範圍，納入更多加密貨幣實體。
這些措施可能會略微削弱一部分比特幣等加密貨幣交易的匿名和去中心化屬性，而這是許多加密貨幣的倡導者不願意看到的。加強監管還可能讓合法交易程式更加繁瑣，降低加密貨幣的吸引力。
但是，加密貨幣面臨的最大風險可能是，這種監管努力無法有效地抑制利用加密貨幣實現的潛在危險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犯罪行為可能只會變得更加有恃無恐，同時對使用加密貨幣進行嚴格限制在政治上也更容易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