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嘯將船隻捲上陸地，將汽車擠壓成廢鐵，房屋也被夷平，疊成一片看不到盡頭的頹垣敗瓦。救災人員堆砌瓦礫，開闢成井井有條的道路，讓機器進出。採訪311日本地震的第一天，香港攝影記者余偉建遊走在這些道路上，發現幾本泡爛的相簿被特意安置一旁。他用單反相機翻拍當中的照片，又前往下一個地點。

兩星期後，余偉建發現廢墟旁有一間由學校改建的臨時收容中心。禮堂內的收音機正在播放，男女主持柔和地閒談著，散發著一種安寧的氣氛，現場擺放著大量從地震現場收集回來的照片，裝在相框的、放在相簿的…… 。這些仍殘留著泥濘的遺物、失物都等待物主前來認領，音樂與畫面的反差形成強烈對比，猶如一幕電影場景，這畫面強烈地震撼著余偉建。

「後來我才想通，他們努力在災難中保存那具象化的記憶，並等待別人取回，這是對記憶的尊重。」回憶起311地震的拍攝經歷，余偉建對端傳媒說。

除了相片，現場還有獎座、墨寶、記事簿等物品。他相信，那禮堂並非唯一收集相片和私人物品的場所，日本人有系統地、龐大地、共同地收集記憶的碎片，這強烈地觸動著余偉建。

新聞攝影無法承載的個人感受

十年前的初春，日本東北近海發生大地震並引發海嘯，沿岸多個城市遭嚴重破壞，福島第一核電廠亦被海嘯波及，大量含輻射的有害物質泄漏，20公里內居民都要立即疏散，至今部份區域仍未解封。海嘯發生十多日後，任職美聯社的余偉建前往災區採訪。

「全都碎了。屋子碎了，家碎了，電線桿倒下來，車像廢紙般卷曲著，船從大海裏沖上來，家庭照散滿整個廢墟。」余偉建後來寫下當時的感受。

作為攝影記者，余偉建的工作是精準地將災難現場收納在相片中，將訊息傳遞到全世界。這種相對客觀和抽離的工作及拍攝方式，很少能承載他的個人情感。

到埗第二天，余偉建在酒店整理器材，電視機播放著他聽不懂的日語，瞥眼發現節目主持正在講解輻射的傳播方式，他沒有多想就拿起手上的iPhone 4拍攝，嵌入手機應用程式加入濾鏡，畫面頓時變得耐人尋味。

黑白偏綠的色彩，強烈的黑白對比度配上粗顆粒效果，程式的舊化與黑角，加上電視機屏幕的波紋和訊號不穩而產生的「跳格」，氣氛寂靜而淒美，這些瞬間除了物理影像，還隱若透視出看不見的情緒。

自始，余偉建就不斷使用iPhone 4拍攝，每每見到吸引視角的畫面就立即用手機拍下，舊照片與水，裂紋與建築、壓扁的汽車、浸浴的男人、蹣跚愁悶的路人，終於編組成《日本311》這部作品。整輯照片像觀看輪迴播放著的幻燈片，氣氛淒美、嚴肅而悲壯。

不再是 Decisive moment

災難發生後第一天的現場，與災後第十天的現場，氣氛截然不同。余偉建形容，最先到達現場的攝影記者最需要反應迅速，以最快的速度將最震撼的畫面傳送回編輯部，因此，如何決定路線、拍攝位置、構圖都成為關鍵。而隨後才到達的攝影記者則需要更沉穩和有耐心，因為隨著時間推移，很多痕跡也會變淡，災民的情緒冷靜下來，需要從平淡畫面中找出隱藏的情緒，而他亦比較擅長後者的攝影方式。

因為身處在不需單純比拼速度的採訪現場，余偉建才有空間分配時間，用手機拍攝個人作品。亦可能因為處於第二現場，他沒有執著拍到什麼與拍不到什麼。

長年任職新聞通訊社的余偉建在行內以構圖精準聞名。他非常重視著名攝影師布列松（Cartier-Bresson）的“the decisive moment”（關鍵瞬間）理論，角度、光暗、構圖、景深、線條、神態等元素，對他來說是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任何一項有所偏差，他就會皺著眉說，「還差一點」。

《日本311》與余偉建過往的紀實攝影作品截然不同，或許是因為放下了對“decisive moment”的執著。「我沒有刻意地放棄它，但那種狀態之下，事實上它消失了。」余偉建如是回應。但即使不再是激情澎湃的關鍵瞬間，這輯照片的構圖仍然非常準確，美學上屬於十分優秀的作品。

工作與創作的角力

採訪災難現場是分秒必爭的工作，一邊用厚重的單鏡反光相機拍攝新聞圖片，另一邊用輕巧的手機拍攝個人項目，如何切換成為一大難題。

緊逼的環境中，余偉建一定將美聯社的工作置於優先，他舉例自己拍攝4月11日的一個月紀念活動，拍攝日本自衛隊的紀念儀式，當時有很多其他媒體參加，必須要完全專注在新聞攝影的工作上。因此他一次也沒有舉起過手機，直到儀式完結，正在傳送照片到公司時，看到遠處還有一名女士仍站在舉行儀式的小山丘上，他才想起要用手機拍下這個畫面。

余偉建曾去到一個收集爛車的廢車場，有些汽車上還插著鎖匙，意味災難發生的一刻可能仍有人在車上，他立刻想用手機為100架廢車獨立拍攝，用圖鑑的方式呈現天災的破壞力。但因為採訪時間緊湊，在當地只能逗留一小時，於是不停交替使用器材，最終只能拍攝60多輛爛車。

他形容這是工作與創作的對決，而這對決一直延續在整個日本地震的採訪過程中。

從攝影器材中得到解放

這是余偉建首次用iPhone 4進行創作，正方形的相框、全景深毋須對焦、自動測光和極度輕便，這些條件都令攝影師可以忠實地拍出自身的視覺反應，也令他能夠以接近或者更刁鑽的角度拍攝人和物。

其中一張仰視飛鳥與太陽的相片，余偉建說如果拿相機拍一定來不及對焦和測光，也不會有這種味道。另一張超人玩具的照片，則是他將手機放進紙皮箱中拍攝而得來，一般相機的體積根本不可能做到。

「拍攝新聞要好明確，要知道自己為何要拍攝這個畫面。但用手機就不用細心思考，是直覺的，與工作很不同。很多時我也不知道自己目的何在，也不想去思考，只是單純拍攝。」余偉建說，他形容那是自己首次感受到攝影的自由。

余偉建試著分析：「在我與外界之間，要透過攝影機做媒介去創作，而攝影機有時是burden（阻礙）來的，有些人可能無，但我有。無論是iPhone還是其他機器，也是一部攝影機，而那一次拍攝《日本311》的過程中，iPhone的burden是最少的。算是融入了自己，將相機化為身體一部份。」

無阻礙的攝影方式令余偉建多拍了很多平常不會拍的照片，收錄了大量沒有明確解釋的隱喻。他半開玩笑說，如果讀者看不懂其實是正常的，因為某程度上連攝影師自己，也不願意作過多的解讀。

若所有照片都能解讀，那未免太沒趣了吧？

觀察、感受、反思與追尋

擔任攝影記者三十年，余偉建曾經採訪過四川大地震和泰國海嘯等天災現場，但2011年日本地震帶給他完全不同的衝擊。

「日本的地震現場比較冷靜，我逗留期間只曾拍攝到一個人在哭泣，沒有人在呼天嗆地。」其中一個深刻的現場，是余偉建去到一間由體育館改成的臨時避難中心，現場沒有哭泣的災民，他們表現得很樂天、心情平靜。他想，這到底是日本人習慣不想帶麻煩給別人，因此將感情隱藏，還是真的天性堅強，那就只有災民自己才知道。

他憶述採訪期間偶然遇上一位80歲的老人，他倚靠在一輛汽車旁站著嘆息，隨行的記者上前攀談後知道，這老人的三名孫兒在海嘯中遇難，因為他們所就讀的幼稚園就在海邊。為了避免太驚動對方，余偉建選擇使用手機紀錄當時的第一反應，隨後才帶老人到海邊用相機拍攝。他說道：「老人很平淡，如果他在呼天嗆地，或許我沒有如此大的觸動。」

在災難現場採訪一個月，余偉建回港後仍然在思考這輯照片對他自身的意義，更延伸出深入的哲學課題。他形容自己是透過相片發問，卻說不出具體的問題，只留下一串名詞：「天災、人禍、歷史的重複、人的本性、欲望、生存、貪婪、從前、現在、未來、真、假」。在沒有答案的題目中打轉，他直觀地聯想起另一場同樣發生在日本且廣為人知的災難。

海嘯發生的翌年，他帶同三種不同系統的相機獨身前往日本廣島，延續這個攝影項目。又是到埗的第二天，他決定放下所有專業相機，只帶著一本書和手機，並用相同的濾鏡效果拍攝原爆遺址、反核的少女、途人的愁容等，又翻拍博物館內的照片和展品，營造出時空交錯的氣氛，宏大而奧祕的命題漸漸浮現。

其中一天余偉建在酒店的觀光傳單發現，二戰時期日本最大的戰艦「大和號」，就是在廣島縣吳市建造，距離他投宿的市中心只有一小時火車車程。於是他前往該博物館拍下更多的展品，包括大和號的模型，這艘戰艦坐立在陸地上，這些影像令他聯想起被海嘯捲上岸的貨輪，天災與人禍的畫面莫名地連接起來。

「我常常疑惑為什麼現在我經歷嘅日本人都是那麼很友善，特別是在日本偏遠地方旅行的時候，但為什麼二戰時日本侵華可以如此殘酷？這個問題令我想去廣島思考一下。」余偉建回想，這裏的人性與殘酷並不是單單指向日本民族，而是人的本質。大和號的建造是殺戮的象徵，而原爆則是被殺戮的象徵，剛好互相對應。

余偉建將這次拍得的照片組成《廣島》，他沒有從照片中找到答案，反而帶來更多的問題。不過正如他所說，不一定要得到答案，能夠從影像發問，已經很滿足。

再觀察、再感受、再反思與再追尋

時間又過一年，余偉建忽發奇想，打算用相同的手法拍攝櫻花正盛的東京。惟當時花期已經開始，買不到機票的他決定先乘飛機到福岡再轉乘新幹線到東京，於是一趟連酒店也未安排好的旅程就開始了，這次他只攜帶智能電話、書本以及一部備用相機出發。

「日本人的賞櫻，在很大程度上是賞落櫻。因為比起盛開的櫻花，日本人認為凋落的櫻花更有情趣、更讓人動情和感傷。」

──節錄自姜建強編著的《山櫻花與島國魂》

「花的美不在於它是一朵花，而是在於它落下，這是多麼利害的概念！」余偉建興奮地解釋著日本人對櫻花的執迷，他認為落櫻是美麗、死亡及短暫的混合體。這種淒美而即將泯滅的狀態，或許正正回應著他拍攝兩輯相片後的問題，既暗喻天災人禍，也反映人性欲望，代表著穿越時間而生生不息，也代表著真假虛實之間的過渡。

他將那一年用手機拍到的照片編組成《櫻花》，不過同時他亦坦言自己並沒有成功將落櫻的精神拍成照片。此後，他已很少再用手機配上濾鏡程式的方式拍攝，認為這種攝影方式「已經足夠」了。

他慎重地選取言詞：「我認為，當拍攝過早前的兩組照片後，雖然不一定做到，但我希望將兩者歸納出來的、有關聯的、更深入的精神，試圖去（拍下來）。」

攝影是要拍一些說不清的事

余偉建每次討論這三輯照片時，總是處於一種「有話說不清」的狀態，這與他過往的攝影生涯其他作品有明顯分別。也許是他直視災難後進入了一種超脫的狀態，單純地順從自我意識與視覺反應拍攝，它既有新聞攝影的訊息與現場感、有紀實攝影的人文關懷、亦有「主觀攝影」的情感投射，再加上獨特的攝影手法，最終成為《日本三步曲》。

後來余偉建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回到海嘯災難遺址重遊舊地，他雖說是抱著旅行的心態，卻仍然攜同相機試圖延續這組作品，似乎正以攝影來關懷日本這片土地。有人說觀看《日本三步曲》時仿似在傾聽作者的喃喃絮語，有叮嚀愛護天災國度的感覺。或者到了某個歲數後，囉唆不絕就是最確切的關愛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