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告別大眾媒體時代，今天的我們在接收、甄選、辨別、查核資訊上，花費著越來越多的時間和心力。端傳媒近日推出「假資訊·後真相」專題，首篇文章由作者梁一夢剖析假新聞背後的心理和機制，第二、三篇報導將分別聚焦香港、台灣當下面臨的複雜資訊環境。在香港，記者走訪了四位不同政治光譜的市民，了解他們接受資訊的習慣和心理，找來學者李立峯、鍛治本正人，拆解虛假訊息、謠言傳播與政治操弄的關係，而另一邊，還在努力核查事實（fact check）的媒體人，又是否真的能成為稱職的「清道夫」？他們為何連連被罵？歡迎和記者一起走入這個虛假難辨、猜疑叢生的世界。
正式告別2020年前，自號「愛侵力」的川粉高駿賢（化名）永久雪藏了他的Facebook、Twitter及Instagram帳戶。他在自我簡介一欄，換上了社交媒體MeWe的個人地址，並狠狠寫下最後一則帖子：「戒掉F公司，安心上路。」
寂靜之前，他在美國大選期間的帖子是一片憤怒的謾罵。作為特朗普忠實粉絲，他曾在Facebook轉載多則帖子，指控拜登選舉舞弊，但通通遭到國際事實查核網絡IFCN查核消息為「錯誤」或「誤導」，並跳出提示字眼：「錯誤資訊」、「具爭議性說法」。
在他眼中，這些都是社交媒體巨頭「偏幫拜登」的證據。儘管多間事實查核機構出來澄清，高駿賢仍不服氣，堅持拜登有舞弊的可能，「聽證會仍在進行中，特朗普已告上最高法院，他還在訴諸法律行動，拜登自己宣布當選，全部人都爭住去報，這是否真的『真相』？」
高駿賢是連登論壇的重度使用者。從反修例運動起，這個匯聚了同道的黃營討論區，有時浮現似真疑假的言論，有些像是流浮山刀手出沒斬人的假消息；有些傳言如831太子死人懸案，至今依然無解，卻與當晚警察追打市民事件的集體創傷記憶扣連。當香港變得光怪陸離，高駿賢覺得真相失落，轉移擁抱立場，「立場的另一個代名詞是信念，捉緊這東西才重要，更實在。」
打開記者會直播，他說看到位高權重者公然扭曲事實，在他看來，這就是個「狼來了」的故事，令人進入徹底的懷疑世界。時至美國大選，連登上由一面倒撐Trump，到開始有網民留言：看來真的沒有證據顯示拜登選舉舞弊。不過，在高駿賢眼中，這都是一些「帶風向」帖文，他總思疑背後潛藏北京的身影，「有時會驚覺，今次又被他帶走了，會對自己失望，所以提醒自己要站穩。」
回顧反修例運動一年間，黃藍兩營中也有假消息或謠言流傳，線上與線下的抗爭互為影響，踏入2020年後，肺炎疫情由武漢擴散至全球，國際上挺中和反中勢力各有陰謀論，分別把病毒演變的起源指向美國或中國。非常年代，各種關鍵大事，總有兩大版本，在此背後，權力一方怎樣塑造有利自己的論述，混淆視聽？人們又如何從相信陰謀論，到成為支持他們價值體系的「另類事實」？今天，我們還能擁有100%的真相嗎？
黃營高明，藍營後來崛起：資訊戰下的真假疑雲
在失序年代，人們對事實的認知正面臨考驗。
就著「721元朗襲擊事件」，端傳媒走訪三位政見迥異的受訪者，發現大家的理解近乎顛倒。
「一句說完，當然是白衣人無差別打市民和示威者。有影片、有相片啊！警察明知都不執法，令元朗進入無警時份。」28歲的高駿賢說，他是透過幾個大眾媒體來接受訊息的，反修例運動時，一次過會開Now、有線電視、蘋果日報等起碼五個台來追看直播。
「是黑衣人先撩者賤！你有見到那道閘嗎？地鐵那道閘都關了，你還挑釁人，住在元朗的人當然要保家衛園。」今年52歲的張大坤（化名），自稱深藍撐警人士，他說自己不懂上網看直播，總是看事件翌日後的TVB新聞。而他引述的畫面是TVB的剪輯片段，把示威者還擊的片段排到最前，白衣人襲擊畫面放在後頭。
《立場新聞》、《港人講地》也會看，21歲、自稱政見中間派的吳啟豪（化名）就說：「當日警察沒有來執法，是怎樣也爭拗不到的事實。而我一開始也覺得是白衣人打人。」不過，他續說：「但之後覺得是林卓廷帶黑衣人到元朗搞事，怎會去到現場拍直播？當然為政治光環。」
自反修例運動以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便著手進行關於「後真相」的研究，持續觀察不同報章報導運動的用字、焦點選取、組織結構等，探討他們如何建構關鍵大事的報導，影響人們對事實的認知。
李立峯向端傳媒表示，721元朗襲擊剛發生時，直播顯示白衣人追打示威者和市民，多人重傷及血流披面，「無差別襲擊」是各大媒體近乎一致的敘事框架。當時，只有部分建制媒體如《大公報》、《文匯報》把事件放在「黑白衣人幫派打鬥」框架下報導，7月底，《文匯報》開始引述何君堯散播的謠言，指控「林卓廷帶上百人到元朗搞事」。
「大公、文匯是有帶風向的，」但李立峯強調，白衣人的暴力畫面確鑿，成了民意的轉捩點，當時很多中間派轉投黃營，左報難以影響民意。據香港民意研究所在2019年8月初公布的調查，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人口由六成增至七成，而據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在同期公布的調查，市民對政府的滿意度跌至一成。
不過，藍營資訊戰很快後來居上。李立峯觀察，2019年約11月或12月起，藍營循一貫的反應（reactive）模式，仿效及配對黃營網媒，多個親建制的網媒、專頁成立，同時大量建制派的KOL及Youtuber冒起，抗衡對家。他們後來居上，透過各個平台發放各種另類事實、謠言、虛假資訊，包括扭曲版本的721事件、示威者收錢搞事、年輕少女為勇武派提供免費性服務等。
「香港沒有中國大陸的防火牆，人們以往都知道怎樣分辨好新聞和壞新聞，但運動之後，人們只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副教授鍛治本正人嘆道。
這位日籍學者專研互聯網假新聞生態，過往曾研究東南亞、日本、台灣等地的虛假訊息現象；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爆發，使他把關注點擴展到香港。他向端傳媒表示，最初「藍營那邊，他們傳播的虛假訊息很笨拙（amateurish），人們一眼就知道，這就是政治宣傳，這是完全虛構的。黃營那邊就高明多了。」
鍛治本正人分析，在運動開局時，藍營網民依賴大陸官媒的口徑，從微博轉發一些粗糙的假圖片；黃營那邊的謠言或假消息，就混合不利警方的新聞報導、精緻文宣，在連登論壇、Telegram，乃至從Twitter上輸出到國際。
「當我們查看社交媒體的資訊時，會發現有大量屍體發現的圖片與影片出現，而那些很大部分是來自黃營。」鍛治本正人觀察，觸發點可追溯至831太子站襲擊事件，翌日大量市民到太子地鐵站獻花，祭祀那些可能死去的傷者。他說，「這是不合邏輯的，但我明白那種情緒。」
32歲的朱自瑤（化名）就是其中一名獻花的市民。她曾在8.31太子襲擊事件的翌日、半年及一年紀念日，下班後趕往太子站出口外放下白色鮮花，低頭祈禱。
「一開頭是信到十足，連登上傳來死人名單，有名有姓。」後來她知道主力調查報導的香港通訊社FactWire（傳真社）已查明六人在生，朱自瑤鬆了一口氣，但警方公佈共52名被捕者中，FactWire僅找到47名做訪問，令她始終未能釋疑，她覺得警方可能藏起了什麼證據。
當真相被對家利用，我們只有夠無賴，才能抗衡那班無賴。
28歲青年高駿賢說，自己對所有死人的謠言照單全收，「信，立刻信，無可疑這三字太可疑。」他又引述消息指，北京曾派武警混入警隊，能解釋太子站當晚的不尋常暴力。
他續說，當警察經常說謊，甚至有高官散播抹黑示威者的謠言，他也漸漸輕視fact-check的重要性。凡是對中共不利的謠言，他都會先轉發，再來才看證據，「當真相被對家利用，我們只有夠無賴，才能抗衡那班無賴。」
Fact check 困境：查了誰要信？
「在我們眼中，最重要是對或不對，與大家已知的是否有偏差。真就是真，不真就去check。」事實查核機構Annie Lab的指導編輯黎芷欣對端傳媒表示。
Annie Lab成立於2019年10月，設於港大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內，由該系的副教授鍛治本正人創辨，訓練一群學生事實查核、調查報導的技巧。在港大儀禮堂大樓，有一間細小的新聞室，學生們在編輯的指導下，不定期產出查核報導。
編輯黎芷欣指，Annie Lab旨在介入兩極分化的輿論戰中，無分政見地破解謊言，亦無分其傳播動機是誤解或故意。「有時我們會故意平衡兩邊（針對黃或藍營）的查核報導，因為我們不想被人誤解為另一邊的政治宣傳部。」鍛治本正人補充。
這種夾心人不好做。鍛治本正人曾經收過數封惡意電郵，黃藍兩邊的支持者都指責他們查核的結果偏幫對家，「國際上的趨勢也是相反，事實查核員常被攻擊、恐嚇或威脅。」
開網初期，Annie Lab就曾破解一則網上瘋傳的「雀鳥因催淚彈毒氣而死」帖子，經查核後發現死鳥的配圖出自2016年的美國互聯網，有網民留言：「這張圖片是假的，但街上鳥兒的確死了啊。」
Annie Lab遂向香港觀鳥會查詢，發言人澄清，每年都有雀鳥以這姿態死亡，只是運動令清潔工沒有出勤清理屍體，亦未能澄實牠們是死於催淚彈氣體。
如果兩年前，你問警察是否殺人，黃營支持者不會信。什麼改變了？是對警察的基本信任都失去了。
未料到，查核報導出來了，那篇帖子卻繼續被瘋轉。鍛治本正人分析，當人們「消費」這條謠言時，是想分享背後的訊息：「過量催淚彈的使用是不恰當的。」換句話說，只要警察過度使用武力的問題一日未解決，謠言都會存在，「事實查核不能改變人們的偏見，除非（謠言、假消息）背後的訊息改變了。」
他續說，831太子站死人懸案、抗爭者「被自殺」的謠言在網上瘋傳，背後也是想表達政見和宣洩情緒：控訴警察暴力、對政府高壓統治的不滿，甚至是一種接近饑渴的無力感。「如果兩年前，你問警察是否殺人，黃營支持者不會信。什麼改變了？是對警察的基本信任都失去了。」
鍛治正本人認為，831太子事件死人的結論，至今沒有確鑿的實質證據推敲，演變成一種「陰謀論」，「而這是無法輕易被證實或破解，因為它都在你腦海中形成。」
「有時太快把事情說成陰謀論，無助解決問題，」李立峯說。他主理的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2019年10月，對各種謠言指控展開調查，結果發現61%運動參與者認為「831打死人」是「應該真確」，「絕對真確」只佔了24%，他從而分析，較多示威者抱懷疑態度，並知悉這僅是一個「傳言」。
「但問題是，為何他覺得仍然要這樣說？是去給政府壓力，去給警察壓力，他就是想要真相。」李立峯指出，當市民無法憑一己之力去搜證，謠言成了「弱者一方的武器」，迫使政府、警方交出更多證據，特別是千呼萬喚始不來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有時太快把事情說成陰謀論，無助解決問題。
Truth of HK：事實查核還是宣傳機器？
事實查核機構Factcheck Lab（事實查核實驗室）的執行編輯鄭家榆對兩營角力的看法比較悲觀。該機構在2020年5月成立，是由文化及媒體教育基金直接資助的新興事實查核機構，嚴格跟隨國際事實查核網絡IFCN的查核準則來運作。
他認為831太子死人疑慮是有懷疑基礙，能迫使公權力問責，但如果一些完全沒根據的謠言，變成一種純粹的輿論資源，以虛假論述對抗虛假論述，民間最後將處於下風，「你不夠他鬥，人家是國家級機器。永遠都是政府權貴是最有power，因為他有最多資源去散播narrative。」
鄭家榆指出，港府及警方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們不是完全憑空捏造「假消息」，很多時候是改變關鍵事件的詮釋，成為一些偏離常識的「另類事實」，「它本質上不是真實，混合了意見成分。」
早在2019年8月起，他就觀察到警察公共關係科每天下午4點開記者會，以不同的措辭「為警員違規、失職行為開脫」，例如當時總警司謝振中形容，8月25日在荃灣眾安街，交通警持手槍踢開市民的畫面，是在「用腳推開」一名男子。
翌年6月，鄭家榆加入Factcheck Lab轉作全職事實查核員，恰好是運動一周年，他發現藍營的各類媒體、自媒體正加快滾動和擴張，論述變得精密。
以新媒體Truth-HK為例，它把大量主流媒體如有線、Now、香港電台的影片剪輯及拼湊，製作成全新的「平反721元朗黑夜紀錄片」，編造「另類的陳述」。該媒體指出，7月21日前夕其實已有文宣號召示威者到元朗遊行，後來林卓廷帶人到元朗西鐵站搞事，直指721事件為「幫派打鬥」。
至為關鍵的是，Truth-HK是第一個藍營單位改變了計算方法，率先提出警察其實花了「18分鐘」便到達現場，改寫了2019年7月24日警方承認的「39分鐘到場」說法。
影片播出約一個月後，警方以林卓廷涉嫌在721元朗參與暴動為由拘捕他，林卓廷從受害人變被告；當日下午，高級警司陳天柱亦第一次修改一年前警隊在官方網頁公佈的由「接獲報案」至「支援隊伍到達現場」花了39分鐘的說法，澄清指警方應變部隊由「收到指示」至到達西鐵現場僅花了「18分鐘」。
鄭家榆指，事實查核的力量變得有限，極其量只能破解幾張元朗遊行的文宣為「假圖」，例如海報沒有註明時間地點，網絡平台Matters上亦有文章，指當天警方沒有發出反對或不反對通知書，論證當日從來沒有人申請元朗遊行。另外，鄭家榆曾作出事實查核，指陳天柱的說法屬「誤導」，因翻查警隊官方文件，行動反應時間一向是由收到報案開始計起，並非由「收到行動指示」開始計算。
據域名查詢工具顯示，Truth-HK的網站在2019年12月開始營運，專頁則在2020年3月開始運作，至今有1.3萬人讚好，網站設有大量示威者使用暴力的相片圖文合集，時間點橫跨2019年6月到2020年12月。根據影片資料，721的「平反元朗黑夜」文宣耗用六個月時間製作，於721一周年發佈英文版，再於一個月後才翻譯成中文版。
除721外，該網有就著關鍵大事如8.31太子站襲擊事件、10月及11月示威者中槍，塑造對建制有利的論述，結構都是指示威者撩是鬥非在先或指責少年「搶槍」在先。在形式上，Truth-HK不時模仿事實查核機構做法，指各種關於警方過度武力的指控為散播「虛假訊息」。
2020年6月，香港政府公布以4874萬港元獲英國公關公司Consulum投標，根據該公司簡介，他們主力協助政府進行傳播和諮詢；據英國《衛報》在2018年的調查報導，在異見記者卡舒吉疑被暗殺後，它是其中一間協助沙特阿拉伯政府進行形象重建工作的公關公司。不少黃營網民質疑，Truth-HK背後另有政府資金支援。
端傳媒曾向Truth-HK查詢其資金來源及背景，匿名發言人沒有回應網站共有多少人在背後運作，僅稱他們都是自發的「義工」，又否認有任何警方或政府背景。不過，發言人稱站內的製作為「文宣」，明言目的是「打擊黑暴和偏頗媒體」。
專研假新聞的學者鍛治本正人有留意到Truth-HK這「闢謠」網站。他認為，網站宣稱要揭示示威者暴力的說法帶有政黨傾向，不符合事實查核中立的本質，「它不是在揭示真相——即使它們以真相為名。」他續指，政府或警方亦正試圖搶奪真相的話語權，他們經常用 “fact-check” 來澄清不利他們的謠言，或頒布屬於他們有利版本的論述。
學者李立峯認為，建制派的新媒體，意圖趁運動勢頭回落、事件淡化後，製造出一種事件有不同論述的效果，鞏固建制支持者，這一方面進一步深化了黃藍撕裂，而最危險的是，這類新媒體透過「爭議」、「另類論述」製造了一個假象，「沒有人對，大家有自己的立場。」
美國右翼與中共：陰謀論代理人戰爭
伴隨著懷疑和失信，陰謀論有了肥沃的土壤。
踏入2020年，街頭運動回落，新病毒在武漢爆發，但其源頭和爆發過程的不確定性，製造了巨大的空白，國際上反中或撐中的勢力扶植不同版本的「肺炎起源陰謀論」，餵養雙方成見。
疫情新聞是Annie Lab成立後的主力查核項目，指導編輯黎芷欣指，有學生曾針對「病毒起源在美國」的多個陰謀論作詳細查核，發現其中主要的證據如「病毒在美國變種變得快就是起源地」、「美國實驗室人員為了隱暪病毒變種而修改病毒分枝樹圖」都是「誤導」的訊息。
在文中，學生事實查核員亦分析了假消息的傳播鏈：最初是由中國外交部趙立堅帶起病毒源頭在美國的版本，之後便引發一些中國大陸小報、環球時報或偽科學網站傳播或塑造陰謀論，並成為中國大陸的主流論述，在內地的社交媒體及通訊軟件上流傳。
另一邊，鄭家榆也每天在Facebook追溯熱門的虛假訊息帖子。他發現，從新冠肺炎後，香港網民分享多了海外反共的右翼媒體。它們通常是反華小報，有強烈的政治立場，並有散播小道消息或陰謀論的傾向，「甚至有些是極右的媒體，有個叫 National Pulse，其中也有大紀元。」
它們不少傳播類似論述：病毒出處在中國實驗室，軍方研究員改造蝙蝠身上的病毒，本來是秘密生化武器，卻不慎洩漏了出來。
近日，美國前國務蓬佩奧在離任前公佈最新情報，指控早在2019年秋天，便有武漢實驗所科研人員感染RaTG13病毒患病，RaTG13與新冠病毒相似度達96.2%，欲進一步論證上述說法。
「他說有最新情報但無公開（內容），不知是否能驗證到，」鄭家榆指，這亦是陰謀論媒體大亨史提芬班農（Stephen Bannon）力捧的說法。
班農旗下的媒體頻道就長期讓已流亡美國、前港大醫學院博士後研究員閆夢麗對外宣稱軍方改造蝙蝠身上的病毒，而《紐約時報》曾作出調查報導，指閆麗夢是他和郭文貴推動陰謀論的助手，其有關病毒來源及人造合成的論文亦受到科學家質疑為堆砌術語及偽裝科學，而科學界目前沒有證據支持病毒是人工製造。
長遠來說，鄭家榆憂慮的是，當一些受眾成為了慣性的陰謀論讀者，主要憑立場汲收資訊，輕視證據的重要性，會容易被右翼的幕後宣傳機器操弄，「最嚴重的問題是，而你不清楚自己正在的位置。你看不到自己的盲點，還強化了自己的盲點。」
在美國大選後，這趨勢更加顯著，特別是在「國際線」的戰場Twitter。鄭家榆觀察到，特朗普形勢在去年11月中下旬落後之際，他和共和黨的競選團隊，開始在Twitter上指控拜登選舉舞弊，包括投票數多於選民數字、密芝根洲出現達萬張死人票、拜登選票急升等，但沒有提供具體證據，「而他作為總統，這個最大公權力造成的影響力是極大的。」
「你會見到香港人多了直接轉發特朗普或共和黨人物的帖子。」他續說。當一些媒體如《紐約時報》、《CNN》、《華盛頓郵報》或是權威事實查核機構如 Politicfact 嘗試核查事實，都被香港不少黃營網民炮轟為「不實」，或被貼上不信任的負面標籤——「左媒」、「左膠」。隨著他們譴責「主流媒體」，邊緣論述漸漸反成主流。
這可能是一種壓抑，可能是一種很強烈的frustration、很強烈的無力感，令大家有更大傾向去相信一些想相信的東西，那些可能是假新聞。
「當然Trump有一個role，但基礎是香港社會造成的。」學者李立峯觀察到反修例運動與美國大選之間的關連。他認為，最大因素是本地政治氣氛使然——社運低氣壓，遇上了掀動香港局勢的美國大選，不少人把運動注碼押在形象對中共比較強硬的共和黨和特朗普上。
「這可能是一種壓抑，可能是一種很強烈的frustration（沮喪）、很強烈的無力感，令大家有更大傾向去相信一些想相信的東西，那些可能是假新聞——甚至去到澄清所有事實，都會無視，都會不相信。」李立峯說。
鄭家榆感到無奈，隨著本地媒體引述拜登勝選消息或事實查核機構嘗試核實破解舞弊指控，火種燒到了自己頭上。
「美國大選後，有人散播那一種，主流媒體都是不可信，事實查核都是有Biased的說法。」他說，「甚至我fact-check是用主流媒體的資料，都會被罵。這便有問題了，我fact-check的資料是來自政府網、警方資料。這又變了陰謀論的問題。」
靠立法還是靠自律，誰來守險？
趁著這股病毒式蔓延的假消息、謠言和陰謀論湧流，自反修例運動中段起，香港特首、警務處處長、建制派議員就不斷吹風，指要規管網虛上虛假訊息。2020年12月，工聯會郭偉強把議程帶上了立法會，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當日明言會檢視網上言論規管是否存在漏洞。
鄭家榆認為，儘管實施查核工作不易，但社會不應出現任何形式的「真理部」。「他們的理解就是謠言是壞人，是一個有惡意的人，特登講假消息，欺騙無辜的人，所以要抓了他們。」鄭家榆說，「但謠言不一定在惡意下產生，就算有人惡意產生謠言，都不能忽略為何這麼多人傳。」
他認為，謠言背後代表的社會恐慌、情緒，反映到一定程度的真相。例如831太子站事件，民眾生起「警方打死人」的疑慮，是出於對體制的不信任，若然這些都被壓抑下來，等同把社會的某種民怨滅聲，令人更遠離真相。
學者鍛治本正人也憂慮，港府會憑藉設立「假新聞法」，拿下對事實的話語權。鍛治本正人指出，這是目前亞洲地區的趨勢，特別是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印尼等，已成立政府專門的事實查核部。其中，新加坡更推出《防止網絡假信息與網絡操縱法》，俗稱「反假新聞法」，賦予政府官員辨別、監管及封鎖「假消息」的權力，可要求帖子下架，甚或封鎖賬戶及專頁；違法者可被判監禁最高 5 年，而透過假賬戶或自動程式發布假新聞，最高監禁 10 年。自法例生效後，新加坡政府已發出超過70個檢控予個人和平台。
但另一端，鍛治本正人也擔心，若市民持續受謠言影響，只會加劇兩邊的鴻溝；更極端的情況是，公民社會將失去了理性思考及自主判斷的氣氛。他向端傳媒表示，現在虛假消息在高度有同溫層效應的社交媒體上流傳，源頭不明。
近來，社交媒體的虛假訊息惹起爭議，響起嚴重警號，而Facebook對訊息進行查核或干預的行動，進一步引發部分網民的憤怒。
例如，黃營網民在觀望大選期間，因Twitter、Facebook進行大選虛假訊息的內容審查，或是貼上警告字眼提醒事實查核結果，指控社交平台干預言論自由。到了今年初，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對總統的選舉人票進行清點之際，支持特朗普的極右組織成員受到在Twitter上特朗普言論及陰謀論組織QAnon的影響，衝入國會，拒絕承認選舉點票結果。其後，Twitter表示永久停用特朗普帳號，而Facebook也表示將短期停用特朗普帳號。
事實查核員鄭家榆指，社交媒體查核政治消息，不難理解它會引起反彈或誤解，「當事實查核與別人的身分認同有衝突，通常是政見或宗教，他們便會有很大的反應。」
然而，他認為在某些情況下，社交媒體是需要進行規管，「言論自由那邊很重要，但也要嘗試考慮極端言論或假消息帶來的傷害。」例如涉及恐怖主義或色情的帖文，或是疫情時期，一些會危害健康的假消息如「飲洗潔精殺菌」會被刪除一樣。
他認為，Facebook這次沒有刪除帖文，仍能讓公眾轉發，而是寫上提示字眼，算是盡了平衡，也是社交媒體公司第一次公佈透明的操作細則，「但今次人家提點你要fact check下，（公眾）都很反感。」他解釋，「原因就是它以前毫不透明，卻操縱了你能看什麼內容，這是基於不信任，而這不信任會令公眾聯想到最負面的事情。」
但他認為，目前尚未有最完善的解決之道，需要更多持分者就社交媒體守則或法例上作出討論，「Facebook是一個跨國家，有數以十億計用戶的平台，人類史上沒有這樣一個龐大機構。」鄭家榆形容，它某程度上如虛擬世界的「政府」，有必要受到制衡，亦不能由它單方面來裁決真和假。
就算不可能100% 還原真相
踏入2021年1月，拜登已經正式入主白宮，高駿賢說，他仍深信特朗普是在不公義的制度下敗選，相信他將以某種形式回歸。「要保持信念，」他說。
高駿賢又強調，有留意到事實查核機構如Factcheck Lab，在大選後仍持續查核關鍵洲分的投票數目。他一律視之為打擊他「信念」的威脅，「你那邊有fact check，我這邊都有fact check，不是你這邊大晒，我這邊也有聽證會的證人。」
高駿賢相信，新冠肺炎的病毒源頭，是來自中國的武漢病毒實驗室，不慎洩漏了出來的生化武器。而另一邊，自稱親中的吳叔，則仍然咬定肺炎源頭在美國，他相信的版本是：「美國在武漢搞全球軍隊運動會，有軍人病倒了，被送去武漢市內醫院，是美軍帶過來的。」
談到一些與立場相違的事實查核時，高駿賢與吳叔都說：「最重要的還是信自己。」
面對撕裂分化的社會和後真相漩渦，學者李立峯認為，理性和常識長遠來說還是會發揮作用。他分析，隨時間推進、社會氣氛變化，現實中會出現「reality check」，就如2019年底的區議會選舉證實了民意在黃營一邊，建制派也無從反駁；而美國大選，本來特朗普告上法庭，但其後不少共和黨中人如也陸續「跳船」，承認拜登勝選結果。
「人們在不同位置，不同時間點，他開始會有reality check，只是哪個時間點可能不同。就如最終總會有臨床實證或數據，顯示哪一個國家的疫苗可信或不可信，「到最後誰的疫苗較可行，是很客觀的。」
「我不希望經常被說成兩邊有不同意見，大家選擇性去談自己的版本。」他強調，最重要是人們仍相信有「真相」的存在，「最終會分辨出有一邊是對的。」
不過，目前的一些公共議題，訊息紛繁複雜，「真相」如何追尋？李立峯指出，其實單靠事實查核是不足夠，事實查核能破解假圖、驗證消息來源，卻未能填補衍生出謠言或陰謀論的空白地帶。
「這有時要通過調查報導，有時甚至要通過不同類型的學術研究，才能找到出來。」李立峯說。
學者鍛治本正人的看法也相對悲觀。他認為，在兩極對立的社會氣氛下，並沒有辦法馬上改變不同陣營受眾的想法，只能待政治問題真正得以解決，對立鬆綁，兩邊才能有共識，去分辦事實與虛構。
「所以，虛假訊息只會強化而不是改變人們本身的信念。當一個問題令社會兩極化，你應該是要先解決對立，解決背後的問題。」鍛治本正人說，他同時也期待政府會著手從媒體素養的教育來改善現狀，而不是透過立法。
事實查核員鄭家榆承認，這是一個真相難尋，甚至是失落的年代，然而他慶幸仍有市民勇敢出庭去為周梓樂、陳彥霖的可疑死亡案作證供，嘗試訴諸法庭去尋找真相，「起碼我們多了很多關於他們的資訊，死因庭嘗試過尋找真相。」
他認為，對真相價值的堅持，能讓人們在紛亂的失序年代中站穩，而這是每個人力所能及的事，「我覺得這嘗試很重要，因為這是一個行動，去定義我們的價值。」鄭家榆說，就算不可能100% 還原真相，我們都有可能迫近真相。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高駿賢、吳啟豪、朱自瑤、張大坤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