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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高校就此走向衰落?

對許多美國人而言,需要攻讀四年的全日制本科學位因性價比不高,不再像從前那樣成為人們接受高等教育的唯一選擇。


2020年3月12日美國馬薩諸塞州,2019年冠狀病毒流行期間,即將畢業的學生穿著塑膠垃圾袋。 攝:John Tlumacki/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3月12日美國馬薩諸塞州,2019年冠狀病毒流行期間,即將畢業的學生穿著塑膠垃圾袋。 攝:John Tlumacki/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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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秋·維特恩(Rachael Wittern)讀高中時成績全A,得了一些獎學金,上了大學,之後又取得了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如今的她33歲,住在坦帕,是一名心理學家,年收入9.4萬美元。身負30萬美元學生貸款的她表示,自己獲得的教育與投入的成本無法相匹配。

維特恩的丈夫37歲,做過幾年倉庫工人,後來當了一名電工職業學徒。除去債務,估計學成後還能獲得相當可觀的收入。維特恩說,等有了孩子,她會建議孩子走丈夫的道路,不要攻讀四年制學位。

「我沒看出來所學的很多東西能有什麼價值,」她說,「除非孩子想好了要讀某個學位,否則我們還是希望他們選擇一條更為實際、沒有那麼昂貴的道路。」 中田 對於傳統意義上的高校學生而言,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通常意味著將一輩子的正式教育費用提前支出了,因此要背負債務。教育專家表示,這種教育模式不再適用於所有人,很多沒有選擇這條路的人,會轉而選擇替代選項,即那些能以較低的費用、花費較短時間獲取的專業資格證書,這樣的方式緊跟勞動力市場變化,並能長期逐步更新。人們能夠獲取此類資格證書的途徑也不僅限於傳統高校。在制定教學內容和教育付費方式方面,私營企業已經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個多世紀以來,需要花費四年攻讀的全日制大學學位,一直是一個可靠的憑證,也是實現美國夢的敲門磚。而對於許多千禧一代和當代Z世代的年輕人而言,這卻成為了沉重的負擔。

千禧一代是美國歷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人,但與前輩相比,他們的經濟狀況並不好。所以他們為什麼還要再讓孩子走自己的老路呢?

「他們很可能不會這麼選。」高等教育歷史學家、肯塔基大學(University of Kentucky)教授約翰·特林(John Thelin)說。

對四年全日制學位的推崇,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當時民權活動人士推動高校全民化,希望人人都能成為專業人才。廣大學子沒能走上務實卻略含種族和階級主義色彩的雙軌制教育路線,即一部分人高中畢業念大學,一部分則成為行業學徒,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充滿雄心壯志的發展方向:全民上大學。

高中學校開始引導學生念大學預科班,遠離職業培訓。聯邦政府開始給更多學生提供貸款,用以支付大學學費。大學校園修剪整齊的操場吸引著學子。在美國,擁有四年制大學學位的人口比例從1965年的9%攀升至去年的36%。

然而這樣的比例攀升是有代價的。保守派智庫「美國指南針」(American Compass)的執行董事奧倫·卡斯(Oren Cass)稱,每一個高中生從大學畢業、找到一份與自己學位相稱的工作,身邊就會有四個沒達到這個標準的同伴,他們要麼根本沒念大學,要麼半途輟學,要麼畢業後找不到工作。調查顯示,大約有一半的大學生對所承擔的債務懊悔不已。卡斯表示,對千禧一代而言,高校教育只讓美國學生中20%左右人成為了贏家,其餘人則是輸家。

讓許多千禧一代感到痛苦的是,他們遵守規則,卻依然陷於困境。密歇根州30歲的牧師本·帕克特(Ben Puckett)擁有理療學士學位和神學碩士學位。如今的他尚肩負95000美元的債務。

「我上大學,是因為父母、朋友、老師和教育顧問告訴我,只有上大學才能保證有美好的未來。」帕克特說,「18歲的時候,我怎麼會去反駁學校、父母、社會和朋友對念大學的看法?」

與前幾代人相比,出生於20世紀80年代的大學畢業生,創造財富的能力較為薄弱。自2013年以來,學生債務增長了約6000億美元。

高校教育所產生的價值落後於學生的付出。

1979年至2010年間,兩年制和四年制高校的入學人數翻了一番多,達到1800萬人。此後,隨著高中畢業生人數減少,大學畢業生投資回報下降,這一數字減少了約200萬。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越來越多的高校在學費上大打折扣,導致他們不得不削減成本,結果陷入惡性循環。疫情與隨之而來的經濟焦慮加速了這一趨勢。許多高校沒有能力調整課程,也無法跟上勞動力市場不斷變化的需求。分析師預測,未來幾年將有數百所學校關閉。

美國人並非拒絕接受教育,而是重新考慮如何獲得教育。數字證書網絡公司Credly的首席執行官喬納森·芬克爾斯坦(Jonathan Finkelstein)表示,疫情期間, 短期資格認證課程的註冊人數比去年同期增長了70%,達到近800萬。這一增長是在大學新生入學率下降16%的情況下出現的。

去年,美國約有3萬人參加編程訓練課程畢了業,這種訓練課程的出現,不過短短十來年時間,學員能夠在數月內學習到一些軟體技能知識。根據美國勞工部(Labor Department)的數據,2012年至2019年間,職業學員人數幾乎翻了一番,達到70多萬人,而他們從事的領域也從貿易擴展到銀行和保險等白領工種。加利福尼亞州計劃到2029年,將職業學員人數從7.5萬人增加到50萬人。

Alphabet Inc.旗下的Google(Google)、亞馬遜(Amazon.com Inc.)和微軟(Microsoft Corp. )等公司,都在推出一系列的項目,參加者不僅能獲得職業能力證明,還有機會得到收入可觀的技術工作,這些工作不僅限於這些公司內部。8月,Google宣布為10萬名學生提供獎學金,讓他們參與為期6個月的在線資質學習,其中包括數據科學方面的資質。Google表示,如果學生應聘公司相關職位,這些證書可以視作等同於四年制學位。

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教授、《60年課程》(The 60-Year Curriculum)一書的作者克里斯托弗·戴德(Christopher Dede)表示,隨著越來越多的公司和非營利組織推出自己的資質證書,勞動力市場也認可這些證書的價值,傳統高校將失去壟斷地位。

「當有足夠多來自各個產業、軍方或非營利組織的團體來做資質認證的時候,你就有了一種繞過教育機構的方式,這為人們打開一扇新的大門,他們可以不必依賴學士學位作為進入職場的保障。」戴德說。

問題在於,高中畢業後直升大學獲得的四年制學位的巨大象徵意義,是否能被這種模式取代。2019年卡普蘭公司(Kaplan Inc.)在對2000名家長進行的一項調查中發現,74% 的家長希望學生讀完高中後直接去做全職工作,與此同時再攻讀高校課程。

這種新興模式缺少的是學生渴望的那種成長經歷。而疫情削弱了那種必須在大學校園度過四年才能感受成長的信念。今年有很多無法返校、只能上網課的學生,紛紛租了房子或酒店和同學同住。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的政治學家本傑明·金斯伯格(Benjamin Ginsburg)表示,像哈佛(Harvard)和耶魯(Yale University)這樣的精英院校還是會存活下來,甚至會發展壯大,但它們在大眾的想像中只會佔據較小的位置,就像如今的預科學校一樣。

那些普通的院校則努力與時俱進,開始提供需時較短的課程,並與學生建立較長的合作關係,例如讓已畢業的校友有機會通過在線課程溫習技能。西部州長大學(Western Governors University)的校長斯科特·普爾西珀爾(Scott Pulsipher)表示,四年制學位將縮短為三年,最終變成兩年。學術學分將越來越多地讓位給工作經驗,隨著技術變革步伐的加快,技能半衰期縮短,工作者將會更頻繁地重返校園學習。

這種變化最終將使美國人從更多的機構接受更多樣的教育。《過去和未來的工作者》(The Once and Future Worker)一書的作者卡斯表示,這將倒逼公共資金去滿足人們的教育需求。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為大學提供數千億美元的補貼,這筆錢只惠及一小部分學生。那麼其他人怎麼辦呢?

卡斯認為,學生應該能夠申請自己想接受的任何類型的教育或培訓。「全民上大學的體系糟糕透頂,」他說,「必須做出改變。」

英文原文:Is This the End of College as We Know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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