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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桂藍:吞噬香港抗爭者——黃之鋒、黎智英、快必案揭示的「法治」黑洞

連番判決新聞背後,香港檢方正透過不同案件,一步步地擴大針對所有抗爭者的羅網。


2020年12月2日,西九龍裁判法院,法庭外的支持者送別被判入獄的周庭、黃之鋒、林朗彥和其他因反修例運動而入獄的示威者,拍打一架囚車的車窗。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12月2日,西九龍裁判法院,法庭外的支持者送別被判入獄的周庭、黃之鋒、林朗彥和其他因反修例運動而入獄的示威者,拍打一架囚車的車窗。 攝:陳焯煇/端傳媒

12月2日,香港再次登上國際傳媒的頭版。抗爭者黃之鋒、周庭、林朗彥因去年6月21日包圍警察總部的行動,被判多宗罪成,三人即刻監禁7至13.5個月不等;621當日雖有大量示威者包圍警總,但現場並無出現重大衝突,亦無人受傷,然而裁判官以有「潛在風險」為由,將控罪的量刑基準大幅提高。事隔不足一日,「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因案件押後審訊,不准保釋,即時還柙。

一宗又一宗法理上令人難以信服、政治目的明顯、針對知名異見者的判決,激發國際社會再度出言批判中共及港府打壓異議者的力度,不同國家的政治人物紛紛出言聲援黃之鋒等人。但在地的抗爭陣營清楚,這些知名人士的案件,僅僅是冰山一角。

對抗爭陣營而言,在當前的香港,司法程序不僅僅是「形同虛設」,無法保障人的最基本權利。香港憲法學者、「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就曾經形容,香港的法治不僅「已死」,甚至已經變成「喪屍」。

筆者希望指出,連番判決新聞背後,香港檢方正透過不同案件,一步步地擴大針對所有抗爭者的羅網,不論是勇武還是和理非家長與學生,均無法倖免;「司法」的軀殼正被當權者加以利用、甚至按照當權者的需要,改造成更方便地打壓異己的利器,逐步將法院與與「法律」,納入打壓異見者的體制。

2020年12月2日,林朗彥(左)與黃之鋒(右)由荔枝角收押所押出庭聽審。

2020年12月2日,林朗彥(左)與黃之鋒(右)由荔枝角收押所押出庭聽審。攝:林振東/端傳媒

和平集會,量刑基準12個月

黃之鋒警總案揭示的,是控方及香港法院如何透過加重一些較輕罪名的刑罰,或拓展案件中不同法律概念的適用性,來盡量擴大起訴、判刑的範圍。

雖然香港的街頭運動平息已一段時間,每日的新聞均充斥著抗爭者在事發一年半載後突然被捕,或遭以牽強的控罪起訴、陷獄的消息。黃之鋒被判刑同日,浸會大學學生會署理會長方仲賢,就因為曾於一年前在香港深水埗購買雷射筆,被20名警員上門拘捕,警方更因方仲賢曾在被捕後清空屬於方本人的手機資料,加控他「妨礙司法公正」。

但黃之鋒警總案揭示的,是控方及香港法院如何透過加重一些較輕罪名的刑罰,或拓展案件中不同法律概念的適用性,來盡量擴大起訴、判刑的範圍。

即使連法庭亦不得不承認,2019年6月21日的警總案現場,根本未有爆發衝突,極其量只是有示威者搬運鐵馬堵塞警察總部出入口、阻礙警車,辱罵警員、擲雞蛋等;控方選擇將該次行動定性為「未經批准集結」而非控罪較嚴重的「非法集結」,亦是佐證,控方根本無法將當日發生的事扭曲成暴力場面,以此加重刑罰。

過往,「未經批准集結」這項控罪,可謂是香港殖民遺法《公安條例》中最輕的控罪之一。按照法例字面上的解讀,一旦參與未獲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就已干犯「未經批准集結」,不帶條件;但「非法集結」則需要證明被告的行為「擾亂秩序」或「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有「意圖」導致他人害怕該集結會破壞社會安寧。

由此可見,「未經批准集結」的門檻極低,此前也幾乎只與罰款掛勾,判處監禁實屬匪而所思。

然而,在黃之鋒警總案中,裁判官王詩麗卻指是次集結「有人破壞公共物件,有人擲雞蛋,有人不斷發出起哄的聲音,有人把鐵馬倒轉用索帶把它們捆綁一起放在警察總部外」,因此有「潛在的人身安全風險」,即把現場事實上根本沒有發生、只停留在「潛在」、「可能」階段的暴力場面,納入其判刑考慮,將一個和平集會中的「未經批准集結」【註1】控罪,硬拉上量刑基準高達12個月的程度。

按此邏輯,香港在2019-2020年發生過的任何「集結」,即使完全沒有暴力元素,檢方均可拘捕當中的任何人,控以「未經批准集結」,再由法庭以「有潛在衝突風險」為由重判以年計的監禁。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所謂「集結」有否出現,也完全由警方定義。先不論自去年8月以降,香港警方已鮮有就公眾集會發出不反對通知書;2020年,更多次出現警方在鬧市以「未經批准集結」或「非法集結」圍捕行人的情況,甚至有將本不同行的路人強拉到一起,再票控他們違反「限聚令」的做法。

而今次判辭的另一焦點,就在於第三被告周庭在現場的行為,僅僅是「舉起擴音器」﹙而沒有發言﹚,「高呼口號」及「舉起紙牌」,但法官卻指其與其他被告「共同」犯罪,屬於「夥同犯案」,因此也較單獨犯案情節更嚴重;不同被告即使行為完全不同,亦是「罪責相約」。以這樣的理由,法庭就將在現場並無領導角色的周庭,判處高達8個月的刑罰【註2】。

剝去所有法律字詞,意思就是:任何人出現在警方不允許的集結現場,不論在現場做過、或沒做過甚麼,均有機會重判一年監禁甚至更多。

2020年12月2日,法庭外的支持者送別被判入獄的周庭、黃之鋒與林朗彥,有人拿著學民思潮的旗幟送別。

2020年12月2日,法庭外的支持者送別被判入獄的周庭、黃之鋒與林朗彥,有人拿著學民思潮的旗幟送別。攝:陳焯煇/端傳媒

未審先囚、國安法規格對待一切刑事案件

目前因涉國安法被「未審先囚」的,幾乎全是以言入罪者;而一些本來只適用於「國安法」的做法,也被延伸至不在「國安法」當中的控罪。

黃之鋒案判刑同日,還有另一宗影響更深遠的判決,僅因被告名聲不及黃,為國際社會所忽略:因為在街站喊口號而被控以「發表煽動文字」的「快必」譚得志,控罪雖然並非出於「國安法」而是香港的刑事法例,但因控方指案情與國安法有關,法院決定將案件交由國安法指定法官處理。

在港區「國安法」出台後,警方曾以「涉嫌違反國安法」為由拘捕了超過30人﹙包括前述的周庭﹚,但正式被落案起訴者寥寥,絕大部份都是在控罪不明的狀況下獲准保釋,或在警方高調以國安法大張旗鼓地拘捕後,改控其他非國安法的控罪。

結果顥示,當局的目的,不是祭出「國安法」大刀作出恐嚇後備而不用,而是要透過法院上的實際操作,將「國安法」的箝制融入越來越多的一般刑事案件。

「國安法」訂明,香港特首將直接指定法官審理國安法相關案件,而指定的準則,無論港府如何辯稱與法官的「忠誠度」無關,亦不能取信於市民。由行政機關直接任用法官處理相關案件,形同由行政機關控制審訊結果,法庭的獨立性幾乎已完全消失。

而「快必」案的可怖之處,是將這項本來只適用於「國安法」的做法,延伸至不在「國安法」當中的控罪。今次是以他叫喊的口號涉及國安法為理由,下次又會是甚麼借口?

「快必」案翌日,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一項「串謀欺詐」罪,亦是由國安法指定法官處理,押後至明年四月再訊。國安法指定法官蘇惠德以黎智英有可能潛逃為由,拒絕黎的保釋申請,即使黎智英的護照此前已被沒收。

「國安法」的另一絕招,是訂明「國安法」被告「除非有充足理由相信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不予保釋,與香港一貫的無罪假定原則截然相反;而至今,由國安法指定法官處理的案件,以及被指涉及國安法而被捕者,不論最終是否以國安法下的控罪起訴,一旦上庭,均面對不獲保釋的待遇。

目前因涉國安法被「未審先囚」的,幾乎全是以言入罪者,包括展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的電單車手唐英傑﹙七月至今﹚、年僅19歲被指在社交網站發佈分裂言論的鍾翰林﹙十月至今﹚、被在示威現場及受訪時喊分裂口號的「二代美國隊長」馬俊文﹙十一月至今﹚,因街站言論而被捕的「快必」譚得志﹙九月至今﹚,不見歸期。

2020年12月3日,黎智英被法庭拒絕其保釋,被囚車帶往荔枝角收押所還押。

2020年12月3日,黎智英被法庭拒絕其保釋,被囚車帶往荔枝角收押所還押。攝:林振東/端傳媒

案接案、刑期再度延長的可能性

兩人的刑期不斷延長,是十分有可能的。

一般的刑事控罪,被不斷拓闊適用範圍﹙黃之鋒案﹚,更將本只適用於國安法、與普通法原則全不相容的特定做法,延伸至刑事案件﹙快必、黎智英案﹚。而隨著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的箝制越來越大,親中媒體組織對「不聽話」法官的攻擊,判出政權不合意結果的法官在司法系統內部被調走,社會完全看不見法院有任何扺禦控制的方式、或者意欲,只能將放棄捍衞人民基本權利的法院,視作壓迫體制的內嵌部份。

今時今日,每每有抗爭者入獄、或被還柙,不論最終判刑結果如何,望著被告欄中走入內庭的身影,其身邊人都會忍不住想,這會不會是可見的、數以年計的將來,最後一次見到他們呢?

黃之鋒目前身負其他至少三宗控罪,包括2019年10月反蒙面法示威,及2020年六四維園晚會的「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而周庭身上則有一宗具體控罪不明的國安法案件:周庭曾於去年8月被指涉及國安法案件拘捕,沒有被正式落案起訴,但處於保釋中的狀態。而基於兩人的知名度,香港律政司要隨時再在兩人身上強加控罪,將兩人的刑期不斷延長,是十分有可能的。

雖然法院一再聲稱自己只是依照控罪審案,但從檢控的時機、控罪與法院的決定來看,當局針對黃之鋒的策略非常明顯。作為國際間最知名香港抗爭者的黃之鋒,最後一次離港赴外是2019年9月,之後因為控罪被法庭扣起護照,一直未能再次外訪。當時,圈內就普遍認為,香港政府以不同事件起訴黃之鋒,透過連續的控罪,不斷地延長交出護照不得離港的保釋條件,將這位國際線的「世界盃選手」強制扣留在香港。

2020年12月2日,法庭外的支持者送別被判入獄的周庭、黃之鋒與林朗彥,跟著一架囚車奔跑。

2020年12月2日,法庭外的支持者送別被判入獄的周庭、黃之鋒與林朗彥,跟著一架囚車奔跑。攝:陳焯煇/端傳媒

如今,這樣的策略,會否用作將黃之鋒、周庭以及其他抗爭者無限期地扣在監獄之中?相對於2019年其他被控以暴動等更重罪名的抗爭者,黃林周三人雖然刑期﹙相對其他被告﹚不長,分別僅 13.5、7及10個月,但這「案接案」的可能,令外界對三人的擔憂遠超於此。與此同時,還必須考慮香港監獄日益不受監察,懲教人員權力不受制約,外界無法確保在囚政治犯不受虐待的問題。

管理監獄的懲教署,最近開始禁止民選區議員進行公務探訪【註3】,阻截在囚者向民選代表反映意見與待遇的機會,並針對寄給在囚者的信件施加諸多限制,妨礙在囚者獲取外界資訊;終審法院裁定男囚犯必須剪短髮違反性別歧視條例後,懲教的應對竟不是放寛男囚髮型限制,而是有意強制女囚亦必須剪髮。早前懲教亦有被揭發虐打少年犯。

而黃之鋒在正式判刑前,已先行被指控懷疑體內有毒品,單獨囚禁於24小時不關燈的囚房。可見懲教人員對在囚政治犯的待遇,正在逐漸惡化,而且已經不再有任何意欲隱瞞,直接向外間最為關注、外界可以獲得相關消息的囚犯開刀,令人憂慮會否在可見將來,就出現如中國大陸監獄一樣普遍的虐待。

作為在2020年上半年在初選中互相推薦的戰友,如今羅冠聰、張崑陽已流亡,黃之鋒與半年前曾在新界東並肩作戰的周庭入獄,朱凱廸因為立法會內的抗爭身負數罪,岑敖暉與筆者亦均有控罪在身。在黃之鋒被判入獄當日,岑敖暉留在其區議會辦事處,發現有人監視跟蹤,情況與周庭被捕前夕類同。

不接受任何虛假樂觀與希望的粉飾,才會明白到香港若不想被徹底吞噬,究竟需要付上怎樣的代價。

而這只是整個香港抗爭社群的縮影。至今,香港已有超過萬人在運動中被捕,近2000人被起訴,若上文所述的趨勢持續,相信數字還將繼續增加。走筆之際,因議會及街頭抗爭身負九項控罪的許智峯亦宣佈流亡。

值此時刻,沒有言語可以鼓勵一整座沉入黑暗的城市,因此我也不打算提出任何解方。也許爬梳過這些,認知到面對的政治大局與魔鬼細節,已無助我們去改變它,但對可能的命運有清晰理解,不接受任何虛假樂觀與希望的粉飾,才會明白到香港若不想被徹底吞噬,究竟需要付上怎樣的代價。

而早於2019年夏,經歷過抗爭洗禮的港人已不再存有幻想,共同作出了決定。

(何桂藍,香港前記者、政治人物,2020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因反對「國安法」被政府褫奪參選資格的12人之一)

【註1】黃之鋒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周庭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最高刑罰五年,但案件由裁判法院處理,最高可判處刑罰為三年。

【註2】此處論及的是周庭兩項控罪的其中一項,即控罪三「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量刑基準為12個月,認罪扣減後為8個月。

【註3】「公務探訪」指區議員、立法會議員等民選代表,可以前往監獄探訪在囚人士,不像一般親友探訪般受懲教監聽內容,以監察在囚者在監獄內的待遇、反映對懲教署的意見。懲教署早前以疫情肆虐為由,阻撓民主派區議員進行公務探訪。負責與區議會﹙民選架構﹚對接的民選部門民政事務處,以區議員欲探訪的在囚者並非當區居民為理由,指公務探訪與區議會職能無關,不批准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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