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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桂藍:香港民主派議員總辭,意在議會戰線之外的北京

北京為達致全面控制,不僅不在意犧牲民主陣營獲得資源與公權的途徑,亦存在斷絕民主運動獲得民意授權的可能。


2020年11月12日香港,立法會民主黨議員黃碧雲、胡志偉、尹兆堅、林卓廷到立法會秘書處交辭職信。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11月12日香港,立法會民主黨議員黃碧雲、胡志偉、尹兆堅、林卓廷到立法會秘書處交辭職信。 攝:陳焯煇/端傳媒

11月10日,北京人大常委會以一紙「決定」,引述中國《憲法》,確立香港政府「依法」褫奪民選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權力。香港政府——普遍相信是在北京的授意下——立即運用這終於獲得確立的權力,宣佈四名溫和民主派現任議員,失去議員資格。

香港民主派在立法會內的15名議員,隨即共同召開記者會,宣佈「總辭」以示對人大、港府的抗議。這在國際上獲得一定關注,國際新聞集中關注香港立法機關徹底失去民主派代表。但在香港本地,此舉卻未能激起民間的反抗情緒。輿論聚焦於「總辭」議員在民主陣營內遭遇的冷淡反應,以及陣營內不同光譜間的爭拗。

深陷爭議中的人,會認為中共分化策略湊效,為民主陣營內的紛爭而扼腕。但比起這些紛爭、與一直被視為「核彈」如今卻無聲無息了結的「總辭」,今次人大決定著眼的,顯然並不止於眼前。

若說令民主派無法再在「議會戰線」上有任何抗爭空間,是京港政府透過刑事控告議會抗爭、七月國安法設立DQ新紅線、取消選舉已經初步完成的目標的話,今次人大常委的決定,便遠遠不僅是將四名議員延後「處刑」。在下一步操作上,此舉是要為港府就公職人員宣誓問題修例提供基礎;而在治港思路上,其反映出北京為達致全面控制,不僅不在意犧牲民主陣營獲得資源與公權的途徑,亦存在斷絕民主運動獲得民意授權的可能。

2020年11月12日,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遞交辭職信前,在立法會大樓掛起直幡。

2020年11月12日,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遞交辭職信前,在立法會大樓掛起直幡。攝:林振東/端傳媒

「總辭」為何無法引發相應的政治能量?

箇中遠因,是京港政府近年對立法會的逐步圍堵,令立法機關幾近完全失去挑戰政權的空間,早成深入民心的既定事實;而近因,則是總辭時機的選擇,未有承接反修例運動能量仍存之時。

民主派的「總辭」,被視為數十年議會民主運動的終結,歷史意義重大,但在當下的本地政治中卻掀不起波瀾,甚至略顯尷尬。箇中遠因,是京港政府近年對立法會的逐步圍堵,令立法機關幾近完全失去挑戰政權的空間,早成深入民心的既定事實;而近因,則是總辭時機的選擇,未有承接反修例運動能量仍存之時。

先說近因。2020年7月,中共直接制訂並強行在香港實施港版《國家安全法》,經特區政府及香港警隊自行﹙或是在授意下?﹚的演繹,令「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等口號,與外國政治界、民間組織及傳媒的交流,甚至只是在社交網站寫下的寥寥數語,都面臨最高可判終身監禁的刑罰。展示「光時」旗幟的示威者被捕,拒絕保釋被還柙,羅冠聰等「國際線」領軍人物離港流亡。但在一片肅殺的社會氣氛、以及港府揚言「參與也可能犯國安法」的恐嚇之下,仍有61萬港人冒著身份暴露、被政府秋後算帳的可能,在民主派舉辦的立法會選舉初選中投票。

初選所展現的民眾力量,令民主陣營士氣大振,對﹙本應﹚即將到來的九月立法會選舉摩拳擦掌。

就在此時,港府在兩日內先後宣佈以「反對國家安全法」等於「不擁護基本法」、曾赴外向外國官員或議員游說對華施壓為由,褫奪12名候選人、包括傳統民主派政黨候選人的參選資格,並借疫情為由,宣佈將選舉「延後」一年。正當坊間仍在揣測北京的盤算時,又傳出京港政府決定以委任形式,讓 2016-2020一屆的立法會議員全體留任一年,以填補選前空白時期的訊息。

民主陣營因此分成不同立場,熱烈爭論對策:主張杯葛者﹙少數在任議員與初選中勝出的新世代﹚,認為正確的事實陳述是「接受委任」——立法會議員在2016年選舉獲得的授權是4年,任期到2020年7月止,「僭建」出來的一年任期,並沒有任何民意授權,權力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是北京政府違背《基本法》、並無任何憲法依據地作出的額外委任;另一方則強調是「留守議會」,接下來的一年任期是「延任」,不計較背後的合法性,純粹著眼立法會內,民主派仍然存在的需要。

主張「留守」一方強調,一旦總辭離開立法會,「惡法將長驅直進」,政府/ 建制派一早預告會強推的、浪費公帑的「明日大嶼」,以及改寫香港選舉規則的「大灣區投票」﹙容許居於中國大陸的香港選民在中國大陸投票﹚,將如入無人之境,直接通過,因此立法會內必須有民主派議員留下,否則政府可完全不受阻撓地任意通過任何法案,對香港的損害「不能逆轉」。

主張應杯葛「中共委任」,以集體離開立法會作抗議的一方則認為,成員構成沒有改變的民主派,在議會內本就無法抗衡京港政府的攻勢,而中共在取消2020年立法會選舉後,向原屆議員拋出延任橄欖枝﹙當中包括一些沒有參與、或在民主派初選中落敗的議員﹚,首要目的是將民主陣營從2019年、國安法、初選、大規模DQ等連串事件中積累的高漲民氣,一舉消除,令其在沒有著力點之下消散。

應否「總辭」的辯論,早於8月已經進行,而民主陣營的民眾,亦早在辯論中各有定見。立法會、議會戰線已難再有任何空間拓展,則是不少民主陣營的港人早於7月已有的判斷。

換言之,應否「總辭」的辯論,早於8月已經進行,而民主陣營的民眾,亦早在辯論中各有定見。最終,兩派並無達成共識,而是由主張「留守」的民主派政黨,委託民調機構進行民調。最終,即使意見不一的現任議員們表明,只考慮本身是該派支持者的選民的聲音的情況下,仍得出近半支持杯葛的民調結果。最終,現任議員支持與反對各佔一半的尷尬局面下,作出「政治決定」,選擇「留守」過渡期間的「臨時立法會」(簡稱臨立會)。

然而就此進入「臨立會」的民主派議員,不足三個月便面對北京反口覆舌的下場。

立法會、議會戰線已難再有任何空間拓展,是不少民主陣營的港人早於7月已有的判斷,否則便不會出現傳統民主派支持者近半不支持接受委任的民調結果。是故,當接受委任的議員,在離場一日,仍用「一國兩制今日宣佈死亡」、「隨意DQ是徹徹底底的逼害」等語言去詮釋事件時,已無法對應這部份民眾情緒;而當時信服現任議員,認為「留守」仍具意義的支持者,則感到無所適從。原應為政治核彈的「總辭」,反應因此寥寥。

2020年11月11日,就特區政府因應人大決定禠奪四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資格,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公佈總辭決定。

2020年11月11日,就特區政府因應人大決定禠奪四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資格,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公佈總辭決定。攝:林振東/端傳媒

人大決定針對的不是立法會,而是整個「公職人員」體系

人大常委下達「決定」當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便明言,「決定」已定義何謂違反就任宣誓誓言,將會推動修例工作,以「誓言」約束公職人員。

人大常委以一紙決定,「確立」港府行政一翼以「國家安全」之名,任意DQ 立法一翼的民選代表;這無異於一份授權書,授權特區政府任何層級的官員﹙包括本是公務員而非政治問責官員的各區選舉主任﹚,都握有任意褫奪民選立法機關議員的權力,架空了立法會內部必須有三分之二議員通過才能彈劾議員的規定,也略過了循司法途徑、交由法庭決定是否撤銷議員資格的程序,令立法機關完全淪為行政機關的附庸。

但聚焦立法會、DQ與民主派總辭,未能完全反映人大是次決定的威力。人大委員長栗戰書稱港府按照此次人大決定所立法律,是「完善一國兩制的重要立法」;中聯辦聲明則將是次決定與「落實全面管治權,堅持愛國者治港」相提並論。北京顯然劍指更大的制度,而非立法會內剩餘民主派是去是留。

人大常委下達「決定」當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便明言,「決定」已定義何謂違反就任宣誓誓言,將會推動修例工作,以「誓言」約束公職人員;換言之,修例後,任何公職人員行事稍有違逆「愛國者」的界線,即可以違反誓言為依據被踢出局。

配合北京、港府此舉,經常獲得政府內部消息的多份建制報章,隊型整齊地「引述消息」,將京港政府的後續計劃完整舖陳:繼立法會議員後,即將舉行選委會選舉,以至去年11月才剛剛大勝並奪得主導權的三百多位民主派區議員,將是下一目標。而隨著中聯辦重申要建立「愛國者治港」系統,醞釀多時的公務員宣誓立法,亦有機會在今次立法中一併處理。

北京對付香港民主陣營的手段,早已暗藏於《基本法》、以及移植自殖民體系的法律之中,裝備齊全,只是備而不用,因應時勢,只為維持一國兩制仍運作正常的假象,等待時機。與此同時,每當北京出手改變香港的體制,同時亦總會透過建制輿論機器發動攻勢,轉移大眾焦點。

比如梁游一役,人大在案件在香港高等法院審訊期間釋法,完全違悖法治原則,但建制鼓吹民族主義,發動輿論攻勢,直批兩人的言論構成辱華;2017年7月再有四名立法會議員被 DQ,則爭議「宣誓玩嘢」是「抵死」(議員宣誓時玩花招導致被DQ是咎由自取)⋯⋯這些講法至今在民主陣營中仍造成裂痕。

民主運動走到當下這一步,相信現實已非常清楚:不論是2016年的宣誓事件,還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的種種打壓,究其根源,北京選擇對誰、對哪一個平台出手,都未必是「反應型」的。

到今次人大決定 DQ四名議員,觸發民主派總辭,煽風點火嘲笑民主派「總辭」策略失誤的,亦不乏建制網絡勢力;而宣稱民主派在接受委任後仍「拉布」拉得太過份,才惹得北京出手,也是建制派在輿論中欲推銷的版本。

民主運動走到當下這一步,相信現實已非常清楚:不論是2016年的宣誓事件,還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的種種打壓,究其根源,北京選擇對誰、對哪一個平台出手,都未必是「反應型」的。建制輿論嘗試說服大眾認定北京的行為是被動的,是由民主陣營的行動觸發,但幾可看出北京出手早具部署的主動性:它只是需要等待合適的時機。

一旦顯示出掙脫京港政府控制的可能,便必然會面對被肅清的命運,這是香港所有體制內、外機制均要面對的困境。北京要打擊的,並非不忠不誠、所謂「不夠愛國」的言行,而是任何一點有可能形成組織、凝聚能量的苗頭。

2020年11月12日香港,民主派總辭後立法會議會內的一排空凳。

2020年11月12日香港,民主派總辭後立法會議會內的一排空凳。攝:陳焯煇/端傳媒

未來,民主陣營如何維持「社會大多數」的民意授權?

立法會議員長期佔據香港民主運動輿論關注中心,確有其作用,包括持續地製造政治議題,透過「大政治」激發民眾關注的功用。

失卻議會戰線、面對即將到來的全方位打壓,香港民主運動面對的問題至少有以下兩項。

立法會、區議會、特首選委之路斷絕、公務員體系被清洗,如此一來,民主陣營將無法進據任何具公權力的位置。但更關鍵的問題是:在民間投票幾可斷定必然在籌備階段被撲殺的情況下,京港政府在選舉中全面封殺民主派,將令民主陣營取得民意授權的渠道,全部喪失。

自主權移交前、香港民主運動稍具雛型之時,選舉便是一項重要的組成部份:透過選舉,民主派將民眾的認同化為實際可見的實力,藉此向港英、北京、甚至國際,展現出「香港人」對威權體制的拒絕。主權移交以降,民主派在立法會地區直選中的戰果,一直維持「六四黃金比」﹙民主派六成、建制派四成﹚,是港人要求北京落實民主化承諾的一大依據。而反修例運動爆發以來,若非一、二百萬人遊行的畫面,以及區議會民主派的大勝,各國政界支持香港抗爭的誘因亦會大為減弱。

此清晰體現出,香港人的民意授權,是民主運動推進的重要基礎,而香港民主運動過往取得或展示民意支持度的兩大途徑,選舉與大型遊行,如今均面對極為強力的壓制。未來香港民主陣營,面對建制舖天蓋地的組織攻勢,如何可維持可見的民意授權,是一大困局。

民主派的議會抗爭路線被切斷,但北京基於維持香港運作正常的需要,可預期亦會繼續舉行有篩選的各級選舉。那麼,「杯葛」行動會否由杯葛臨立會,延伸為杯葛立法會,以白票運動作為反映民意取向、變相維繫民意認授的方法,成為民主派的下一步計劃?但無論如何,幾可肯定的是,在政府可不經法院任意DQ民選代表的背景下,民主派若仍存進入體制的奢望,「洗底」自我、改造成北京可接受的人選,將很難獲得民主派群眾的認同。

而另一邊廂,亦有不少論者提到,議會既不留人,應重返公民社會。然而議會路線主導超過30年,民主派如今真正徹底走出體制,平衡機制卻仍未確立,更別說建立起橫跨立法會、區議會的民間議政平台的艱難:即使是十八區區議會民主派自身的整合,都已經困難重重,跨區平台的建立則一直只聞樓梯響。而其他民間組織亦面臨處處掣肘,反修例運動以降建立的新工會遭針對性打壓,連被捕、在囚支援網絡在資源緊絀的情況下苦苦維繫,加上政權收緊對教育等不同專業界別的箝制,民主運動在民間的支撐力量,亦面對存續壓力。

眼下更重要的問題是,缺乏牽動民心的大政治議題,不同陣線的動員將會面對一定困難。在此環境下,如何維持滋養下一波群眾能量的土壤,在低潮期還有何事可做。

近年,香港一波又一波社會運動爆發,由下而上的群眾能量,一次又一次地突破,震撼世界,並真正促成民主運動路線的更新;議會民主派在當中的領導作用則越來越弱,政黨政治時代終焉﹙前立法會議員區諾軒語﹚,枱面上的政治人物失去話語權。

雖然這並不等於民主運動的末日,但立法會議員長期佔據香港民主運動輿論關注中心,確有其作用。究其根本,是「議會戰線」主導的政治文化,到底有何內涵?除了時不時都會被提起的「資源」論,當中也有透過恆常的民主VS港府惡法攻防,持續地製造政治議題,透過「大政治」激發民眾關注的功用——雖說這項功用,隨著立法會面對的制肘不斷增加,近年已在不斷遞減。

相比民主陣營內部的爭拗,眼下更重要的問題是,缺乏牽動民心的大政治議題,不同陣線的動員將會面對一定困難。在此環境下,如何維持滋養下一波群眾能量的土壤,在低潮期還有何事可做,才是香港民主運動當刻需要直面的難題。

(何桂藍,香港前記者、政治人物,2020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因反對「國安法」被政府褫奪參選資格的12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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