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人物》的一篇深度報導，外賣騎手被異化的勞動過程終於破圈而出，激發了不同社會群體的共情，一方面是因為外賣騎手已經深度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在疫情隔離期間，他們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必要行業工人（essential worker）；另一方面，平台經濟的算法優化在為消費者帶來便利和效率的同時，它所耗費的社會代價第一次如此扎心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畢竟在數字化的「幽靈」和「系統」的籠罩之下，每個人都可能成為那個代價。
筆者在之前的一篇文章裏提到，年輕一代的農民工寧願送外賣也不願意進工廠的原因在於，他們認為送外賣是一份自由的工作，但是這種自由實際上是一種幻象，因為在逃離了生產流水線上管理人員有形的管束後，進入平台經濟的農民工反而被困在無形的算法的監控中。撥開算法的迷霧，外賣騎手的困境反映的其實是愈發個體化的、不斷脱離監管的勞動權益問題。
騎手維權的歐洲經驗
各國的勞動力市場都面臨着「優步化」（uberization）的挑戰, 工人以長期的忠誠僱傭關係換取穩定的企業福利與社會保障的模式，正越來越受到新經濟的衝擊。
這是一個隨着移動互聯網技術發展而來的新問題，但並不是中國所獨有，各國的勞動力市場都面臨着「優步化」（uberization）的挑戰，比如在德國，這種極客經濟（gig economy）的興起正在重新定義傳統的勞動關係，工人以長期的忠誠僱傭關係換取穩定的企業福利與社會保障的模式，正越來越受到新經濟的衝擊。
由於外賣騎手的工作是勞動密集型的，在空間上是分散的，而且他們作為原子化的個體和平台之間的力量關係是不平衡的，因此他們往往被認為缺少議價能力，難以在騎手之間建立社會關係，形成共同的身份認知，並組織發起集體行動，這是算法的極限控制能夠暢行無阻的根源所在。但是自2016年以來英國、意大利和德國的外賣騎手接連發起抗議行動，這顯示出即使在外賣平台的技術阻礙下，騎手的團結與集體行動仍然是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