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攝影學派

這樣的拍攝方式與陳榮輝心儀的美國耶魯大學攝影流派相似。從去年秋天起，他決定暫時放下事業和剛上軌道工作，離國追尋攝影創作的路。陳榮輝從容地說自己把事業看得比較輕，「我要花兩年時間，生活在一個陌生的城市，一邊上學一邊創作。我覺得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藝術的事情。」他來到該校唸攝影碩士，耶魯大學攝影是一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當代紀實攝影流派。1965年，美國攝影家埃文斯（Walker Evans）加入耶魯大學任教，這位曾為美國農業安全管理局 （FSA） 紀錄大蕭條時代而聞名於世的攝影師，其充滿詩意的紀實攝影風格揉合了紀錄和個人觀感，啟發了後來眾多攝影師。

與傳統的紀實攝影有所不同，例如以馬格蘭通訊社（Magnum Photos）創辦人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為代表的紀實攝影，強調抓拍、使用輕便器材與決定性瞬間（decisive moment）。陳榮輝指出，耶魯攝影不拘泥於這些特點。

他們相信，攝影是個製造虛構的媒介（fiction-making medium），唯一目標是去傳遞「真相」，而沒有責任去展示「事實的外表」。因此，這派別的攝影師會以擺拍、指導主體、使用戲劇性佈光、大片幅器材、虛構的人物或場景、或有大型拍攝團隊來協作進行創作，紀錄他們心目中認為的真實。

新冠疫情初期，困在校園的他開始每天在Instagram上載自拍照片系列《Dual Self Portraits》，頭髮長長的他與求學生涯遇上的人事物合影，附以個人的生活隨想，文字中他提到思鄉和身體不適的情況，讀着令人擔心。然而看到最後會發現，所謂「日記」竟然是節錄自1854年一位耶魯中國留學生的文本，原來那只是他嘗試探索文字和攝影之間虛構關係的作業。

「創作本身不複雜。尋找自己的過程才更累，但也很迷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問問自己，我為什麼要拍照？是不是一定要拍攝？我想自己的內心已經告訴我答案。」他又說：「創作是一個不斷詢問自己的過程，我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個體？這樣的問題我們一生都在尋找答案。」

獲得荷賽榮譽之後

2015年，他憑「聖誕工廠」作品，以中國最年輕攝影師身份奪得「世界新聞攝影獎（荷賽）」當代議題類別二等獎，在攝影界聲名鵲起。在獲得荷賽獎項的第二天，陳榮輝繼續跑日常新聞，開電單車和文字記者報導一宗交通意外，他開始覺得在反覆尋覓的工作中，自己的想法變得片面與零碎，「做攝影記者沒有太多時間思考自己的事情。」

後來他明白到攝記工作的定位不是做攝影而是做記者，從此找到了著力點，他多了時間思考攝影，幾年間分別完成了幾個深入中國社會的長期項目：《石化江南》、《脫韁的世界》、《空城計》和《摩登上海》。

「記者行業也是一份非常直接而又赤裸的行業。」獎項讓他得到了名氣和獎金，也增加了轉職的籌碼。30歲不到的他，從一間地方小報轉職到大城市上海《澎湃新聞》的英文網站《Sixth Tone》擔任攝影總監，領導十多人的團隊進行視覺創作。

陳榮輝在加入《Sixth Tone》後的第一個多媒體拍攝項目，是紀錄歐洲難民潮的《一路向北》，他花了15天的時間，跟隨一個阿富汗家庭，拍攝他們從剛登陸的希臘前往奧地利，最後抵達德國的逃亡之旅，路程跨過近4000公里。他與同事合作，以文字、照片、音頻和圖表等多媒體的方式來呈現故事。陳榮輝指，多媒體的工作方式，對他日後進行更深入的藝術創作有很大幫助。拍攝《空城計》的時候，他也會錄製一些音頻和城市空鏡的畫面，希望在展覽上能夠更多元化地呈現。

雖然享有更大發揮空間，他覺得自己的作品還不夠好，他說只要將照片放在「更大的攝影領域」去審視，就會知道自己的水平，覺得需要放慢腳步，投入更多時間空間去創作。「『慢下來』是幫助我重新認識攝影的過程，攝影的作用不僅僅是快速紀錄，還有其他可能性。慢下來意味著一種刺破『不破不立』的狀態。慢就是破。所以對我而言，這一點非常重要。」

告別舒適轉型

從攝影記者轉型成藝術家的不只陳榮輝一人，例如嚴明和張曉也有相近背景，他們的經歷令陳榮輝感到鼓舞，不過轉變過程並不容易。「我是一個比較認真的人，一旦選擇了這個專業，我就希望做到這個行業裡面的頂尖。這樣的執著，有利有弊。所以轉型對我而言，要放棄的東西其實很多。捨棄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是和過去的舒適告別，在當下這樣不確定的時代，充滿欲望的時候，非常難。」

他形容兩種身分的最大分別是：「一個是向外看，一個是向內看。做攝影記者，我們總是去拍攝他人的故事，通過外面的世界去敘述。而且這個故事不可以片面，不可以主觀，要盡量客觀。但是做藝術家，其實是往內看，雖然手法或許也是拍攝外面人或者事物，但是核心表達的是自我的觀點。越是向內看，越是主觀，或許越有價值。」

用4個冬天拍攝東北收縮城市

2016至2019年間，陳榮輝共花了四個冬天，來到中國東北嚴寒地區拍攝《空城計》，在零下30多度的環境下，他揹上40多斤重的大片幅菲林相機在戶外取景。探索這片一度是共產中國最富裕繁榮的工業重地，漸漸變成經濟衰退、人口收縮的城市，以及紀錄在這片土地上生活、掙扎、克服困難的年輕人。

「冰天雪地帶來的體驗很刺激。現在的社會太舒服了，冬天有暖氣，夏天有空調，我們的身體失去了很多感知。」陳榮輝來自溫暖的江南，8歲前跟外公外婆在一條普通不過的小農村生活，童年的他「夏天的時候，白天就是去田裡幹活，晚上的時候就去追逐螢火蟲。小時候的我沒有學過鋼琴，沒有學過繪畫，那些都是城裡的孩子的事情。」、「最大理想是擁有一把符合自己身高的鋤頭和解放牌鞋子。」他回憶說：「我唯一學會的就是和自然相處。」東北地區氣候與江南截然不同，他認為藝術家應該將身體的感知，和人在極端條件下生存的那種感受都放在作品裡。

第一次拍攝後，快遞人員不小心把底片曝光，失去一半的照片，但他沒有難過太久，「因為我知道我的體驗還在。」他說，藝術家本身的感悟是最重要的，只要不斷去感悟，那些照片就會再次回來，「而這感悟應該就是在我四年來在東北的孤獨感和無助中不斷強化。」

由自己出發才能引起共鳴

之前兩個拍攝計劃，探討工業發展帶來環境污染的《石化江南》，和紀錄中產階級的興起及其消費模式的《脫韁的世界》，均引起不少迴響。陳榮輝說他不刻意拍攝話題性事件，選題應該由自己關心的事情出發。

起初，記者出身的他從社會價值發展，選題會有較強的新聞元素，後來他表達方式漸漸成熟，變得多元化，開始嘗試採用與新聞攝影不一樣的方式去創作，「我在拍攝《空城計》的時候已經把新聞放到一邊了。」他覺得文字記者的文字足夠表達了新聞要素，「那麼我的攝影就是做攝影的事情，因此我就徹底以自我表達為主。」

「最後，項目呈現的時候有很多社會背景在裡面，也有很多共鳴。但是我覺得這個共鳴的前提是藝術創作要足夠好，而不是我拍攝了一個有話題的新聞。」他說：「攝影是一種表象的視覺藝術，表像不夠好，等於沒有。」

他近年愈來愈重視作為藝術家的自我表達，「我一直在講述我自己的故事，一名小鎮青年隨著中國巨大的城市化變革中所成長及經歷的一切，這個其實從來沒變過。人們的個體經驗在巨變中處理事情是有局限的，我也感到迷茫和困惑，於是攝影成為了我的表達方式，讓我可以用一種很自我的方式表達。」

器材愈來愈重，眼界愈來愈闊

心態上的轉變反映在他使用的器材上。起初做記者時，陳榮輝使用機動性強的135單反相機到處採訪。《石化江南》開始嘗試用中片幅相機，由於題材敏感，120底片的細節正好能讓他在較遠距離拍攝工業污染。來到《脫韁的世界》，他使用更大的4×5大片幅相機，還帶上3米高梯子，在航拍機未興起時用「上帝視角」拍攝中國各地的遊樂園。

到近期的《空城計》，就用再大型的8×10大片幅相機，陳榮輝一方面以拍攝地景呈現東北的蒼涼，亦以平視的角度為同齡年輕人拍攝肖像。雖然運作大片幅相機較緩慢，技術要求更高，因此只能拍攝較靜態的影像，但它的刻畫細節能力更強，更細緻。

「我個人覺得拍攝工具對於創作影響很大，需要花很長的時間去學習和掌握這個工具，過程中仿如武俠小說中的習武階段，需要融會貫通，最終令攝影成為身體的一部分。」陳榮輝相信器材是攝影師眼睛的延伸，大片幅某程度拓寬了他的視野，「每個人觀察世界的方式是不一樣的，我最後發現大片幅相機是比較符合我的觀察方式。」

有思考的觀看，真正的批判精神

每次創作，陳榮輝總會花上很多時間做資料搜集，拍攝《石》前看了普立茲獎得獎作品《湯姆斯河》有關美國癌症村的故事，拍攝《摩登上海》時參考作家李歐梵的《上海摩登》。《空》就與清華大學學者合作，根據他們於中國收縮城市的研究數據，分別來到撫順、伊春、龍井、富拉爾基和雙鴨山等地拍攝。

「做記者的經歷，讓我學懂聆聽，去嘗試理解他人的故事。」他盡量吸收相關不同的知識，再將知識視覺化地呈現。拉丁美洲經典魔幻寫實小說《百年孤寂》的作者馬奎斯是他的偶像，「記者經驗給他的寫作帶來很多可能性，他用自己的方式闡釋新聞。嘗試把那些值得思考的項目和問題進行視覺化呈現。當然，思考不可以代替觀看，但是有思考的觀看是很不一樣的。」

傳統紀實攝影的內容總是圍繞悲情的人與事，或對社會有深刻的批判，陳榮輝的照片則越趨 平靜和詩意，盡量不靠銳利的畫面來吸引眼睛。他說自己的作品儘管表面看並沒批判成份，但本質上對城市化卻充滿批判性的。

他說想要的不僅是關注表象，而是希望更深入，或更深情一點。他分享德語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文章：「如果你覺得你的日常生活很貧乏，你不要抱怨它；還是怨你自己吧，怨你還未能以一個詩人來呼喚生活的寶藏。」

「創作是一個不斷詢問自己的過程，我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個體？這樣的問題我們一生都在尋找答案，」陳榮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