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一年 香港立法會選舉 深度 國家安全法

「立場姐姐」何桂藍:真正的政治,是在需要你的時刻,你上了枱

「我相信許多人都會覺得我是一個超乎尋常地偏執的人,許多人很害怕這樣的人,當你見到一個人陷入偏執的狀態,就會覺得她瘋狂了。但如果有人願意,或者好奇我偏執的原因,他們就會對我參選的決定一點都不驚訝。」


何桂藍。 攝:陳焯煇/端傳媒
何桂藍。 攝:陳焯煇/端傳媒

【編者按】2020年9月6日立法會選舉,將是香港去年爆發嚴重管治危機以來首次立法會選舉。面對突如其來、重刑加持的港區國安法以及港府日以高壓的施政手法,這一屆的選舉,將把民意吸納為議席,抑或讓議會變成進一步的抗爭舞台,又或者,選舉最終將迎來難以料想的局面和命運?端傳媒自4月底陸續推出「2020 香港立法會選舉」系列報道,訪談不同光譜政治人物,以數據和一手資料分析局勢,密切注視巨變中的香港。在剛過去的週末,民主派舉行了初選以協調眾多擬出選人物,我們專訪了高票出選的政界新人何桂藍。

正式成為政治人物不足三個月,29歲的何桂藍在民主派初選贏下逾26000票,按初步結果,她成了新界東選區12名候選人中的「票王」,踏上了立法會選舉的準賽道。她稱自己為「抗爭派」,這一次,入立法會不是為了議政,而是要把議事廳變成抗爭的戰地。

參選前,她是一名記者,不少香港人都記得,何桂藍去年做的兩次直播報道:2019年7月1日,警方所說的午夜12點「死線」前夕,有示威者跑進立法會,將四名留守的「死士」拖走,何桂藍直播這個撤退過程,一名示威者邊跑邊說:「個個都好害怕,但更怕明天見不到他們四個。所以我們才一齊進來,一齊走。」何聞言,動容哽咽。20天後,7月21日,在元朗西鐵站,一群白衣人手持武器無差別毆打市民,何桂藍在現場報道,被毆打在地,隨後站起來,堅持直播。

這大概是生在大時代的記者之幸與不幸:報道踩準了關鍵一刻,見證最悲劇的畫面,也影響著運動的走向。兩段影片迅速在香港網絡洗版,不少人被影片所觸動和震撼,某程度上,「7·1」的直播彌合了「和理非」與「勇武派」的分歧,「7·21」的直播則令香港警隊的問題更加獲得示威者及普通市民的關注。網民甚至做了不同國家語言的版本,讓影片流傳到國外。

時任《立場新聞》特約記者的何桂藍,從此被支持運動的市民稱呼為「立場姐姐」。在她參選前,除了媒體圈中人,市民大多不清楚她的真實模樣。在過往的示威現場,她長髮馬尾、T恤牛仔褲,舉著過熱的電話做直播,靈活穿梭於人群之中;為人率直,討論選題可與人大戰三百回合,再埋首錄音稿把頭髮撓成鳥窩。記者本不會成為新聞主角,可是,不管她願不願意,「立場姐姐」已成了反修例運動一個重要的抗爭符號。

今年初,何桂藍做了一個選擇:摘下記者證,將熒光背心、頭盔、防毒面具束之高閣,捨棄記者生涯,一頭扎進參選從政的苦海——說是苦海,皆因港區國安法壓境,民主派、抗爭派要參選立法會,用她的朋友梁繼平的話來講,就是「等著拿坐監入場門檻」。將近60萬人參與了民主派初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晚發聲明指,初選的主辦單位號召否決港府的財政預算案,這構成港區國安法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香港紅線處處,何桂藍說,明白自己有可能被捕入獄,但並不擔心,她最擔心的,是不久後香港變得和中國大陸一樣。

「不是說言論限制、法律如何扭曲人治,而是現在的大陸是即使你坐十幾廿年監,仍然是沒有政治效應。」何桂藍說,「我害怕的那種香港變成大陸就是,香港人的抗爭變得沒法被這個城市的其他人所見到。」

2020年7月12日,何桂藍在大圍街站拉票,歌手何韻詩和黃耀明到場支持。

2020年7月12日,何桂藍在大圍街站拉票,歌手何韻詩和黃耀明到場支持。攝:陳焯煇/端傳媒

「那個能量放在了我身上,我冇得嘥撚咗佢」

去年因做報導而一夜成名,支持和讚美湧至,何桂藍說,她一直感到這些光環和名氣,並不屬於自己。

「太多抗爭者的能量倒在了我身上,那些不屬於我的東西倒在了我身上。」

她仍記著去年七一前一晚,在立法會「煲底」討論翌日行動的年輕人們的眼神。去年她正在歐洲讀碩士,因暑假回港,眼見香港爆發運動,此前一直做記者的她馬上投身報導,成為《立場新聞》特約記者。

「6月30日夜晚我在『煲底』聽了勇武開會,在煲底下的幾千個人,妳經過他們會怒視妳,妳就知道,這群人準備要做很大的犧牲。」

七一凌晨五點,天下起了雨,逗留在立法會附近所有「勇武」青年都擠到了「煲底」,擠得「好似年宵一樣」,人們舉手決議,當天要不要扔東西,一個女孩子舉起手,說不同意。何桂藍跑去採訪她,女孩子解釋完後,忽然說:其實我有想過帶把鎅刀出來,站在警察防線前𠝹頸,看他怎樣衝過來。

何桂藍愣住了:「原來在街上隨便找一個人都會『中』。」自6月15日示威者黃衣人從金鐘墜樓身亡後,香港瀰漫自殺潮,何桂藍發現,原來她面前的許多年輕人,都做好犧牲的準備。

「(女孩說)七百萬人跳樓,林鄭也不會理。凌晨四五點,那個女孩子說了幾句就走了。」何桂藍說,「我就很害怕。」

七一晚上9點左右,示威者果然衝進了立法會,傳言警方要在子夜進入立法會拘捕執法,議會內示威者不斷討論是否要撤離,氣氛高度緊張。午夜12點過後,何桂藍仍留在議事廳做直播,「覺得會有人死,又害怕被趕出新聞現場,就很緊張。」

忽然,一群示威者衝了進來,邊衝邊叫口號:「一齊走!一齊走!」原來是要帶走決意死守立法會的四個「死士」。何桂藍感覺卸下重負,隨即哭了起來,「沒有人需要死,記者也不需要面對在槍口前是否要逃跑的抉擇。我在訪問那個女孩子之前就哭了。」

在示威者抬著「死士」撤退時,何桂藍捉了其中一個女生做訪問。直播畫面沒拍女生的模樣,只聽見她年輕的聲音:「個個都好害怕,但更怕明天見不到他們四個。所以我們才一齊進來,一齊走。」

2019年7月1日午夜12點「死線」前夕,有示威者跑進立法會,將四名留守的「死士」拖走,何桂藍曾直播這個撤退過程。

2019年7月1日午夜12點「死線」前夕,有示威者跑進立法會,將四名留守的「死士」拖走,何桂藍曾直播這個撤退過程。攝:林振東/端傳媒

何收住的淚水又奪眶而出:「估不到有人真的連命都不要。」

影片在網絡病毒式傳播,震撼香港,受訪女示威者的心聲,讓很多原不認同暴力衝擊的市民一下子同理了年輕人的情緒,某程度上彌合了當時「和理非」和「勇武」的路線分歧。大量市民感謝記者的記錄,「立場姐姐」近乎人人知曉。何桂藍隨後在臉書和講座解釋,示威者在打壓下無法以真面目示人,造就反修例運動「無面孔」(faceless)的特點,因此人們才把焦點和情感放在記者身上。

作為記者,何桂藍說,出名是一種「很大的障礙」。她避開所有採訪邀約,但仍發現自己在示威現場會被熱心的市民圍住。「原來出名對做記者是很差的,豈料之後就有『7·21』。」

7月21日晚上,元朗西鐵站,穿上黃色反光背心的她,在直播白衣人毆打市民時,自己也被毆打在地。當日示威者在西環一帶和警方對峙,大量記者留守港島,位處新界西的元朗並無記者,直到尖叫聲透過何桂藍的直播鏡頭傳遍城市,人們才從各處趕向元朗。

2019年7月21日晚上11時,白衣人衝在月台襲擊市民,其後更追打車廂內的乘客。

2019年7月21日晚上11時,白衣人衝在月台襲擊市民,其後更追打車廂內的乘客。網上圖片

何桂藍頭部和背部被毆,她站起來第一反應,是摸摸自己的頭,「沒有『爆(流血)』,就是可以繼續(直播)。」所有認識她的朋友、家人都在「連環追魂奪命call」她,但直到《立場新聞》的總編直接跑到現場拉她走之前,何桂藍仍在做直播,「我一開直播機,我就是一部機器,直播是不能斷的。」她還有另一個理由:「當時現場沒有其他攝影鏡頭。」

很久之後,何媽媽對她說:「其實『7·21』之後我就知道(妳會有改變)。」

她不斷自省,這一年以來,她一直覺得,是因為示威者無法露面,才讓自己吸收了這場運動的「能量」。

「那個能量放在了我身上,我冇得嘥撚咗佢(我不能他媽的浪費了它)。」

立場姐姐「這個名字不是我的」

「7·21」過後,有兩件事令何桂藍覺得浪費、或沒能好好理解運動加諸自身的名氣。

2019年9月,黃之鋒、何韻詩等人到美國國會出席聽證會,遊說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以此牽制北京對港政策。黃之鋒與當時在美國的羅冠聰、敖卓軒、梁繼平等人一齊準備遊說工作,何桂藍成為隨團的獨立記者,跟著他們出席許多場合。

隨團赴美之旅令何桂藍發現,美國人對「7·21」事件很感興趣,「你一說『有架subway(輕鐵)上面有啲mafia(黑幫),white shirt man(白衣人)』,他們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之後他知道你是victim……那麼所有人都會有興趣聽你說話。」

但何桂藍認為作為記者不應該參與遊說,「因為我是隨團記者,所以我很恪守,我一定不會跟官員、跟任何政治人物說香港(問題)的這個界線。」

2019年9月17日,香港眾志黃之鋒、藝人何韻詩等人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

2019年9月17日,香港眾志黃之鋒、藝人何韻詩等人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攝: Alex Wong/Getty Images

聽證會之旅後,她回歐洲繼續碩士課程時,「又發現原來一地都是機會,全世界都很想聽香港的故事,是會捉住你不放的……我就開始知道,原來在國際上說香港故仔的人是很缺乏。」

她去了一趟荷蘭,舊同學對新同學介紹她,說她在香港經歷的事情。新同學問:「為什麼妳的故事沒有gone viral?(瘋傳)」

她開始思考,「外國人對香港抗爭的理解很片面的,但如果整件事可以具象化成一個人,從而令世界對香港抗爭的理解有多一個面向,知道原來香港正在面對中共控制的地方黑勢力的攻擊,即當我們一說烏克蘭,我們會知道俄羅斯很喜歡請那些thugs(暴徒)的。但對於香港這場抗爭,大家是沒有這種印象。」

「我當時就覺得屌啦,仆街啦,我miss了一個很重要的chance。這件事不是我要go viral,而是香港的抗爭出現了state-sponsored的thugs(政權撐腰的暴徒)。」她突然覺得,她本應利用名聲把香港抗爭更複雜的面向傳到國際,「我某程度上辜負了那個名聲。」

對很多人而言,『立場姐姐』就是2019年的那個夏天,幾個非常震撼人心的畫面中,那個陪著你的那個人、那把聲音。

何桂藍

愧疚以外,最初她對「立場姐姐」這個名字也有抵觸情緒。叫「記者」不可以嗎,為何非要強調「姐姐」?顯得不夠專業。正當她懊惱,卻見一個在廣州做NGO的朋友留言:我覺得叫立場姐姐這個名很親切,每次都會勾起我看香港(示威)直播時的回憶。

這一下她發現,「這個名字不是我的。」

「我會抗拒其他人這樣理解我,好像當這個名是我,但其實它只是一個集體記憶。對很多人而言,『立場姐姐』就是2019年的那個夏天,幾個非常震撼人心的畫面中,那個陪著你的那個人、那把聲音。」她說。

去年年末,隨著社運衝突的升級,她對自己所獲得的「能量」有更清晰的體認,亦愈發察覺,這份名氣壓在心頭、日益沉重,終於到了一個位置,她的想法被改變了。

2019年12月21日,示威者在元朗Yoho Mall商場紀念「7·21」事件5個月,警察衝進商場拘捕示威者,何桂藍說,當時警方把防線拉得很遠,記者被擋在遠處。「以前在現場拍攝拘捕,可以拍到他們被屈手、被虐待。然後你發現警察在拉人前會把你推開九丈遠,只能影血漬。」

無法拍攝示威者被捕,這令何桂藍感覺,「政治制度不改變,你很難實踐記者真正的使命。」

「我很認真地想,是不是要直接加入(抗爭)行動。」她說。

2020年7月12日,何桂藍在將軍澳呼籲市民投票。

2020年7月12日,何桂藍在將軍澳呼籲市民投票。攝:陳焯煇/端傳媒

從記者到參選,同一邏輯:沒有的話,就自己去做

應該參選嗎?

何桂藍發現,香港朋友對選舉的看法較為負面,覺得是「跳進了一潭污水」,不如留在新聞界。然而,她身邊的幾個大陸記者朋友卻覺得,一定要選。

她說,自己很敬重的中國大陸出身的香港媒體人張潔平對她說:能夠做政治行動時,為什麼不做?

而她很珍視的朋友、大陸記者和行動者趙思樂直接說:妳應該去選啊。

「(她們)覺得大陸沒得做,香港還有,為什麼不做?」何桂藍說。

不過,趙思樂事後回憶,鼓勵何桂藍參選時,她是用「政治腦」來思考,後來「私人腦」令她擔憂起來,在香港如今的政治環境下,「她(何桂藍)會不會被別人打?會不會被人斬腳筋?會不會被人拖進後巷強姦?然後我就跟她說,如果妳真的要選的話,是否應該要想一想安全措施……」

除了安全問題,何桂藍發現,自己要面對,「是否一世都不做記者?」

她是在「佔中」醞釀的年代進入新聞界的。2013年初,反國教運動剛完結,社運氣氛高漲,人們尋求延續運動的方式,普選的討論進入公眾視線,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提出「佔中」,以爭取落實雙普選。何桂藍加入《立場新聞》的前身《主場新聞》做記者,不料這個網絡媒體在「佔中」前兩個月因政治壓力而結束營運,於是她加入學民思潮創辦的《破折號》。在2014年「佔中」近三個月裏,她每日到現場,「聽『大台』在說什麼,報今日周永康說了什麼、羅冠聰說了什麼、黃之鋒說了什麼、戴耀廷說了什麼……」

這種即時新聞的報道方式,逐漸讓她覺得難以令讀者明白運動的複雜脈絡。碰巧,金鐘發生第一次「拆大台」事件,部分示威者不滿大台上的社運領袖不讓他們上台發言,生起衝突。何桂藍整晚追訪拆大台的人,又訪問大台代表邵家臻、黃之鋒,最終寫了一篇深度報道

編輯看畢,對她說:其實那些即時新聞妳不用跟得很實,妳有篇這樣的文章更好。

此後,何桂藍每星期寫一篇深度報道,「『嘔』得很辛苦,因為沒人教我。我要自己去想一些問題要怎樣解決,這對沒有社運基礎的人是很難。」

從《破折號》再重回《立場新聞》,她常把自己關在公司會議室裏,不到夜晚11點也不出來;又與同事爭論選題,執著於她所關注的問題細節。在同行和朋友中,她的「執著」是出了名,她採訪過自己的偶像黃耀明,幾年後在剛過去的民主派初選中,黃耀明為她競選站台,說「領教」過她的「鍥而不捨」。

何桂藍。

何桂藍。攝:陳焯煇/端傳媒

「我相信許多人都會覺得我是一個超乎尋常地偏執的人,許多人很害怕這樣的人,當你見到一個人陷入偏執的狀態,就會覺得她瘋狂了。但如果有人願意,或者好奇我的偏執的原因,他們就會對我參選的決定一點都不驚訝。」

她所「偏執」的,在於香港社會運動的機理(mechanism)。從第一篇深度報道「拆大台」,到之後的本土派流變,再到中國大陸公民社會,她寫最「大中華膠」的內容,也寫最香港「本土」的內容——一切的背後,她說自己都在用香港人的視角,審視這些運動經驗如何可以被本地借鑒、思考、轉用。

曾經,趙思樂覺得何的報道是「間接作為推動運動的工具」,認為她應對公眾更坦誠這一點。比如何過往寫趙思樂的人物專訪,趙感覺自己沒有對方寫得那麼好,而是有更多複雜性。在趙思樂看來,阿藍寫這篇專訪,是想寫給香港人看。不過何桂藍非常不同意:「我不是要將一些信息塞進大家的腦中,而是如果大家有一些既定印象時,我會嘗試解構、或是提供更多資訊來complicate(複雜化)大家的印象。」

過去對社運的研究、報道,令她如今得出一個想法:議會必須要轉化,成為輔助反修例運動的力量,而非消耗這場運動。

我無法再去等下一個朱凱迪出現,我無法再去等下一個黃之鋒出現......我開始有一種覺悟,我自己去試有沒有辦法想到一個新的方法出來。

何桂藍

在運動逐漸趨向的低潮裏,香港在國際牌面上仍是焦點,立法會選舉,此時成了香港的一場新賭局:若民主派能夠奪得過半議席,他們表示將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解散議會,觸發憲政危機,以民意倒逼國際向北京施壓。願意這樣做的參選人,他們稱自己為「抗爭派」,何桂藍是其中一員。

何認為,在上述情況發生之前,甚至,北京根本不會接受一個民主派過半的立法會,這將逼迫北京「出手」、「出錯」,「承受更高政治代價」。「與其說攤牌,不如說是破局。中共給香港設了一個死局,我們要突破,就要製造一個它不可能接受、香港無法再如常運作(的局面)。」

過去多年,她見證和記錄香港政局,但來到2020年,她覺得已不可以再去等待時局演變,而是迫不及待去親手創造條件。「我無法再去等下一個朱凱迪出現,我無法再去等下一個黃之鋒出現......」她說,「我開始有一種覺悟,我自己去試有沒有辦法想到一個新的方法出來。以前專題的做法就是我想看一些報導,但沒有,那麼就自己去做,(參選)就是這個邏輯。」

2020年7月11日,何桂藍團隊在大圍設立街站。

2020年7月11日,何桂藍團隊在大圍設立街站。攝:陳焯煇/端傳媒

「妳是不是確定將一世的時間都放在這件事上?」

何桂藍有一個好友,是香港本土派青年學者梁繼平,他在去年七一立法會事件裏,站上議事廳枱面、摘下口罩、呼籲示威者佔領立法會,之後回美國繼續學業,某程度上,是在「流亡」,無法回港。這件事深深衝擊何桂藍,她說,梁繼平的志向是回港,她一直覺得梁繼平是最應該學成歸來、推進香港民主運動的人。

何桂藍在三年前專訪梁繼平,梁說與她「一見如故」,稱她為「好了不起的對手」,說自己接受她訪問時,感覺在「打擂台」。

當何桂藍告訴梁繼平自己想參選時,她知道自己已經沒可能再做記者,因為一旦採取了行動者的角色,就不可再回頭做一個真正的記錄者。她感覺參選是一次「跳崖」,「此時不跳待何時?」

梁繼平則勸她:妳冷靜一點,革命是求生不是求死。梁又反復問她:「妳是不是確定自己可以將一世的時間都放在這件事上?」

「我當時理解的是:不要縮、不要退,不要以為有得轉行。我以為是這些。現在我終於明白那個意思了,他那種『冇得返轉頭』(不能回頭),是妳一旦做了這個commitment,屌,是政治的承諾。」何桂藍說。

原來真正的政治不是關乎計算,不是關乎你叻唔叻,不是關乎你有沒有社運CV,不是關乎你如何去勾心鬥角,完全不是這些事。而是在這個運動需要你的時刻,你上咗枱。

何桂藍

相比記者,政治參與將帶來另一種挑戰和困難。她說梁繼平經常講台灣革命家史明的故事:「朝早就煮拉麵,做十幾廿小時的,夜晚就挑燈寫書,寫了十幾廿年。」

表態出選這兩個月來,她每星期奔波於不同地方的街站,拿麥克風對路人喊話,一喊就是十幾二十分鐘。她拍影片,嘗試用記者的知識為公眾解說時局。她和團隊開會,要將每件事尋根究底,找出最完美的解決方式。她開始理解到梁繼平說的那種狀態。「妳無法預見妳在哪一個街站見到哪一個街坊,那個變化是細微到平常人是不會察覺到的。但它會在妳身上慢慢累積。」

2020年6月18日,何桂藍在沙田宣布參加民主派新界東初選。

2020年6月18日,何桂藍在沙田宣布參加民主派新界東初選。攝:陳焯煇/端傳媒

何桂藍說,自己以前不怎麼與人談論自己,甚至不喜歡拍照,也沒怎麼需要做公開演講。如今,她每天在街站派發印有自己大頭相的傳單,她需要在初選論壇向公眾解釋自己參選的理由,在大大小小的場合做各種演講,面對市民對她的點評、讚美或批評,她覺得一切變化很「理所當然」,甚至,或許現在才是一個真正的她。

過去做記者,她常常要去問不同的人,「哪些事情行不行得通」,如今她每天醒來問自己:今天我做什麼是可以促成這件事?

不少人說,政治是骯髒複雜的,她卻說,自己從身邊的人、從梁繼平身上看到政治「很美好」。

「原來真正的政治不是關乎計算,不是關乎你叻唔叻,不是關乎你有沒有社運CV,不是關乎你如何去勾心鬥角,完全不是這些事。而是在這個運動需要你的時刻,你上咗枱。」

贏了民間初選,何桂藍感覺,「選民做了很清晰的選擇,認可抗爭派路線。」馬不停蹄,她開始擔憂抗爭派未來面對的打擊風險更高,又擔心如果政府最後只DQ一半民主派,會對民主派陣營造成分裂。「跳崖」還未到底,棋局的正式交鋒,還在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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