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反修例運動一年，人們常說「回不去了」，香港教育現場也經歷激變。個體的恐懼、勇氣或堅持，如何糾纏於紅線處處的教育結構，及日益兇險的政治現實？不同位置如何交互作用，釀造香港教育的重大改變？我們製作此系列報導，由人、位置及結構，來探究反修例運動怎樣給香港教育體系鋪設了一條「不歸路」。
反修例運動去年六月爆發，由學校人鏈到街頭小記者，運動主體之一是在校中學生；街頭及報導中也常見到他們的老師的出現，無論是作為抗議者一份子，還是單純面對街頭警察執法，期冀保護自己的學生。政府公佈截至去年12月，共計近1000名學生及80名老師被捕。對此現象，內地媒體延續雨傘運動後作風，再次高調指斥中學通識科主張思辯及中史教育不足，乃「香港亂象的主因」；港澳辦發言人徐露穎在去年8月運動最熾熱時，言稱熱愛國家該是學校的「第一課」，香港學校及課堂卻「遺憾地缺失」。
與2012年反國教運動至2019反修例運動之前的時段相比，反修例運動展開後，有關教師政治言論（從課堂表達到課後教師個人社交媒體言論）及社運參與（如參與示威被捕）的投訴數目急升，投訴往往需要校方甚至教育局介入調查；關注教育的親建制團體對個別教育工作者的狙擊行動，也比此前更為猛烈。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亦在不同場合指出，教師理應注重包括「私人空間」在內的言行，校長也該認真處理有關老師的投訴，否則教育局可以吊銷教師、甚至校長資格。至五月中旬，人大通過「港版國安法」前，連串新聞亦震憾香港教育界，包括考評局在文憑試完結後，取消一條被教育局及媒體猛烈譴責為「傷害民族感情」的歷史科考題。
與此同時，2020年4月，由學者及資深教育界人士作顧問、老師及教育政策研究員組成的「香港教育專業自主指數研究團體」發表本年度第一份報告，其中教師對反修例運動前後「專業自主」的評分，由6.19分下跌至3.78分的不合格水平（10分為充分自主）；有受訪教師指教育局多次表示有權吊銷教師牌照，由是擔心課堂言論成為投訴材料，刻意避談新近社會事件。
其實在香港，教育始終是一個未能完全「回歸」的場域。反修例運動之前，2012年，中學生帶領的「反國教」運動，令「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無法以獨立科目形式開展於中小學。此後數波社會運動，2014的雨傘運動與2016的魚蛋革命，內地官方論述都不時歸咎於香港的愛國教育、中史教育開展不足。2012年之後，個別學校或教師，或因以教師個人身份撰寫評論批評警察、街頭以粗言罵警方執法不公，或因學生在早會發表批評政府言論、校內教材被指偏頗等等，即引發2012年之前少見的關涉教育場所政治風波，引致相關教師及學校被親建制報章連環點名批評，新冒起愛國團體到訪學校示威等狀況。與此同時，香港政府部門教育局亦在制度內展開課程改革，加強不同形式的國情教育。2018學年起始，中史科成為所有香港初中必修科目；發佈於2017年5月取代舊版課程文件的《中學教育課程指引》中，有關「價值觀教育」（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基本法教育」）及強化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的學習，成為政府修訂重點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