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一年 深度 解析香港教育現場

運動週年,香港教育現場不歸路:那些再回不了頭的少年

經歷一年的運動,阿飛明白到,運動成功與否,原來不能永遠歸咎「權威」和「政治打壓」⋯⋯


2019年9月19日,沙田區學界亦發起「沙田聯校人鏈」行動,區內多間中學學生將會手牽手築起人鏈,橫跨城門河,表達對五大訴求的堅持。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9月19日,沙田區學界亦發起「沙田聯校人鏈」行動,區內多間中學學生將會手牽手築起人鏈,橫跨城門河,表達對五大訴求的堅持。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者按】反修例運動一年,人們常說「回不去了」,香港教育現場也經歷激變。個體的恐懼、勇氣或堅持,如何糾纏於紅線處處的教育結構,及日益兇險的政治現實?不同位置如何交互作用,釀造香港教育的重大改變?我們製作此系列報導,由人、位置及結構,來探究反修例運動怎樣給香港教育體系鋪設了一條「不歸路」。

反修例運動去年六月爆發,由學校人鏈到街頭小記者,運動主體之一是在校中學生;街頭及報導中也常見到他們的老師的出現,無論是作為抗議者一份子,還是單純面對街頭警察執法,期冀保護自己的學生。政府公佈截至去年12月,共計近1000名學生及80名老師被捕。對此現象,內地媒體延續雨傘運動後作風,再次高調指斥中學通識科主張思辯及中史教育不足,乃「香港亂象的主因」;港澳辦發言人徐露穎在去年8月運動最熾熱時,言稱熱愛國家該是學校的「第一課」,香港學校及課堂卻「遺憾地缺失」。

與2012年反國教運動至2019反修例運動之前的時段相比,反修例運動展開後,有關教師政治言論(從課堂表達到課後教師個人社交媒體言論)及社運參與(如參與示威被捕)的投訴數目急升,投訴往往需要校方甚至教育局介入調查;關注教育的親建制團體對個別教育工作者的狙擊行動,也比此前更為猛烈。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亦在不同場合指出,教師理應注重包括「私人空間」在內的言行,校長也該認真處理有關老師的投訴,否則教育局可以吊銷教師、甚至校長資格。至五月中旬,人大通過「港版國安法」前,連串新聞亦震憾香港教育界,包括考評局在文憑試完結後,取消一條被教育局及媒體猛烈譴責為「傷害民族感情」的歷史科考題。

與此同時,2020年4月,由學者及資深教育界人士作顧問、老師及教育政策研究員組成的「香港教育專業自主指數研究團體」發表本年度第一份報告,其中教師對反修例運動前後「專業自主」的評分,由6.19分下跌至3.78分的不合格水平(10分為充分自主);有受訪教師指教育局多次表示有權吊銷教師牌照,由是擔心課堂言論成為投訴材料,刻意避談新近社會事件。

其實在香港,教育始終是一個未能完全「回歸」的場域。反修例運動之前,2012年,中學生帶領的「反國教」運動,令「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無法以獨立科目形式開展於中小學。此後數波社會運動,2014的雨傘運動與2016的魚蛋革命,內地官方論述都不時歸咎於香港的愛國教育、中史教育開展不足。2012年之後,個別學校或教師,或因以教師個人身份撰寫評論批評警察街頭以粗言罵警方執法不公,或因學生在早會發表批評政府言論、校內教材被指偏頗等等,即引發2012年之前少見的關涉教育場所政治風波,引致相關教師及學校被親建制報章連環點名批評,新冒起愛國團體到訪學校示威等狀況。與此同時,香港政府部門教育局亦在制度內展開課程改革,加強不同形式的國情教育。2018學年起始,中史科成為所有香港初中必修科目;發佈於2017年5月取代舊版課程文件的《中學教育課程指引》中,有關「價值觀教育」(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基本法教育」)及強化中國歷史與中華文化的學習,成為政府修訂重點項目。

香港社會隨政治浪潮逐波翻湧,及至反修例運動達至高潮,再歷一載,教育本關涉不同代際心靈互遞,而這樣的政治現實與日常盤根錯節的制度中,教師、校長與學生在過去一年的動盪與撞擊中,各自經歷了哪些「心靈」變化或危機?

「今年我不斷地想,要靠知識和制度改變社會,我要上升到什麼位置才夠?要像林鄭般做特首?還是要做維尼才夠?這些路徑好像還不如社運實際。」

2019年9月9日,全港中學生發起人鏈活動,於早上上課之前,在學校門口手拖手連成延綿人鏈,以和平方式表達訴求。

2019年9月9日,全港中學生發起人鏈活動,於早上上課之前,在學校門口手拖手連成延綿人鏈,以和平方式表達訴求。 攝:林振東/端傳媒

學生篇:穿上校服的抗爭少年

2019-2020 整個學年,大部份校際活動因社運或疫情取消,香港中學生最深刻的校際活動,可能就是新聞圖片裡壯觀而青澀的地區「聯校人鏈」。觀察可見,「聯校人鏈」、罷課、校內公民講堂等運動期間香港中學常見的表態活動,多由校內「反修例關注組」數位核心成員負責統籌聯絡,再與校方討論。運動期間,有學者統計過全港超過八成、近390間中學成立了「反修例關注組」

事隔近一年,不少「反修例關注組」的社群都靜下來。中學全面復課僅一周,校園的抗爭能量遠低於沸騰的2019年。當日在校內牽頭與或大人「談判」,希望感染更多同學的少年人,今日過得怎樣?見識過什麼又最記得什麼?他們的明天,又想要去哪裡?

遇上Blackbloc老師

「學校無法『禁錮』學生。我們最怕,是他們往後連抗爭行縱、在外遇險,也不告知我們。我們連幫助和介入的途徑也中斷。」

運動過去近一年,許多參與者都被無力感支配。但阿飛不是。他反應快,擅交際,是那種把握每個機會,在Telegram發連豬和Pepe貼圖的人。阿飛是應屆文憑試學生,讀書算有天份。2019下半年,雖然他和許多運動參與者一樣,花了許多時間進行抗爭,但成績沒有大跌。阿飛自覺入大學該沒大問題,他很希望可以考入在運動中得到了「暴徒大學」惡名/美譽的中文大學。「我從少到大都愛發白日夢。不過從前分心的是打波(打球)、去玩的事情;今天分心的是抗爭運動。」停課日子,同窗都全力準備考試,阿飛也調整了作息,早睡早起——雖然每天仍然會花三個多小時去處理校外社運組織的事務。

說起學校的人和事,阿飛最記去年烽煙四起的抗爭街頭。那天,他一身黑衣走到街上,現場有傳聞說,警察開了實彈。但阿飛和朋友繼續在路上,希望可以阻擋警方防線。突然卻發現怎麼眼前這個一起行動的手足,聲音那麼熟:眼罩背後,原來是自己的老師,「哇,我心裡叫了起來。」事隔大半年,高個子阿飛,還說得手舞足蹈。

但阿飛知道,無論自己,還是老師,都不應該相遇在那個時空的抗爭街頭。

去年12月教育局長楊潤雄表示,有80名教師及教學助理在反修例事件被捕;楊亦表示,按照《資助則例》,教師若涉及刑事或不當行為,學校可著令教師停職。阿飛知道這些日子「同路人」老師面對的壓力。回到學校,阿飛與老師,點到即止,只用暗示的方式確認了大家當天的存在,沒有再詳談。然後,大家若無其事的上課,搞課外活動,絕口不提抗爭街頭。那位師長,有口難言,但始終擔心阿飛,在各個抗爭的日子,那位老師都會發短訊給阿飛,希望知道他安全無恙。

又一次,在11月那段日子,抗爭者與警察持續對峙,不絕有人堵路、丟磚;警方也以催淚彈、橡膠子彈回應。那天,阿飛向父母訛稱上學,卻沒有回學校,「反正全香港都塞晒,返唔到學。(全香港都堵塞了,上不了學)」學校的老師們,其實知道當天缺席的那班學生,很可能都跑在街上。無法控制他們行蹤,老師們唯有在學校附近巡視,看可否在街上遇到那些像阿飛一樣的學生,拉他們回校,或至少勸他們退到安全位置。那一天,阿飛那班朋友,成功避開師長,沒有被「活捉」回校。但他知道,那班老師們在街上遊蕩、巡視了一整天。

實際上,許多老師都知道,要勸退熱心抗爭學生放棄出去,非常困難。在另一間學校,這一年負責輔導及接觸校內關注組及抗爭學生的黎老師告訴記者,面對一批抗爭青年,最無力的,是無法勸退學生,「和他們說,好危險,會受傷、會被捕,影響一生,但是沒有用,他們不聽,怎樣說都沒有用。然後,你強硬說『唔淮』、『不可出去』嗎?首先是,學校無法『禁錮』學生。你充其量只可以請家長注意。而且,這樣一來,大家關係破裂。我們最怕,是他們往後連抗爭行縱、在外遇險,也不告知我們。我們連幫助和介入的途徑也中斷。」

阿飛知道這些日子「同路人」老師面對的壓力。回到學校,阿飛與老師,點到即止,只用暗示的方式確認了大家當天的存在,沒有再詳談。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圖:端傳媒設計部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圖:端傳媒設計部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圖:端傳媒設計部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圖:端傳媒設計部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圖:端傳媒設計部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圖:端傳媒設計部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圖:端傳媒設計部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圖:端傳媒設計部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圖:端傳媒設計部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
香港教育現場新字典。圖:端傳媒設計部

2019年9月2日,中環愛丁堡廣場上舉行中學生罷課集會。

2019年9月2日,中環愛丁堡廣場上舉行中學生罷課集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五大訴求:要吃飯還是要抗爭

運動爆發之後,阿飛除了會在街上,也是校內關注組的核心成員,還積極參與校外抗爭組織,「起初,很單純,覺得『好威』,『出名』嘛。」阿飛傻笑說。但做下去,才知道,「好威」以外,很艱難。

例如他知道,不可能強求任何人「做多點」,那怕那是自己最親、外界看來最支持運動的中學生同學。

每一年,阿飛學校都安排大家穿上整齊校服,拍班級相作校刊紀錄,而往往他們都會額外要求多拍搗蛋照,私下留念。今年,同學都把握這個機會,全體做個「五一」(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手勢,留念,「 好好玩,照片出來就像黃藍對照錄。」一如所料,五一的佔多數,也有不願表態的同學刻意舉V字或一臉若無其事。

不過,齊心表態的,僅限於做個手勢拍拍照這些好玩易做的。這一點,哪代人都一樣。那次午間集會,明明連校方都開綠燈,只要不辱罵別人,和平表態,集會是可以的。但阿飛身邊的同學們,卻成了十個救火的少年,愈走愈少,「喂,明明見大家影相時好落力(努力)的做五一手勢,在IG、facebook好落力表態啊!叫大家去集會啦,居然這些同學都說,『Sorry呀,要溫書』,『要食飯』。原來為了抗爭,大家是連吃飯時間都不願犧牲。」高頭大馬的阿飛,一邊搔頭,一邊說自己不懂。當然,「犧牲」更大的罷課,救火的少年更加少。「我們九月初的『罷課』完全失敗。除了少數核心『關注組』成員,基本上沒有同學響應。罷課嘛,又要求家人寫家長信(註:香港許多學校要求學生徵得家長同意才能參與罷課),又要犧牲上課,只有極少同學響應。」始終,阿飛讀的,是一家讀書風氣很盛的學校。

那次後,阿飛明白到,運動成功與否,原來不能永遠歸咎「權威」和「政治打壓」。你還要問,你有沒有能夠打動別人,包括死黨好友,「是失望的。所以就在校外多做一點,吸收經驗吧。始終我都是相信群眾力量。一萬人各自做一件事,比我一個人做同一件事一萬次有效。」

「叫大家去集會啦,居然這些同學都說,『Sorry呀,要溫書』,『要食飯』。原來為了抗爭,大家是連吃飯時間都不願犧牲。」

自相矛盾的校方

阿飛多次告訴記者,總的來說,覺得他的老師校長很尊重不同立場的同學意願。他們表態的要求,在不傷害或侮辱其他同學的立場的前提下,學校通常許可的。

唯一讓阿飛不舒服的,是陸運會。那次,他們在賽道上,希望一邊跑,一邊展示「光復香港」的旗幟。然而,運動場上的一位老師沒收了他們的旗幟,理由是,賽事現場不應該有與賽事現場無關的物品。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旗幟,確與比賽無關。我問阿飛,你們對老師要求會否太過份?「但大家都心知肚明,真正原因不是『與賽事有關無關』啊。許多運動員也帶著與比賽無關的東西,卻沒有被沒收啊。為什麼不可以坦白說,其實學校很難做,或者不希望運動會有人宣傳強烈強政治立場?為什麼要搬出看起來很權威的條文?」

最後,阿飛選擇和另一位負責老師理論,而該位老師沒有再搬出賽事規則,直接告訴阿飛,認為運動會的目的是運動競賽,不希望這個場合的焦點是政治活動,「如果老師坦白說,不搬個牽強理由,其實我們不會『反枱』(翻臉)的。他這樣說,大家『條氣就順』(順氣),於是就合作的不在比賽期間舉旗了。」

「其實老師都覺得,給學生抒發感受是可以的。罷課、集會其實ok,但我們最忌同學高調。好多激盪抗爭的照片被放上網,黃媒吹捧或是藍媒批鬥一回。這一點最麻煩。」

2019年9月3日,一名穿著校服的示威者在太子警署門外示威,在雨傘陣內向外眺望。

2019年9月3日,一名穿著校服的示威者在太子警署門外示威,在雨傘陣內向外眺望。攝:陳焯煇/端傳媒

政治不入校園?

今次專題接觸過的五位關注組成員,對學校在反修例事件對學生訴求的處理手法,有不一評價。但他們彼此有一個共通點,就是諒解學校「幾慘」(很慘)、「怕家長煩」和「怕出面(外面)的人煩」,認同學生在表態之餘也應該與校方商量和作適當妥協;但最不滿的,往往不是校方要「禁止」某個活動,而是他們給出的理由難以自圓其說。

在另外一間學校讀中五,同樣是運動參與者和關注組成員的森仔,也有類似看法。

在612開始,森仔已經是校內最熱衷反修例事件的人。平日在學校,森仔內向。但那一次,森仔見到6月9日百萬人上街之後,政府都無動於衷,就主動約校內朋友,和在同一屋邨的街坊死黨,近20人一起到金鐘。2019年夏天至現在,森仔的生活都離不開抗爭。停課期間,森仔依然積極更新校內關注組的專頁。 「有一次,我們想搞午間音樂會,唱《榮光》。本來,說好了,會在露天藍球場舉辦。校內抗爭,當然露天操場好,想全校都看到。」森仔說。

事先都與校方說好,「怎料臨時學校著我們回去有蓋操場,理由是阻礙其他同學練球。我們都不服氣,根本大家事前都和球隊約好,那天不會練球。」

為什麼師長有這個決定?「我們不知道,他們就是堅持有人會來練球。但最後我們也就範。唯有搬到有蓋操場進行。」頭髮有點蓬鬆,身形瘦削的森仔說。

森仔老師的做法,其實是今年香港學校慣常打「擦邊球」、讓學生紓發感受的方法。「去政治」、「政治中立」是香港教育制度一大特色,源自四、五十年代殖民政府為了杜絕國共兩黨在校園內進入政治滲透。到今天,「政治中立」的教育原則仍然是學校、乃至教育局官員都喜歡掛在口邊的關鍵詞,老師們都有共識,學校不該成為宣揚政治理念的地方。然而今年情況不同,香港學生激烈情緒前所未見,許多學校也願意開一個渠道紓發心情。「其實老師都覺得,給學生紓發感受,是可以的。但真是希望學生們低調的、不要那麼張揚。罷課、集會都好,其實ok,但我們最忌同學高調,聲勢浩大。好多激盪抗爭的照片被放上網,然後黃媒吹捧/藍媒批鬥一回。這一點最麻煩。」這一年經常負責與關注組同學「談判」的黎老師說。

我問森仔,老師怎樣的態度,最讓他反感或欣賞?

「如果老師是在真心『聽』我們的想法,想知道我們搞那些活動的原因。那就算他最後不批淮或有別的意見,我們也是欣賞。但另有一類型老師,好喜歡把『政治不入校園』掛在口邊。他們的態度是,『你最好什麼都唔好講』,回到學校,只要讀書就好。我很不喜歡。正正是你們(學校)平日口口聲聲要我們關心社會。好了,現在我們都很關心社會發生的事,把意見帶回學校表達。然後你又說『政治不入校園』?好自相矛盾囉。」

今年香港學校慣常打「擦邊球」,讓學生紓發感受。其實,「去政治」、「政治中立」是香港教育制度一大特色,源自四、五十年代殖民政府為了杜絕國共兩黨在校園內進入政治滲透。

入大學有什麼意義嗎?

雖然搞了好多抗爭活動,但抗爭之後這一年,森仔過得很不開心,「我仍然是很關心抗爭的事情。但好像忘記了『快樂』的感覺是怎樣了。」停課期間,森仔好多時候七、八點才睡——說的是早上七八點。晚睡的原因,可能是打機,可能是看動漫,更多時候,是在關注抗爭相關的事情,或為那個比學期初冷清得多的關注組網上社群發文,呼籲同學關心現在的立會內會衝突,「ok的,就算只有五個同學看到帖文,但他們因此關心事件,都有點價值吧。」

停課這半年,森仔開始在想,一直以來發奮要入大學的意義。2019年底,森仔仍然堅持參加每個周末的激烈抗爭,但回到學校,他無法接受同班同學仍然以追考試、追課程進度為最大任務,彷彿世界與他們無干,「而且今年我不斷地想,要靠知識和制度改變社會,我要上升到什麼位置才夠?要像林鄭般做特首?還是要做維尼才夠?這些路徑好像好還不如社運實際。」 在繼續升大學,和高中畢業後專注搞社運之間,森仔有一個更切身的問題要解決:來年能否繼續升班。他覺得,經歷抗爭之後,他來年很可能要在重讀一年,「班主任也在年頭與我媽談過。」

向來,他不是最標青的一群,但肯定不致於留班的。森仔讀的是理科班,在香港教育制度,成績不賴的同學才會去讀理科的。

但這個學年,森仔說,根本不知道自己「上左D咩」(讀了什麼)。整個2019年底,周末就往槍林彈雨的街頭跑。回到家中,整晚失眠,腦海裡就是街上對峙畫面,或者同伴被捕,或骨折。就算前一晚抗爭激烈,森仔盡量堅持不缺課,「因為不上學,母親會罵。但是就算回到課室,看著老師說話,也是『左耳入、右耳出』,腦海在想別的事,難以集中精神。」森仔覺得,任教他的老師,都盡量關心他,不會急於責備他整天在睡、在發白日夢,而是希望知道他面對什麼困境,然後幫忙他,「我是喜歡老師關心我的,但自己也認識了很多校外朋友被捕,所以也『就住就住』(小心遷就),不敢透露太多。」一個高中生,預早習得了高度的戒備和審慎。

反修例運動以後這一年,香港人出現了很大的精神健康問題,中學生當然也如此。政府的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在1月公佈調查,約15%的年輕人出現主要抑鬱症狀。當然,少年人普遍對成人的不信任,也是運動裡的普遍現像。

「正是你們學校平日口口聲聲要我們關心社會。好了,現在我們都很關心社會發生的事,把意見帶回學校表達。然後你又說『政治不入校園』。」

2020年5月27日,荃灣有中學生發起和你返活動。

2020年5月27日,荃灣有中學生發起和你返活動。攝:劉子康/端傳媒

學校社工的難題:你黃還是藍

在中學當駐校社工Billy也有同感。他留意到,因為參與社運而感到困擾的同學,普遍有一種絕望或無力感,會像森仔一樣,常常疑問當社會環境惡劣,奮鬥向上的意義,「他們會問,『「仲讀書來為咩?』(還要讀書是為什麼)」然後Billy苦笑說,「其實這個問題,就是大人也覺得很難答。唯有告訴他們,我們也有同感,他們不是孤單一個去面對這種無力感吧。」除此之外,今次運動抗爭者戒備極高,深信老師和社工都是「篤灰」(舉報)的可疑人物。Billy 說,有時候,同學與社工傾談之前,會先問他是「黃」或是「藍」,要確認立場相同,才展開對話,「這樣對我們來說也挺困難。我們專業訓練是不應該以政治立場掛帥,因為我們也擔心,若說自己支持運動,那麼反過來因為來自警察家庭、或者支持政府的同學,便可能抗拒與我們接觸。遇到這些場合,我唯有反問同學,難道我的立場,真的那麼重要嗎?難道我不可以單純聽你的感受嗎?」 

訪問到最後,我問森仔,還記得上一次「快樂」的時候怎麼樣呢?

費煞思量一大輪,森仔說,「上一次好開心,是在聖誕前的Sing Con (歌唱比賽)。」那一次開心,並不是因為戲劇性的同學在唱抗爭歌,而是同學和老師在瘋狂唱舊歌,一班人在玩得瘋狂。

十六歲的少年人,最近一次有快樂的感覺,原來是在半年前。

(待續)

阿飛、森仔、黎老師、Billy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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