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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歷史上的六次災難給我們應對疫情危機的啟示

從西班牙流感到日本海嘯,每當災難降臨,各國政府總是竭力在公共衛生與經濟穩定之間加以權衡。災難發生之初,決策者的反應往往不盡如人意,而災難往往會永久性地改變人們的習慣。

2020年4月6日,智利聖地亞哥在新冠狀病毒大流行中,一輛汽車的倒後鏡懸掛了一個口罩。

2020年4月6日,智利聖地亞哥在新冠狀病毒大流行中,一輛汽車的倒後鏡懸掛了一個口罩。攝:Martin Bernetti/AFP via Getty Images

華爾街日報記者 Greg Ip / Danny Dougherty / Anthony DeBarros

刊登於 2020-04-11

#2019冠狀病毒疫情#端 x 華爾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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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狀病毒已經對美國和世界經濟造成巨大衝擊。這種衝擊最初體現在供應鏈中斷和出行受限上,而現在,影響迅速蔓延,人們開始自發或應政府要求進行「社交隔離」,學校等公共場所關閉,大家留在家中。各行各業都停工歇業。按德國安聯保險公司(Allianz)顧問穆罕默德·艾爾-埃利安(Mohamed El-Erian)的說法,「全球經濟突然停擺」。

至於此次衝擊的規模和性質,歷史上沒有明確的先例。有些經濟學家認為,美國未來一個季度的產值將比2008年至2009年經濟衰退最嚴重的那個季度降幅更大。儘管如此,以往的大規模流行病、災難和危機事件還是能給我們提供一些線索,讓我們了解將來可能發生什麼、決策者如何使局面好轉或惡化、以及可能產生的長期後果等。

我們從中總結了幾個主要的經驗教訓:

首先,政府和公眾永遠得在經濟穩定與公共衛生安全之間權衡利弊。他們越重視健康和安全,短期內要付出的經濟代價就越大,反之亦然。

其次,災難發生之初,決策者要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性。他們最初的反應往往是畏手畏腳或偏離目標的,而且往往由於存在政治分歧,政府沒有及時採取更徹底的行動。

「我們領悟到:必須做到速度優先、分階段思考問題以及保持資訊透明度,至於這樣做的成本,放到以後再考慮。」蒂姆·亞當斯說道。在「9·11事件」和卡特里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期間,亞當斯供職於美國財政部,現在擔任國際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所長。他說:「如果你行動遲緩,想制訂出完美的應對措施,就會失去寶貴的時間,而且不管你的應對措施多麼完美,總會有所遺漏。」

第三,災害往往會永久性地改變人們的習慣,而受影響最嚴重的行業和地區可能需要多年時間才能恢復。卡特里娜颶風過後,新奧爾良的人口下降了一半,雖然後來人口數量穩步回升, 但迄今還沒有恢復到颶風前的水平。 不過,就整個社會而言,創傷的癒合速度非常快。人類具有極強的適應能力。

1918年,西班牙流感,一個為保護受感染者而被隔離的倉庫。
1918年,西班牙流感,一個為保護受感染者而被隔離的倉庫。

1918年西班牙流感

雖然冠狀病毒不是流感病毒,但新冠疫情與20世紀的大規模流感相類似,因為它具有高度傳染性和相對高的致命性。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致死率最高,導致全球至少5億人被感染(佔當時地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死亡人數至少達到5,000萬;而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數據,其中美國死亡人數達67.5萬人。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西班牙流感只對美國經濟造成了輕微的影響。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稱,美國的經濟衰退始於1918年8月,並持續到1919年3月。流感可能不是導致經濟衰退的原因。2006年,史蒂夫·詹姆斯(Steve James)和蒂姆·薩金特(Tim Sargent)為加拿大財政部寫了一篇論文,論證西班牙流感對國際貿易、零售、鐵路客運和股價幾乎毫無影響。他們發現,流感疫情對美國工業生產有一定影響,工業產量在1918年10月和11月急劇下降,但部分原因在於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軍工生產也隨之下降。他們認為,西班牙流感只導致美國的年度工業產值下降了0.5%。

這可能有幾個原因。首先,與現在相比,那時候需要密切社交接觸的工作種類要少得多。按詹姆斯和薩金特的說法,當時從事農業、漁業和林業的人口佔美國職業人口的16%;而到2004年,這一比例下降至0.3%。當時的工人幾乎沒有病假,也沒有失業保險。因此,一旦生病或因其他原因沒法工作,工人就沒有了生活來源。

其次,當時很多政府都專注於戰事,不像現在這樣重視遏制疫情;而聯邦政府在抗擊傳染病方面幾乎沒有起到什麼作用。約翰·巴里(John Barry)在《大流感: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一書中寫道,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從未公開提及過西班牙流感;芝加哥的公共衛生專員甚至拒絕關閉企業,巴里引用他的話說:「我們的職責是讓人民遠離恐懼。憂慮比流行病更能奪人性命。」

根據理查德·哈切特(Richard J. Hatchett)、卡特·邁切爾(Carter E. Mecher)和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在2007年所做的一項研究,凡持這種態度的城市,其民眾的死亡率高於其它城市。疫情爆發16天後,費城才開始限制社交聚會,甚至還允許一個遊行照常進行。聖路易斯市則在疫情爆發兩天後就採取了限制措施。在疾病高峰期,費城的日死亡率比聖路易斯市高出五倍甚至更多。

這裏的經驗教訓是:美國人越願意承受短期經濟損失,就能挽救越多生命。

1957年9月,英國倫敦一間學校為防疫而減少課堂的學生。
1957年9月,英國倫敦一間學校為防疫而減少課堂的學生。

1957年亞洲流感

1957年,源自亞洲的大規模流感疫情在世界範圍內造成100多萬人死亡,在美國造成10萬人死亡;不過,有些估算數據比這低一些。 那年2月份,疫情在中國出現,6月初蔓延到美國;9月份學校開學,疫情在美國大規模爆發。根據匹茲堡大學醫學中心(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下屬生物安全中心(Center for Biosecurity )所做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10月7日,曼哈頓43%的學生和11%的教師因病請假;而到了10月底,全美國超過一半的縣都受流感侵襲。

與1918年一樣,這場大規模流行病與經濟衰退同時發生,但經濟衰退的原因是美聯儲一直在提高利率,以應對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詹姆斯和薩金特發現,流感疫情對經濟增長產生了「非常小的」影響,而這主要是由曠工造成的。

1957年的疫情對經濟影響如此之小,原因也許在於人們普遍沒有採取社交隔離措施,這與1918年的情形如出一轍。1957年,各州官員和聯邦官員都接種了疫苗,這是他們的第一道防線;而在1918年,疫苗尚未問世。但是,匹茲堡大學的研究結果顯示,在疫情達到頂峰時,美國所生產的疫苗只夠17%的人口接種,而且最多只有60%的疫苗有效,所以它對緩解疫情效果甚微。當局拒絕採取社交隔離措施,大多數學校照常上課,很多人病情不重,醫院不予以收治。

1957年、1968年和2009年的大規模流感具有高度傳染性,但與西班牙流感和2019新冠病毒病相比,它們的致死率要低得多。或許因為經歷過這些大規模流感,公眾起初對冠狀病毒並不在意。現在,各國政府願意採取比以往更具經濟破壞性的補救措施。

2001年9月11日,被劫持客機撞向世貿中心,並發生爆炸。
2001年9月11日,被劫持客機撞向世貿中心,並發生爆炸。

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

當基地組織的恐怖分子駕駛噴氣式客機撞向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時,他們給美國人的安全感和美國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民用航空停業三天;由於曼哈頓下城遭受嚴重破壞,股市也隨之關閉;全國進入高度戒備狀態,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貿易往來陷入停滯;民眾焦慮不安,不敢到商店和購物中心購物。

當時,經濟學家預測恐怖襲擊將使美國經濟增速放緩,並進入衰退期。人們不再願意坐飛機,不再願意在高樓裡工作,或者不願把辦公室設在紐約市。

但隨後,美國經濟迅速反彈。事後的結論是:恐怖襲擊發生前六個月,互聯網泡沫破滅早就已經引發了經濟衰退,而在恐怖襲擊兩個月後,這場衰退就結束了。

經濟反彈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國政府制訂了激進的應對政策。市場重新開放那天,美聯儲及歐元區、加拿大和瑞典央行都進行了降息。在低利率的刺激下,汽車製造商推出零利率貸款,汽車銷量飆升。後續沒有發生新的恐怖襲擊,民眾對恐怖主義的恐懼感也逐漸消退。

不到兩周時間,美國國會就批准劃撥400億美元用於應急重建和國土防禦,並提供50億美元現金援助和高達100億美元的航空公司貸款擔保。民主、共和兩黨都同意採取更多經濟刺激措施,但不久後談判因刺激計劃的具體構成陷入僵局。到了3月份,國會終於通過了政府提出的一攬子計劃,同意在一年內增加510億美元預算、五年內增加940億美元,以此刺激經濟。美國經濟開始復甦。

目前我們能學到的也僅此而已。當時,美國政府要求民眾繼續工作、娛樂和購物,宣稱這才是打敗基地組織的最佳方式;而如今,政府要求民眾閉門不出,以此消滅冠狀病毒。此外,由於利率過高,零利率汽車貸款不復存在。當年「9·11」襲擊對經濟的衝擊僅限於美國,而且持續時間很短;而如今,新冠疫情是全球性的,可能會持續好幾個星期或好幾個月,所以美國民眾無法指望外國伸出援手來緩解國內的經濟衰退。

彼時美國經濟展現了強大的韌性。人們迅速適應了高度戒備狀態;而在接下來幾年裡,航空客流量以及對紐約辦公空間的需求恢復到了恐怖襲擊前的水平。

2003年,沙士爆發多月,市民開始在口罩下嘗試正常生活,民間舉辨團結活動。
2003年,沙士爆發多月,市民開始在口罩下嘗試正常生活,民間舉辨團結活動。

2003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

2003年,香港經歷了非典疫情。此次疫情可謂新冠肺炎的預演。非典病毒最早出現在中國大陸,起初官方沒有及時披露疫情,隨後不得不採取嚴厲的隔離措施來阻止其蔓延。非典病毒可能是通過一名大陸醫生輸入香港的,該醫生於2003年2月入住了香港的一家酒店。

政府起初淡化了疫情的嚴重性。 到3月底,香港一幢公寓大樓疫情爆發,經媒體報導之後,香港市民幾乎自發地採取了社交隔離措施。

「對於非典病毒的恐懼感開始在整個香港蔓延,」香港大學經濟學家蕭如彬(Alan Siu)和王于漸(Y.C.Richard Wong)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口罩迅速脫銷,到處都可以看到戴口罩的市民。公共場所每天消毒數次;人們更加頻繁地洗手,儘量不去擁擠的地方;餐館、商店、電影院和其他娛樂場無人光顧。」

香港政府最終關閉了學校,並要求任何確診或疑似非典患者進行自我隔離。

非典疫情給依賴觀光旅遊業的香港經濟帶來了沉重打擊。根據蕭如彬和王于漸的數據,3月至5月間,日均抵港和離港旅客數量下降了80%,酒店入住率則從80%下降到不足20%。第二季度失業率飆升,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大幅縮水。

社交隔離措施達到了預期效果,疫情在4月底前得到控制。在政府並未給予大量直接支持的情況下,香港經濟迅速反彈。

就抗擊新冠疫情而言,非典帶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就是:它在人們內心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當新的流行病出現時,香港機場會很快行動起來,檢查抵港旅客的體溫。1月底,大陸首次發現冠狀病毒病例,之後不久,香港就開始限制中國大陸遊客人數,並關閉學校、政府辦公室、主要旅遊景點、圖書館和游泳池。香港居民普遍佩戴醫用外科口罩,此舉類似於大規模疫苗接種,有助於防止傳染病的傳播。

截至3月下旬,香港新冠病毒感染者人數已經下降,而且政府沒有宣布封城。儘管如此,疫情對經濟的影響與2003年一樣嚴重。香港政府已經採取了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

2013年9月17日,示威者於佔領華爾街兩周年時,於紐約時代廣場舉行示威,呼籲進行大規模的社會和金融改革。
2013年9月17日,示威者於佔領華爾街兩周年時,於紐約時代廣場舉行示威,呼籲進行大規模的社會和金融改革。

2008全球金融危機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不是自然災害,也沒有直接導致任何人死亡。然而,它就像冠狀病毒一樣,起初只對個體造成衝擊,但很快就吞噬了全球經濟,迫使決策者以前所有未的方式作出響應。

首先,美聯儲降低利率,並鼓勵各大銀行從美聯儲的貼現窗口借款。2008年年初,總統布殊和美國國會批准了總額達1,68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大部分美國人可獲得一張600美元的退稅支票。

到了3月份,這場危機蔓延至美國金融體系的核心。美聯儲和財政部動用緊急救助權幫助貝爾斯登(Bear Stearns)擺脫困境;同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破產;美聯儲和財政部隨後救助了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和保險企業美國國際集團(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股市遭受重創後,國會批准了總額7,000億美元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財政部通過該計劃向銀行、證券市場和汽車企業注入資金。2009年初,新當選的奧巴馬總統主導完成了一項金額達7,870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

這場金融危機造成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但是,得益於美聯儲、「不良資產救助計劃」和財政刺激措施,金融危機沒有演變成另一輪經濟大蕭條。它還給如今的決策者留下了大量重振經濟的工具和策略。

這場危機還使美國政壇陷入嚴重分歧之中,且這些分歧延續至今。雖然「不良資產救助計劃」令美國政府受益,但大多數民眾認為,該計劃救助的是那些引發危機的人。這種情緒引發了右派的茶黨運動(Tea Party)和左派的「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如今,上述觀點依舊存在。有人說,新冠疫情給美國經濟帶來的衝擊不亞於金融危機;而特朗普總統和國會的民主、共和兩黨議員在考慮採取救助措施和其它措施抵禦新的衝擊時,必須要權衡上述觀點。

2011年3月16日,日本宮城縣氣仙沼市,311地震後一間被毀的房屋變成廢墟。
2011年3月16日,日本宮城縣氣仙沼市,311地震後一間被毀的房屋變成廢墟。

2011年日本地震和核泄漏

日本東北地區發生的地震和隨之而來的海嘯造成1.9萬人死亡或失蹤,並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核泄漏事故。瑞士再保險公司(Swiss Re)將其列為人類歷史上經濟損失最大的自然災害,損失金額高達2,390億美元。該地區是全球中間部件的供貨地,在地震和核泄漏後陷入停產,零部件短缺隨即導致世界各地工廠停工;因為人們擔心受核輻射影響,日本旅遊業、漁業和農業同樣遭受嚴重創傷。2月至3月期間,日本工業產值下降了16%,經濟陷入衰退。

日本最初的經濟反應是典型災後做法:政府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救援和重建,助推經濟復甦。政府還投入資源重建該地區,截至2014年,其製造業生產已恢復到災前水平。

東京大學(University of Tokyo)的經濟學家中田教授(Hiroyuki Nakata)表示,這種反應措施在短期內達到了預期效果,但從長遠角度來看,效果就不那麼好了。「地震過後,政府補貼東北地區企業的做法產生了積極和直接的效果,並形成了溢出效應,但一攬子計劃的規模可能過大,讓一些殭屍企業也活了下來。

為了解決公眾害怕核輻射這一難題,在接下來幾年裡,日本關閉其所有核發電機,核電在日本發電量的佔比從2010年的25%下降2018年的5%。 這種做法的科學性很值得懷疑。去年,馬修·J·奈德爾(Mathew J. Neidell)、內田新介(Shinsuke Uchida)和瑪塞拉·維羅內西(Marcella Veronesi)等學者所做的一項研究發現,電價上漲後,日本家庭在天氣寒冷時採暖減少,2011年至2014年間1,280人因此死亡。然而,他們指出核輻射並未直接導致人員死亡,而只是引用了外界的預測數據,稱核輻射最終會導致130人死於癌症。

公眾對有害事物所帶來的已知後果會產生抵觸情緒,這是合情合理的。而政府要在公眾的抵觸情緒和潛在經濟損失之間做好平衡,福島核災難就說明了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直到3月下旬,新冠疫情似乎呈現了相反的風險:公眾沒有足夠認真地對待冠狀病毒威脅,從而迫使政府採取更具顛覆性的措施,即限制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同時設法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抵消由此產生的經濟損失。

與上述所有災難一樣,新冠疫情使政府、企業和公眾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並且要在痛苦中權衡利弊。而新冠疫情與過往災難的主要區別是,其規模和廣度是人們前所未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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