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狀病毒疫情 深度 疫區日記

疫情時,我被困在了印度「神國」喀拉拉邦的一間瑜伽修道院

我們來不及作出任何的應變,陷入瞭如今被動的狀態。下令禁飛國際航班,關閉酒店餐館,卻沒有為幾十萬在印度境內的外國遊客考慮。


白宫內五名女生的合影。 圖:作者提供
白宫內五名女生的合影。 圖:作者提供

當整個世界一步步淪陷在2019冠狀病毒病面前時,我正在印度喀拉拉邦, 一個被印度人稱為「神自己的國度」的地方練瑜伽。

每天六點伴着鳥鳴起床,一杯清茶之後,是整日的瑜伽實踐和理論課程,一直到太陽下山。日日與太陽朝升夕落為伴。然而,這個被參天古樹環繞着的修道院,沒能躲得過時代。

一切似乎都是從我和兩個印度室友到修道院外吃了一頓午餐之後發生的。那是一個大約500米開外的一個很簡陋的小餐廳,建在一個臨時的拖車上。午飯時間,座無虛席。我們落座後,才發現包括餐館的主人在內,都是清一色的男人。然而,對於我們這三個突然闖入的女性,並且明顯是外地來的女性,他們的反應與我們想像中完全相反:似乎都沒有人注意到我們的到來,沒有人好奇或者惡意地盯着我們看。我們對面的男人,幾乎是在極力避免與我們發生直接的目光接觸,尷尬地側着頭,甚至都不願意將眼神落在我們就坐的這個方向。

就在這次短暫的外出之後,瑜伽修道院的負責人對我們說,從現在開始,我們要避免外出,尤其是我——唯一一個住在修道院裏的外國人。其他三個外國學生,兩個德國女生,一個葡萄牙女生,和另外一個印度女生一起,住在不遠處的一幢白色的二層小樓裏,簡稱「白宮」。

而兩天之後,我就「被迫」搬到了「白宮」裏。原因是,當地的監管機構接到了舉報,說修道院裏有外國人居住,這讓他們覺得「不安全」。而在我轉移了住所之後,接下來的十幾天,彷彿是被空降到一個真人秀的拍攝現場。

2020年3月22日印度新德里,為防止2019冠狀病毒採取宵禁措施,駕駛者在空曠的道路上騎行。

2020年3月22日印度新德里,為防止2019冠狀病毒採取宵禁措施,駕駛者在空曠的道路上騎行。攝:Sajjad Hussain/AFP via Getty Images

轉入「地下」的瑜伽課

有天,我們正在上瑜伽早課,周遭一片安靜,只聽得到鳥鳴和風吹樹葉的沙沙響動。一陣電話鈴聲打破了寧靜。代課的是一個年輕的印度女老師,接了電話一臉誇張的衝我們嚷,:「大家趕快收拾東西,離開課堂,回自己住的地方去!住白宮的同學,在門口集合,我們五分鐘以後開車送你們走。」

同學們一臉懵懂。「快呀!」 老師喊到。

我們這才緩過神來,紛紛行動起來。後來,老師跟我們解釋說,其實在3月10號左右,喀拉拉邦的政府就要求終止任何形式的教學和集會,而我們的瑜伽學校其實是在「頂風作案」。而那個電話是學校的負責人來通知,警察馬上要來突擊檢查。兩個德國女生非常不解,「既然警察署和防疫機構都有明文規定,怎麼可以不遵守呢?」

「在印度,規定也不都是明文,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而且很多時候是看你和當地官員關係好不好,人情大於法律」。印度女生A說。

於是,我們的瑜伽課從「地上」的修道院轉到了「白宮」。為了避人耳目,其他住在校園裏的學生,每天早上由老師們分批「掩護」送到我們這裏,而上課的時候,所有的門窗都緊閉着。

印度南部是熱帶氣候,動輒35度以上的高温,我們十幾個老師學生窩在不到15平米的屋子裏,又沒有空調,一節課下來,人人都大汗淋漓。

而這樣的「地下」授課在勉強維持了幾天之後,也徹底不被容許了。原因是總理莫迪宣布了全國居家隔離的措施,嚴格禁止5人以上集會,而我們的校長、老師都被警察叫去問話,是否還在「聚眾」上課。 作為這個人口不足2萬的鄉鎮裏,唯一有外國人進出的場所,這裏顯然是重點關注對象。當地人覺得,這病毒,是「外國人」帶來的,見到陌生的面孔就避之不及。

在整個喀拉拉邦。這個曾是旅遊天堂的地方,也不時有駭人的新聞傳出。當地媒體報導說,一位法國籍遊客由於沒有酒店和青年旅社願意接收他,不得已在教堂的墓地裏度過一夜;兩位西班牙籍的遊客,因為他們所乘坐大巴同行的旅客覺得「不安全」,在報警之後,被「請下」了大巴,而由於入境印度還不足14天,不得不被送到醫院進行隔離。

「你們外國人千萬不要出門,被別人看到了,是會被送到醫院做檢測的」。老師們這麼警告我們。於是從3月中旬開始,我們住在「白宮」裏的五個女生,正式開始了「瑜伽式隔離」。

我們試圖保持規律的作息。每天早晨做冥想早課,下午做瑜伽練習,其餘的時間用來做老師布置的作業,看書學習。但是,不時仍會有爆炸性的消息,通過無處不在的網絡找到我們,有時,會讓人沮喪到無法再維持每日的時間表。

翹首以待的作者。

翹首以待的作者。圖:作者提供

「這時候的祖國是回不去」

我居住在柏林,原計劃在3月22號飛回德國,但3月17日,波蘭禁止任何商業航班降落以及離開波蘭境內,而我的航班是途經華沙再飛回柏林。所幸的是,波蘭航空提供免費改簽,於是,我咬咬牙將返程時間推遲到了4月5日,希望4月份的時候,情況會有所好轉。

沒料到,緊接着,各國就陸續開始封鎖國界,除公民以及公民家屬,還有常駐居民外不可入境。葡萄牙女生L的居住地是在新西蘭,而新西蘭在僅僅有幾十例的情況下就開始鎖國了。L拿着的是新西蘭為期一年的工作旅行簽證,本來應該在幾個月之後去續簽,她和新西蘭男友還一起找好了房子,打算從印度回去之後就搬家同住。但一道禁令,打亂了L所有的計劃。她拿着手機在屋子裏團團轉,大聲的詛咒着,但卻也不知道該詛咒誰。

「不然,回葡萄牙去呢?」 我試探性的問。

「那我寧肯呆在印度。」 L 說。我們每個人在談話中都會頻繁地提及自己的家人,可L似乎一次都沒有提起在葡萄牙的家人。

「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都在新西蘭。」 L補充道。

我也想過,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回中國而不是德國。父母也跟我說,等我課程結束了,若是德國疫情嚴重,就飛回國來。

就在我有些猶疑的幾天裏,國內的疫情逐漸的緩解,連續幾天本土病例為零,防疫的重點也轉向了控制海外輸入病例,而國內社交媒體上關於海外歸國人員的討論也愈演愈烈:「建設家鄉你不行,千里投毒第一名」「祖國拿你當親人,你把祖國當冤大頭」。

我想起一月底的時候,在德國的中國朋友們,整夜整夜的不睡覺,焦慮得口舌生瘡,幾乎買空了德國生產的所有口罩和防護用品,繞過重重關卡寄回國內。

幾日之後再通電話,母親的聲音聽起來也有些猶豫。「現在入境國內都要強制隔離14天的,費用還得自理。而且,你看國內這些人說得多難聽,你回來之後,大家樓上樓下都是熟人,影響也不好」。父母住在單位統一分的房子裏,整個小區都是單位的同事,而人人都知道我在國外。「昨天單位還打電話來問我,看你有沒有回國的意願,都防着呢」,母親說。

我心裏也明白,這時候的祖國是回不去。不僅要在陌生的醫院或是酒店裏無謂的被隔離14天,並且我在國內沒有任何的醫療保險,一旦產生任何費用,都需要自己承擔。最重要的是,我的父母和親人們在一個新增病例持續為零的三線城市,非常安全;而如果我回國的話,經過國際長途和國內短途的旅行,的確是最可能給他們帶來威脅的。

緊接着在3月19日,印度禁止任何國際航班起降,正式封國,也就是說,所有外國遊客都被迫滯留印度。這場危機也終於波及到了兩位德國女生,S和N。

我們所有人的出路都只剩下一條:等各國政府的撤僑。

我嘗試聯絡了駐印度中國大使館,並沒有收到回應。回中國這條路徹底走不通了,唯一離開印度的方法,只能是等待德國的撤僑。彼時,我不是很確定,自己是否可以跟德國撤僑的飛機回德國,因為我只是居民,並非公民。

但是,我還是和兩個德國朋友一起,填寫了網上的撤僑登記表。出乎我意料的是,兩天後,我們就收到了德國大使館的電話,而我竟然是三個人中第一個接到電話的,而接洽的過程一切順利,我可以和另外兩個德國朋友一起回德國。

在機場等待撤僑的人群。

在機場等待撤僑的人群。圖:作者提供

回得去的和回不去的

等到計劃離開的那天,3月26日,我們一大早就收拾妥當行裝,準備出發,卻被告知,喀拉拉邦的政府還沒有準備好相關的通行證。原因是在3月24日,印度總理莫迪下令全國封鎖至4月15日,國內的短途旅行也不被容許,任何私人車輛無緊迫原因不得上路,所以我們最早在下個週一,也就是3月30日才能動身出發。S看到郵件,眼圈瞬間就紅了。她早就盼着想要慕尼黑去,回到男友和爸媽身邊。

我有些失落,但想想回到柏林的情景, 也就釋然了。現在歐洲成了全球抗疫的中心,必然也是隻能宅在家裏,而我越過大洋之後,家中也並無人等候,也就不覺得再等4天是多大的事情。

直到吃晚飯的時候,S的心情都一直很低落,悶悶地戳着盤子裏的菠蘿,這原本是她最愛吃的。

L想要調解氣氛,就找出一段視頻給大家看。內容是在印度全國封鎖之後,對於違規出行的人,印度警察的對付方式別出心裁,是用木棍打人。幾個衣衫不整的男人被警察追着抱頭鼠竄。

我看着這畫面,突然氣不打一處來。「這好笑嗎?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政府,以為自己的公民是三歲小孩子嗎?要用這樣的方式來管教?」 我突然的爆發讓大家似乎有些吃驚。

「你要理解政府,你根本不知道在印度,有些人的素質有多低,不用這樣的方式,根本管不住」。印度女生A說。

「不能罰款嗎?不能立法嗎?就只能用木棍打人?」 我啼笑皆非,把這連日來的受挫感都發泄在這場爭論中,但也突然意識到自己對印度的行政管理者,是心懷怨憤的。

政策的朝令夕改,讓我們來不及作出任何的應變,陷入了如今被動的狀態。下令禁飛國際航班,關閉酒店餐館,卻沒有為幾十萬在印度境內的外國遊客考慮。

不只是外國遊客,印度政府在一道接着一道下達禁令的時候,又何嘗為自己的居民考慮?A的家在班加羅爾,所以如今只能困在「白宮」裏,至少到4月15日。諷刺的是,我們幾個外國人,都會比她先回到家。

也是因為這道突然的禁令,大量農民工由於無法開工沒有工資,而被迫返鄉,數百萬甚至千萬人要步行千里回家。印度的一位記者同事形容說,這是一個「人造」的春運,這些人,在自己的國家成為難民。

即使A現今被困住,她依然認為印度政府的政策是正確的。「我們國家人口基數太大,沒辦法承受哪怕一點的疏忽,我寧可政府的管控嚴一點」,A說。

「這根本不是嚴格,這根本就是恐慌之下作出的,不經過考證的決定,是很糟糕的決策。」 另一個德國女生N說。

「不,印度不是德國,你根本不知道要對付是怎樣一幫民眾」,A堅持道。

飛機內拍到孟買的貧民窟和遠處的高樓。

飛機內拍到孟買的貧民窟和遠處的高樓。圖:作者提供

3月的最後一天,我們終於坐上了飛機。就在飛機起飛前,我把剛看到的一篇文章,赫拉利的《冠狀病毒之後的世界》轉給了A。

這文章裏寫到,即使沒有「肥皂」警察,人們依然會堅持洗手,因為大家知道這背後的科學常識,肥皂可以清除細菌和病毒。然而,「在過去的幾年中,不負責任的政治家故意破壞了對科學、公共當局和媒體的信任。現在,這些同樣不負責任的政治家可能會傾向於走專制主義的道路,爭辯說我們不能信任公眾會做正確的事。」

飛機盤旋在孟買上空,從窗戶裏望出去,是機場附近大片的貧民窟和遠處一幢幢灰色的摩天大樓。我深深的出了一口氣,終於可以回家了。

又及:在將這場經歷寫下發表前,A發信息給我們。在我們三人離開後,其他幾個印度女生搬進了「白宮」。而目前,莫迪總理將會延長印度國內的封鎖至4月底,而在這之前,她們可以回家的可能性,「就只能寄望於神蹟了」,A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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