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2019冠狀病毒疫情 大陸

中國疾控人員口述:90%的人閒着,10%的人幹活,還不知道要幹啥

國內疫情都快結束了,我們每個小分隊才剛剛明確成員名單;防控的60天裏,這個所謂的「應急小分隊」沒有出動過一次。


2020年3月25日,遼寧省瀋陽市,工作人員為將向公眾開放的電影院噴灑消毒劑。 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2020年3月25日,遼寧省瀋陽市,工作人員為將向公眾開放的電影院噴灑消毒劑。 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27日,美國新增確診2019冠狀病毒肺炎逾8萬例,累計確診病例升至全球首位。同一天,習近平與特朗普通電話,表示願意分享防控與治療經驗,並竭盡所能提供援助。近兩周來,中國官方通報的確診病例數不斷刷低,中國的疫情防控策略也從「防擴散」轉變為「防輸入」。

隨著疫情趨緩,圍繞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下稱「疾控中心」)的爭議也漸漸冷卻。端傳媒採訪了中國東北地區某疾控中心、有10逾年工作經驗的中層幹部王華(化名),請他談談過去兩個多月抗疫行動中的經歷和感受。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疫情上報是自下而上的——疾控中心要核實信息,並報告給當地衞生行政部門。然而,即便在體系內部,依然會有瞞報情況出現。王華的工作,便是從下級疾控單位遞上來的報告中找出這些「漏洞」,反饋給省級指揮部進行核查。同時,疾控體系長期以來存在的人浮於事、定位不清晰、不受重視等問題,也在疫情之下格外凸顯。

以下是他的口述:

從大約兩週前開始,我們的工作重點從「防擴散」轉為「防輸入」。3月中,單位派了幾位所長級疾控人員到北京,我們開玩笑說,基層員工沒有補助不願意幹活,但是中層幹部還是得有點責任感。

從疫情在全國擴散開始,國外就停了很多飛往中國的航班,疫情在全球爆發之後,國際航班就更少了,北方地區的交通樞紐基本就只剩下北京。可想而知,北京機場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國外旅客落地北京之後,會由北京海關和疫情防控部門直接接管,進行登記隔離。但是有些乘客經北京中轉後還要前往國內其他城市,這就需要各個省派代表到北京進行登記,掌握入境人員乘坐哪個航班或列車回到各省,再由各個省份對他進行隔離和疫情追蹤(編者註:中國民航局等五部委22日發佈公告稱,3月23日零時開始,所有目的地為北京的國際始發客運航班均須從天津、上海浦東、瀋陽、西安等12個指定的第一入境點入境。本文採訪時,尚未發佈這一公告)。

2020年2月29日,上海一個公車站播放著習近平的講話片段。

2020年2月29日,上海一個公車站播放著習近平的講話片段。攝:Yifan Ding/Getty Images

在這之前,我們也請了高校公共衞生教授來做數學模型分析,將省內各地區分為高、中、低疫情地區。東北三省有很多人在日本、韓國旅居或打工,由於疫情發生,很多人會回國。我們省有兩個地區雖然本地病例不多,但那裏朝鮮族多,在韓旅居返鄉的人能上千,所以我們把這兩個地區也提升為中風險地區。

坦白說,現在我們才根據疫情劃分為高、中、低地區,其實有些晚了,因為這種「一刀切」的做法已經造成了低疫情地區的恐慌和嚴重的經濟壓力。如果某個地區一個傳染源都沒有,把人們都關家裏,其實意義並不大;對於其他地區,如果過了2個潛伏期(28天)還沒有新發病例,基本就很安全了。比如我們省,有幾十個縣根本沒有疫情,就沒必要去封鎖,如果‌‌縣域內的人可以隨便行動,整個縣域內的經濟都可以正常開展。

流行病調查就是「破案」

與武漢不同,我們這裏病例人數猛增,主要是因為聚集性病例。

東北人愛熱鬧,有個病例在外地感染後回到縣城,一天都沒消停,到處走動,縣裏的超市、電影院,都少不了他的身影,當地百姓給他取了個綽號叫「溜達雞」,意思是散養的小野雞,這件事已經成為我們本地人網上流傳的一個段子。最終,這個縣城成為我們省感染人數最多的縣城。

大約兩週前,我們開始寫疫情工作的總結報告,具體到每個人接觸首個病例的時間、現存病例情況、聚集性案件的數量、出現發熱等症狀或者無症狀的人有多少,計算潛伏期,這些都有不同小組的人在做,每組10-20人,所有人都要在3天之內把報告交上來。

我們有疫情監測科進行每日疫情分析,所有涉及到疫情的數據都是由他們提供,但是他們不會對疫情信息進行系統分析和綜合評估。因此,還會有專人負責具體的聚集性案例分析、死因監測、潛伏期研究等。

不過,疾控中心沒有核查權,對下級疾控單位只有技術指導。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分析聚集性案例,梳理疑點,向省級指揮部提出建議,比如說通過住址發現這些人有高度聚集,具體情況還需要省級指揮部派督導去現場調查。

在實際工作中,我們往往會在一張白板上寫寫畫畫,標上時間地點,用筆連線,看幾個疑點之間有哪些聯繫。比如幾位病例都提到坐某列火車,我們就會將所有坐這趟火車的病例都往上連,看是不是同一天,如果是的話,我們就再延伸,所有的聚集性案例都要像「破案」一樣做詳細梳理。

與「破案」不同的是,我們做流行病調查時只能詢問病例的情況,很多病人不理解我們的工作,一直不承認自己有接觸史。比如同一小區同時出現多起家庭感染案例,這些家庭分散在不同單元的不同樓層,不管我們怎麼問,他們都說互相之間不認識,我們一度猜測他們是在電梯裏感染的。

當時區疾控就弄不明白這個「案子」,到了我們這裏仍然覺得非常棘手。不過,這種事情瞞得了上面,瞞不了下面。風聲是從小區裏走漏的,小區住戶有人知道他們是親戚,便向當地政府舉報,最終由警方介入。我們想盡辦法也沒問出的真相,派出所刑偵人員只用半小時就搞定了,他們確實是親戚。這個「案子」最終導致幾百人被隔離,民警正在考慮對他們隱瞞病情的情形提起訴訟,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

2020年2月22日,黑龍江哈爾濱市降雪,被積雪覆蓋的車輛。

2020年2月22日,黑龍江哈爾濱市降雪,被積雪覆蓋的車輛。攝:VCG/VCG via Getty Images

有時候,當地政府也會為了避免責任,選擇隱瞞病例信息。有個案子裏的病例實際上是在同一地點辦公,當時已經有很多人感染了,但是當地政府上報時耍小心思,比如將阿拉伯數字改成漢字,使用小區的簡稱而非全稱,或者只報告病例各自的住址,而沒有報告病例的辦公地址,讓這些病例間很難體現出共同的聯繫。

一旦出現病例,衞生部門的領導就要出來「背鍋」,所以大家遇到情況都會先壓下來。

幾個同事最後是用手機地圖發現了「馬腳」。這個小區有100多棟樓,病例集中在某幾棟樓,我們在地圖上發現,這幾棟樓其實是挨着的,最終我們通過定位發現,這些病例都在小區的某棟樓上班,但是報告上呈現的地址卻很分散。

我們估計,這種情況可能是當地政府直接干預醫生報卡,通知他們只報住址、不報工作地址。因為一個大規模疫情被披露出來,至少是一個區長或者市長下台,所以當地政府會通過各種關係干預上報。

前幾天,我在新聞上看到,遼寧省丹東市一個縣出現了輸入性病例,當地衞健局黨委書記被免職。我心裏挺替他喊冤的,我們能做的就是控制疫情在本地擴散,輸入性病例誰都預料不到。一旦出現病例,衞生部門的領導就要出來「背鍋」,所以大家遇到情況都會先壓下來。

別說是縣裏了,省級疾控中心都沒幾個人會寫流行病報告,大量非醫學、公共衞生出身的人員擠佔了編制名額,削弱了疾控機構的專業性。

即便是市、縣疾控部門交的流行病調查報告,我們同樣需要反覆核實。一方面,是基層疾控人員專業能力不強,工作不規範。按照標準要求,我們是要求病例基本信息必須是人名加身份證號,但是縣裏寫的是小玉、二姨、大祥,你讓我怎麼查?

一個縣級的公共衞生人員,本身學歷不高,也沒有流行病學的基礎,甚至十幾年裏沒有參加過任何培訓,讓他們做完流行病調查後寫一份報告,我們再從他的報告裏抽絲剝繭,這個難度是非常大的。

別說是縣裏了,省級疾控中心都沒幾個人會寫流行病報告,大量非醫學、公共衞生出身的人員擠佔了編制名額,削弱了疾控機構的專業性。尤其是在事業單位改革以後,原先獨立的各個疾病預防控制所合併到疾控中心,看上去人員隊伍是壯大了,但是半數以上人員都是財務、後勤、辦公室等非技術部門。而且我們沒有淘汰機制,事業單位就是「鐵飯碗」,你進來後即便不做事也可以一直幹到退休。這次疫情也算是一個陣痛吧,希望未來疾控體系真的能有一些改革,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專業的聲音能夠發出、能夠被重視。

在疫情防控的60天,這個所謂的「應急小分隊」沒有出動過一次

回想起來,我還是有職業敏感性的。

1月10日,我就買了一批醫用N95口罩,有100多個,消毒液是整箱整箱地買,我覺得這些防護用品日後肯定會成為稀缺物資,馬上要到春節了,拿出去送禮,別人也會覺得你比較有心意。考慮到我和我愛人的工作性質,我還買了10套防護服,這些東西我們平時也會用得到,她是感染科醫生,專門出發熱門診的。

後來事實證明,我還是有先見之明的。疫情期間,符合醫用標準的口罩,只有實驗室的一線人員才能用到,我們後方人員往往拿到的都是一些質量不合格的次品或者外界捐贈的普通口罩。

2020年3月15日北京,在防止外人進入胡同的路障內有一個不戴口罩的居民。

2020年3月15日北京,在防止外人進入胡同的路障內有一個不戴口罩的居民。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1月23日,我就聽說多地疾控緊急通知春節不休了。一般情況下,應對這種傳染病疫情,消毒所、病毒所、傳染病所、應急辦是主力,我是負責慢性傳染病的,暫時還不用上班。

1月25日,單位來了緊急通知,讓全員回疾控中心上班,我上午收拾完東西,下午就到單位報到了。此前,我把孩子送到了農村老家,留給父母幫忙照顧。按照以往,我可能會去各個醫院檢查感染控制,不過這次具體還是要看分到哪個組。

很快,我們所向中心領導遞交了《請戰書》,隨時待命前往疫區戰場,所裏十多名國家應急隊成員都在上面按了紅手印,看着還是挺神聖的。這種時候,共產黨員都必須簽請願書,特別是我們中層幹部一定要做出表率。

有時候市級疾控都沒搞明白,很難想像基層單位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會是怎樣的。

從春節前開始,國家疾控中心就會通過疾控內部的軟硬件系統,向全國各省疾控中心同步介紹新的方案、以及最新的實驗室檢測技術指導,等到會議結束後,國家疾控中心也會把錄製的會議視頻傳到系統上,其他人在家自己學習。國家疾控中心給省級開完後,省級再給市級開視頻會,這個會議系統也只支持到市疾控。以前省級還能直接到縣裏考察,現在只能先給市裏培訓,市級再給區級、縣級培訓。有時候市級都沒搞明白,很難想像基層單位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會是怎樣的。

對於這次疫情防控,我們並沒有應急預案(點擊了解中國應急系統為何不應急),每一步都是「摸着石頭過河」,都在等着領導安排,而不是積極主動地防控。

從一開始,省衞健委就明確要成立十幾個「肺炎疫情防控救治應急小分隊」,每個小組都會有來自醫院、疾控中心、急救中心的成員。根據相關文件,「小分隊」的職能包括,參與組織省市‌‌醫療救治、‌‌醫院‌‌安全感染控制、流行病學調查等專業培訓,指導各地開展疫情監測調查處置、實驗室‌‌建設技術等等。

但直到3月份,國內疫情都快結束了,我們每個小分隊才剛剛明確有哪些成員名單,在整個疫情防控的60天,這個所謂的「應急小分隊」沒有出動過一次。

沒有真正做到各司其職,也是這次疾控遇到的很大問題。現在中心90%的人都閒着,只有10%的人在幹活,而且還不知道要幹啥,沒有形成一個完善的體制。

醫務、公安、社區、媒體都算一線防控人員,而疾控不算

其實,我對疾控這份職業還是有一種敬畏的,雖然薪資待遇確實比較低。2005年左右,我放棄了20萬的年薪,從一家藥企來到省疾控工作,因為編制名額緊縮,當時還是找關係、交了錢才進來的。

我的職稱屬於副高級職稱,相當於大學裏的副教授,但我現在拿的衞生津貼標準,還是30年前的標準。以前,如果我每天冒着比別人更高的風險,去面對耐藥患者,到實驗室對這些高致病性的細菌進行檢測,一天也就多拿7元錢。現在是大鍋飯,不管我再這麼加班,再怎麼去實驗室,都只能拿固定薪水。

當孩子班主任聽說我們的工資,準備組織給我捐款,我跟老師說,請給我留下最後的一點尊嚴吧。

我剛剛上班時,工資是896元/月,現在月薪4000元左右,還是我熬了10多年熬到的。據我所知,現在剛上班的月薪大概3100-3200元/月。當孩子班主任聽說我們的工資,準備組織給我捐款,我跟老師說,請給我留下最後的一點尊嚴吧。

2020年2月12日,北京一條空曠的商業街上,一名戴著防護口罩的工人正被檢測體溫。

2020年2月12日,北京一條空曠的商業街上,一名戴著防護口罩的工人正被檢測體溫。 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前段時間,中央出台了疫情防控補助的文件,一線人員補助300元,其他防疫人員200元。但這個名單裏不包括我們,也就是說,我們在後方忙了2個月,不被認為是疫情防控人員,我覺得自己被侮辱了。公安有補助,社區工作人員有補助,他們都是防疫英雄,疾控人員卻不算。疾控中心不是幾個流行病調查員去了現場就能幹的,也需要後方進行態勢分析和風險評估,但我們幕後人員被遺忘了。

醫務、公安、社區、媒體都算一線人員,而疾控在大家眼裏不算,這或許就是社會對於疾控認識的縮影吧。

一直以來,整體的宣傳論調都是「重治輕防」,站出來發聲的是臨床大咖,被稱為「最美逆行者」的也是醫務人員。前幾天,我看到一家少兒教育機構也發起了針對疫情工作人員的優惠活動,海報上寫着,「父母一方為支援武漢防疫一線醫護工作者,享學費5折;父母一方為本市一線醫護人員、公安交警、新聞媒體防疫工作者,享學費7折」。醫務、公安、社區、媒體都算一線人員,而疾控在大家眼裏不算,這或許就是社會對於疾控認識的縮影吧。

仔細想想,這次疫情,疾控中心確實沒有發出太多聲音。在國家疾控中心的視頻會議上,有人問高福,疾控中心的定位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連高福也回答不了。他只是略帶感傷地簡單說了一句,「‌‌麵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真的,從中疾控到各個省疾控,你到底在幹嘛?

如果疾控中心沒有論文、沒有科研的話,‌‌那誰來發布疾病防控的相關方案,如何部署防護措施,而且我們的工作職責當中,有一項就是「組織制定公共衞生技術方案和指南」(編者註:1月底,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人在權威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論文,提示2019冠狀病毒在12月下旬就已出現人傳人現象,遭到社會質疑:中國疾控中心掌握了疫情信息,卻沒有及時採取處置措施,也沒有及時對外公布。點擊閱讀《疫情預警遲到,誰在推卸責任?》

儘管發表論文是中疾控進職稱的硬性指標,但由於編制名額縮減,很多地方要求自然減員,因此疾控並沒有太多發表論文的‌‌壓力。我原本想申請一個關於新冠病毒的課題研究,但是省政府不願意投入經費,這件事只好作罷。

這段時間,社會對於疾控改革的討論也比較熱,比較主流的一種觀點是賦予疾控中心行政權力。現在各類文件都是以新冠疫情防控指揮部的名義發布,但是指揮部根本就不是一個法人單位,原則上也沒有疫情發布的權力。確切來說,這類疫情數據信息、疫情防控文件,理論上完全可以由疾控中心來發布,‌‌政府進行審核。不過換個角度想,這次沒有讓疾控中心佔據更多的主導地位,對於疾控中心也是一種保護,如果將這些事情全部交給疾控,那麼所有的社會矛頭都會指向疾控中心。

對於我來說,疫情防控工作已經告一段落。我愛人現在還奮戰在臨床一線,只要省內還有住院病人,他們的工作就還不算勝利。自從大年初一從老家返回單位後,我就沒見過兩個孩子,班主任知道我們夫妻倆都站在疫情防控一線,晚上會打電話給孩子做心理輔導。我現在大概3天給孩子打一次電話,不敢多打,怕孩子們想我。我們的情況反而是班主任跟孩子說的多些,老大知道「現在疫情比較嚴重,爸爸媽媽都在一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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