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 深度 香港作家家書

朗天:為什麼要上前?但我真的上前了嗎?

來到這一天,我猛然確認:不是我帶著她前進,恰好相反,而是因為她,我才可以走得這麼前。


2019年10月5日,示威者在香港皇后像廣場為昃臣爵士銅像戴上頭盔。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10月5日,示威者在香港皇后像廣場為昃臣爵士銅像戴上頭盔。 攝:陳焯煇/端傳媒

「為什麼要走得那麼前?你想被狗咬嗎?」她在我身後問。

雲在燒,初冬午後剛過的青空,失卻原本的顏色、氣味,是地表綠色人形物體發放的催淚瓦斯,把眼睛和心緒都燃點起來,令人們看一切都像燒著了。我們身處香港金融中心地段畢打街,直接站在一群「防暴警察」(或稱為「狗」、「警曱」、「綠色人形物體」⋯⋯不一而足)前面,身後有數百名身穿西服套裝、展示「中環價值」、於午休時間離開辦公室準備午膳的男女。他們部分加入了一身黑衣的蒙面示威者,佔據馬路,架起傘陣,與警對峙。

我沒有理會她,其實是不知道怎樣回答,因為我知道她不是害怕,事情來到這個地步,仍走到街上抗爭的人,已經不曉得,或者太曉得「恐懼」這兩字怎樣寫的了。

現場氣氛不能說不緊張,大家心知即將迎來的可能是拘捕、即場虐打,回到警署,無論是否檢控,兩天的扣查都會引發悲劇——我們已有共識集體拒絕保釋,所以被警察扣查48小時是「最低消費」。當年輕人不斷被暴警虐殺、強姦、雞姦、「被自殺」的消息滿天飛,未經證實卻已人人採信的謠言深入我們生活的每一刻每一處,我回頭看她稚嫰的面容,說不擔心只是騙人。

她只有十六歲,比月前失蹤然後聲稱跳海自殺的少女年長數個月,比被捕的最年幼抗爭者年長四歲。而僅僅在四個月前,7月1日的凌晨,我還以她的年紀毋須採取激進方式參與運動為由,阻止她加入「衝衝子」行列,衝入灣仔金紫荊廣場制止升旗儀式進行。那一天稍後,年輕人衝進立法會議事廳,宣讀示威宣言,標誌了「時代革命」的來臨。

身後人們在喊「解散警隊,刻不容緩」、「香港人報仇」等口號。數個月前,這些口號幾乎不可想像,當時最多在喊「黑警可恥」、「香港人加油」。當時還有和平理性的大遊行:6月9日,一百萬人走出來;6月16日,二百萬零一人走出來,之後不斷有數以十萬計的集會、遊行,然後當局連市民和平集會遊行的權利也剝奪,不批出不反對通知書,或者動輒引用《公安條例》中止合法活動,指摘群眾非法集結,大規模濫捕,而我和她,大部分時間都在現場。

傘陣中間豎起了「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黑旗,我和她一起見證了這句口號在遊行隊伍的誕生。那一天,群眾在當時還算安全的遊行後前往西環中聯辦——大家心目中真正治港的權力中心,我和她選擇暫時離隊進入干諾道中行車隧道(當時已堵路,行人可在馬路上前進),出來重新加入大隊時還聽見人漸在喊「沒有暴徒,只有暴政」,到達中環恆生銀行總行附近時,不曉得是誰突然喊出「光復香港」,大家幾乎沒有猶豫便接叫「時代革命」。本來是青年異見份子梁天琦參選立法會的政綱,剎時間成了最能維繫抗爭者的訊息。她幾乎用盡氣力把自己的聲音融入人群,在此起彼落的呼喊中她發現我沒有出聲,問了句:「你不叫嗎?」我指指自己的嘴,其實是哽咽了。心裡有什麼被移動了,空氣顯得和之前不再一樣。三秒後,眼淚緩緩流下臉頰。

那一天,也是群眾用墨塗污中聯辦門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一日;晚上元朗西鐵站就發生白衣人無差別攻擊乘客的「七二一」事件。

運動中,是什麼時候開始,一個十多歲少女,會超越本來帶著她前行的長輩的步伐,比他走得更前?我一度以為就是從7月21日開始,但真的嗎?

回到7月1日凌晨,我說服了她不加入突擊小隊,但當年輕人們開始在架設路障,她說要協助,我便讓她和一群女孩子去縛索帶,把拆掉的鐵欄綑在一起。當時下著大雨,我撐著傘,在一旁看著,對自己說是照顧她,心裡稍後清楚,自己是一個徹底的旁觀者。

鐵欄綑好了,要推到目的地,她看著我,雖然沒說什麼,但我好像讀出了意思,於是無法不戴上手套,和她一起把路障推行了數十米、數百米。那一天,我和她當然再一起吃了催淚瓦斯,當時她還沒有什麼裝備。

2019年10月18日,旺角人鏈活動期間,一架巴士上的乘客舉起"五大訴求"的手勢。
2019年10月18日,旺角人鏈活動期間,一架巴士上的乘客舉起"五大訴求"的手勢。攝:陳焯煇/端傳媒

再回帶到6月12日,她第一次吸入催淚氣體,事後她在社交媒體這樣寫:「雖然呢個第一次係遲左啲,但今次確實係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什麼是真實的『抗爭』。」(雖然這個第一次遲了一些來到,但這次確實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什麼是真實的「抗爭」)那一天我帶著她,本來只打算「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地於公園靜坐,包圍立法會,以人數支援民主派議員在議事廳阻撓爭議性惡法《逃犯條例》修訂通過。她說要協助將物資傳上去最前線的示威者,於是我們愈走愈前。傳送的物資包括雪糕,可見當時的氣氛並不緊張,誰料警方防線突然撤後,人群下意識走上前,就在我們落入設計好的布袋後,催淚彈便來了,有兩枚恰好在我和她腳下爆開,立時涕淚俱下,還幾乎一頭栽進某綠色人形物體懷裡。好不容易狼狽後撤到較安全的地方,便傳出分別有人被橡膠子彈擊中眼部和腹部的消息;腹部中彈的人就在我們遇襲不遠處,後來證實是一名患上末期癌症還出來抗爭的中年人。

七年前的反國教運動,我曾帶著一個五年級小學生到政府總部集會支援;五年前的雨傘運動,佔領金鐘翌日,我帶著她到夏愨道「體驗」一下,並在隨後的日子於變成「夏愨村」的佔領區舉自製示威牌、溫習功課;反送中運動爆發,我對自己說,面對一個已經啟蒙的少女,一起抗爭是對她起碼的尊重。

然後,來到這一天,我猛然確認:不是我帶著她前進,恰好相反,而是因為她,我才可以走得這麼前。

這一天是2019年11月11日,運動的第156天,已先後有示威者中實彈受傷,有人懷疑逃避追捕墮樓喪生(一說被暴警推下),群眾第三度自發發起罷工罷市。在大清早阻塞交通行動之後,我們在中環會合,綠色人形物體列陣準備驅散人群,我跑了上前,她不情不願地跟著,她不想「送頭」。

「為什麼要走得那麼前?你想被『狗』咬嗎?」她問。我不知道怎樣回答,不留神回過頭來,她已失去了影蹤。

我來不及找她,「綠色物體」已移動了,滿街又布滿濃煙,他們越過了我,衝向示威者,專門選擇年輕人攻擊、拘捕,混亂中我收到她傳來的訊息:「上前不打『狗』,只是裝出不畏懼的姿態。我不想因為這樣被捕。」

我約她再會合,但她沒有正面回覆,良久才再傳來短訊:「稍後再見。」

我短訊她:「你不信任我可以保護你嗎?」她沒答話,但其實身體最誠實,她的行動已回應了我,綠色物體的行動也回答了我。因為我的年紀、我的行動方式,他們沒有以我為目標。當然在無差別攻擊和濫捕的現況下,我也有可能被捕、狂毆,但所承擔的風險,比她實在低太多。我不禁回憶跟她同行的日子,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她開始埋怨我上街不穿黑衣、不戴口罩,不上裝備。我笑著裝出不畏攻擊的樣子,她便沒好氣,別個臉去。此刻,我很清楚這種裝扮後面的懦怯:以不作抵抗(的模樣)換取不被攻擊,我跟不出來抗爭、仍在說「乖乖不出來便沒事」的順民和威權人格者之間,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在年輕人面前,我總無地自容。年輕示威者一直以來的犧牲,以至黃藍兩邊不同政見者所承受的傷害,其實都可以避免的,掌握資源和權力的成年人不是牢牢擁抱不知還有什麼意義的利益,便是做得太少。我們懶惰,我們姑息,我們懦怯,有付出的也總不夠多,雨傘運動以來的懺悔更一直沒有完成,甚至有開倒車之勢,才將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弄致如斯田地。不斷看著慘劇發生而只懂高呼心痛的成年人,是值得所有年輕人投以不信任票。

運動以「反送中」(反《逃犯條例》修訂)始,演變至爭取真雙普選、抗警暴、解散國家機器、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我給自己三個任務:肉身投入各線行動;盡好作家本份,以紀錄和創作回應時代;以師長身份,利用運動培育下一代成長。

前兩個任務我固然沒有做好,第三個任務,現在看來,也僭妄得可以,跡近可笑了。我憑什麼奢言培育下一代呢?在示威現場,我多次踫上學生和前學生,他們臉容在面罩背後,卻仍散發著堅毅的神色。我們有時互相致意,有時不,我們沒有互道多謝。現場不似社交網絡圍爐取暖,需要聚集正能量。能一起努力的就是同路人,沒有誰比誰優勝,誰比誰先行。齊上齊落,互相照顧,因共在而平等,因平等而共在。那裡,可能每一個人都不會覺得培育了別人,而只會覺得是別人,或者時代,培育了我們。

11月11日網上流傳的一幀照片,被困小巴車廂的孩子在車窗展示寫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紙張。
11月11日網上流傳的一幀照片,被困小巴車廂的孩子在車窗展示寫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紙張。 圖:作者提供

就在11月11日同一天,網上流傳一幀照片,示威者堵路阻止成人上班、學生上學,但照片裡被困小巴車廂的孩子卻顯得很興奮,在實窗展示寫上「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紙張。他們的笑容特別燦爛,而我只能相信,這應該是香港的未來。

而作家總在問自己這樣的問題:我們可以怎樣書寫?怎樣書寫人性?怎樣書寫時代?香港並不一定是答案,但我知道很多年後,我仍會記起尚盧高達在《愛之頌》的名句:「在我想起某物時,事實上我在想起他物。」是的,之後的日子,在我想起某物時,事實上我都在想起2019年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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