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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魏昂德:脫軌的革命,毛主義的局限

毛澤東的判斷從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問題不在於資本主義的復辟,而是官僚階級的頑固。


2016年1月4日中國朱石崗村,竪立一個巨大的毛澤東雕像。 圖: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2016年1月4日中國朱石崗村,竪立一個巨大的毛澤東雕像。 圖: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編按】:本文為斯坦福大學社會學教授魏昂德的著作《脫軌的革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文版的部分章節內容。本書以社會結構關係為主線,敘述1949-1976年間毛澤東革命政權的興衰。魏昂德多年來致力研究1978年之前中國社會的政治制度與群眾運動。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端傳媒獲出版社授權轉載,以饕讀者。

長久以來,無論是在中國國內還是國外,毛澤東都被譽為大膽而又標新立異的思想家,拓展了馬克思列寧思想,脫離了蘇聯教條,為解決共產主義革命不可避免地轉為精英統治的機械官僚獨裁問題而提出了非比尋常的解決方案。掌權時候的毛澤東肯定可以被稱為大膽,甚至是魯莽的。1960年代他發動的打破當權派的運動肯定是對於蘇聯教條和實踐的一種巨大脫離,這似乎表明他思想的靈活性與創新性,將他排除在了蘇聯社會主義主流之外。

但是,如果將毛澤東的行為和產生的後果視為一位大膽創新的領導人所帶來的產物,那麼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相反,這樣一種說法強調了毛澤東思想的狹隘限制,反映了毛澤東的死板與教條主義,執拗於守舊和落後思想,不願意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學習和適應變化。他的核心觀點受他1930年代在延安時所吸收的一系列簡單觀點所影響。最為重要的觀點可以在斯大林主編的共產黨歷史書《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中找到,此書使毛澤東對於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建設有了更為清晰的觀點。這些教條與毛澤東1920年代所擁有的早期觀點相契合,這些觀點包括在革命性的社會變革中有必要進行暴力鬥爭,需要建立統一而又擁有武裝力量的共產黨來領導群眾。這些觀點在內戰這樣殘酷的考驗下得以加強,1940年代末動員全民在對抗國民黨的過程中取得了一場似乎不可能實現的勝利。

毛澤東一生都不願偏離這些想法,而他在生前最後20年的行為事實上是抗爭那些希望遠離毛澤東核心思想的海內外共產主義人士的。在很多人眼裏,毛澤東的思想似乎越來越過時,而且帶來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從這個角度而言,毛澤東在許多方面都是一個反動分子,在斯大林教條過時後依然堅持這些觀點。

1949年以後中國革命的發展事實上是因為毛澤東不願意修改之前的這些決定,還因為他日漸感覺其他領導人有可能修改這些決定。

許多對毛時代一系列政治事件發展的解釋都不可避免地圍繞毛澤東在一些關鍵轉折點時做出的決定和干預,而此書也不例外。但是,當我們考慮毛澤東在1949年革命勝利前就已形成的核心觀點之際,我們指出事件發展是由更深層次的原因所推動的。共產黨後來並沒有修改共產黨所設立的目標和實現目標的途徑。1949年以後中國革命的發展事實上是因為毛澤東不願意修改之前的這些決定,還因為他日漸感覺其他領導人有可能修改這些決定。

《脫軌的革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

作者: 魏昂德(Andrew G. Walder)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譯者: 閆宇
出版年: 2019/7

毛思想四觀點對中國的影響

是什麼樣的核心思想對1949年之後的中國產生了如此決定性的影響呢?第一個思想可能是最早形成的:毛澤東認為只有暴力衝突才能帶來真正的社會變革,解放受壓迫者。這些想法在1920年代就已經在毛澤東腦海中形成,並且在有關農民運動的文章中有着全面清晰的表述。在這些文章當中,年輕的毛澤東堅持認為造反運動中的暴力事件是社會變革當中不可避免的副產品,而絕對不是糟糕的「多餘」之物。對於破舊立新而言,有必要對精英使用暴力、進行羞辱。毛澤東不僅強有力地解釋了為什麼在真正的社會變革當中需要暴力,而且批評了那些對農民運動中的暴力事件有所畏懼的人。在他看來,他們喪失了加入革命的權利,成為了反動分子。

這些看法在中國共產黨後期的歷史當中有所體現,包括在農村土改當中黨政幹部發動的批鬥運動,1950年代在中國城市鞏固權力之際發動的批鬥運動,文化大革命當中對於黨政幹部和知識分子進行羞辱打罵。這些運動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核心:通過群眾運動反抗固化的精英階層。提到這次運動,就不可能不提到這一思想基石。毛澤東曾公開忽視那些在1966年夏天的北京因為紅衞兵運動而致死的人,他對於1967年夏天的武鬥死亡人數也毫不在意。對於那些對紅衞兵暴力事件感到震驚的官員,毛澤東也非常不屑,認為這反映了他們的反動本質,這些跡象都反映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呼籲官員支持紅衞兵,這是對他們革命奮鬥精神的考驗,正如1927年對於農民運動的看法也是一種嚴峻的考驗,證明他們到底是革命的共產黨人還是反動的國民黨人。毛澤東從革命生涯開始到去世前的一致態度就是,階級鬥爭導致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對於實現真正的革命性變革也是必要的,人們不能因為不可避免的連帶傷害而退縮。

第二個觀點則是社會主義當中也存在階級鬥爭;隨着社會主義縱深推進,階級鬥爭也會變得愈發殘酷;對於經濟政策和社會主義改造速度的不同觀點就是階級鬥爭的表現形式。毛澤東的這種思想源於蘇聯那本《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這是斯大林思想的核心,在斯大林晚年選擇忽視這一觀點,後繼者全面否定這一觀點、將其視為錯誤而具破壞性的觀點之後,毛澤東仍然堅持。這啟發了毛澤東在1943年延安整風期間尋找黨內叛徒。這就是毛澤東清洗官員的正當核心理由,那些官員對於社會主義「草率推進」持批判態度,或者說他們有膽量挑戰大躍進所取得的成就。這塑造了毛澤東對於大躍進災難性後果的理解:農村地區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被國民黨殘餘分子所掌控,剝削被壓迫階級,破壞毛澤東的偉大革命。他認為,只有階級敵人才會以非人類的殘酷方式對待饑餓的農民。這就是推動四清運動背後所蘊含的觀點,四清運動是一場既不穩定也缺乏一致性的運動,而劉少奇一直積極推動,直至運動終止。蘇聯拒絕接受這一觀點,這也是毛澤東譴責蘇聯為修正主義者、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主要原因之一。若非這一核心觀點,也就難以想像會發生文化大革命。

這塑造了毛澤東對於大躍進災難性後果的理解:農村地區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被國民黨殘餘分子所掌控,剝削被壓迫階級,破壞毛澤東的偉大革命。他認為,只有階級敵人才會以非人類的殘酷方式對待饑餓的農民⋯⋯蘇聯拒絕接受這一觀點,這也是毛澤東譴責蘇聯為修正主義者、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個觀點,實現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一個等級分明、有組織的共產黨,黨內紀律嚴明、思想行為統一。此外,還形成了對黨內領導層、特別是最高領導人的一種崇拜,認為他們都是正確的,都不會犯錯。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所譴責的「領導人崇拜」,在毛澤東看來,有助於在黨內形成紀律性和信仰,也正是此因素幫助共產黨成功擊敗國民黨,改造中國,建立社會主義。這種觀點和核心要義就是最高領導人本身有能力決定正確道路,決定什麼樣的政策是革命性的或是反動的。因為階級鬥爭隨着社會主義的勝利曙光逐漸顯現而變得更加嚴酷,最高領導人必須保持警醒狀態,防止在領導層和全黨範圍內出現資產階級傾向。毛澤東和斯大林一樣,認為對一位領導人樹立起鐵一般的信仰,有助於在作為鬥爭力量的共產黨內維持統一和紀律——否則就會陷入黨派鬥爭混亂。毛澤東思想最為顯著的特徵,就是革命黨的這些特徵必須要長時間保持,時間必須遠長於他人認為有必要或者是合適的時間。革命不會隨着權力的獲得而停止,階級敵人消滅、所有制改革之後也不會消失,革命要無限期地繼續下去,這就要求領導層也保持革命狀態。

毛澤東思想最為顯著的特徵,就是革命黨的這些特徵必須要長時間保持,時間必須遠長於他人認為有必要或者是合適的時間。革命不會隨着權力的獲得而停止,階級敵人消滅、所有制改革之後也不會消失,革命要無限期地繼續下去,這就要求領導層也保持革命狀態。

第四個觀點,1930年代蘇聯在工農產業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形式就是社會主義的定義本身,這種形式具體而言就是拒絕私營企業、市場經濟、利益驅動。此外,這種經濟模式可以、也必須被快速建立,從上到下進行革命,方式如同1930年代斯大林創立這種模式一樣。儘管斯大林本人曾建議中國採取一條更為平衡的道路建設社會主義,而在斯大林晚年時期,也開始承認「客觀經濟規律」適用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者,但毛澤東仍然堅持原有觀點。毛澤東始終拒絕重新考慮政治動員在推動經濟變革和發展過程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也拒絕承認現代科學技術和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專業管理人員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必要組成部分。毛澤東甚至拒絕承認,蘇聯模式那些廣為人知的低效問題可以被部分採用資本主義經濟機制所緩解,也就是採用價格機制、競爭,為了提高效率,引入利潤計算機制。對於毛澤東而言,這是絕對不能考慮的,因為這樣社會主義就會被資本主義所替代。毛澤東斷言,贊同這些觀點的人代表了國內外資本主義階級的利益,想要推翻社會主義。

毛澤東拒絕改變

毛澤東拒絕在這些觀點上改變立場,除他以外的社會主義世界一直在改變。蘇聯教條主義的緩和開始於二戰之後,並於1953年後速度有所加快。赫魯曉夫1956年發表演講之時,毛澤東的許多核心觀點都公開受到攻擊。新的教條並沒有否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核心—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的推動力,但是一旦社會主義經濟建立起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基礎就消失了,任務就變為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無產階級專政」和大規模鎮壓必須有所緩解。社會主義當中並不存在階級鬥爭—這被全面譴責為斯大林最為錯誤的創新論點,缺乏馬克思主義依據支撐。吹捧最高領導人在斯大林時代變得極端,這事實上令人扼腕,這是一種荒謬的幻想,只用於掩護斯大林瘋狂處決假想敵和真正敵人的事實。這並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要義,這些都脫離並扭曲了馬克思主義,用赫魯曉夫的話來說,是對共產黨和人民的一種犯罪。沒有一位「最高領導人」應當被允許以法令的形式確定哪些政策是革命性的,哪些政策是反動的。

毛澤東最開始就拒絕接受這些觀點。他拒絕承認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應當緩慢而漸進,經濟發展才能穩固平衡,大規模運動和階級鬥爭的時代已經結束。他拒絕「過分」詆毀斯大林。1956年和1957年這短暫的兩年間,他曾試圖將自己打造成為後斯大林時代的解放者,但是雙百運動對他有所衝擊之後,他又重新回到反右運動中的階級鬥爭道路,在大躍進當中為發展經濟展開動員運動。在大躍進災難之後,毛澤東又加深了自己對於階級鬥爭這一斯大林核心要義的認識,精心策劃反黨計劃和群眾運動,打破官僚政黨體系,代之以新的「革命」機構。毛澤東的行為看起來非常具有創新性,且屬非正統的革命觀點,但是他背後的核心動機卻在社會主義陣營裏被認為是保守,甚至反動的,事實上,中國共產黨黨內也有人這麼認為。

官僚社會主義

毛澤東經常被認為格外關注共產主義政權的官僚機制,這樣的機制會逐漸出現自我加持的精英,為自己謀取特權,產生新形式的階級壓迫。毛澤東高度重視這個問題,事實上文化大革命當中毛澤東的作為也明顯地反映了這一點,他不僅試圖清洗掉那些對毛澤東理念缺乏忠誠度的官員,同時動員所有人打破黨政機構、建立起新體制。

他拒絕考慮一個截然不同、但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判斷:問題深深植根於官僚社會主義當中——所有生產方式的配置都掌握在國家官僚手中,而官員又由一黨執政的共產黨任命。

但是,這也反映了毛澤東思想非常突出的局限性。他拒絕考慮一個截然不同、但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判斷:問題深深植根於官僚社會主義當中——所有生產方式的配置都掌握在國家官僚手中,而官員又由一黨執政的共產黨任命。毛澤東需要解決官僚對財產和權力的壟斷問題,還要應對特權階層這個由晉升體制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產物,而晉升體系又建立在政治忠誠度之上。毛澤東拒絕反思蘇聯經濟模式,特別是拒絕讓市場競爭、物質獎勵、計算利潤發揮作用,他特別抗拒反思斯大林的觀點,例如世界上只存在一種正確觀點,那就是最高領導人的觀點;例如對於實際問題的意見分歧是階級鬥爭的表現形式。

毛澤東對於蘇聯轉向「資產階級」這一判斷事實上非常奇怪——蘇聯領導人因為依賴官僚專家、計件率和貨幣激勵,使得蘇聯社會主義走向資產主義。但是事實上,資本主義的主要特點蘇聯都不具備:蘇聯不存在私有制,企業之間不存在市場競爭,沒有使用價格機制管控供給和需求。蘇聯擁有的官僚體系與中國1950年代向其學習的體系仍然保持一致,只是在運行層面上做了些許調整。

儘管毛澤東被譽為一位思想家,但是毛澤東並不完全是一位反對官僚的思想家。他事實上並不反對官僚階級——他只是更傾向另一種官僚體系。

儘管毛澤東被譽為一位思想家,但是毛澤東並不完全是一位反對官僚的思想家。他事實上並不反對官僚階級——他只是更傾向另一種官僚體系。毛澤東拒絕將權力讓渡給擁有專業知識和接受過科學培訓的官員。他希望黨政官僚絕對服從於他和他的思想,官員按照政治忠誠度進行選拔和晉升。毛澤東所傾向的官僚體系通過效忠意識形態而實現,或者換言之,就是通過教條式政黨掌控。當政黨對於權力和特權的壟斷不可避免地固化了佔壓迫地位的官僚階層,毛澤東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推倒重來,用對黨忠誠並且目的更加純粹的新人代替舊制。但是,這又重蹈了導致問題發生的原有狀況:一個由對黨忠誠的人所組成的階層,對物產、權力、工作分配和特權分配進行壟斷。此外,通過以叛徒和階級陰謀的罪名威脅對黨忠誠的代理人,毛澤東迫使他們必須在服從命令的壓力下反覆推行破壞性的激進運動。這就是大躍進災難的核心,黨政幹部下令大量提高產量,對取得的成就進行造假,從挨餓的村民當中奪取糧食—所有這些都受到反右運動的威脅。這也是1968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核心,毛澤東在基層的新代理人積極響應清理階級敵人的指令,不能也不願意約束逐漸失控的迫害行為。

毛澤東的判斷從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問題不在於資本主義的復辟,而是官僚階級的頑固。他所認為的問題是體系不可避免的產物,而這個體系正是他所堅持的唯一體系,不可動搖,只能通過回到初始狀態,重新煥發活力。毛澤東的判斷導致中國陷入衝突和毀滅的循環之中,逐漸被困在落後的泥潭裏。對於中國而言,這是由一位擁有極其狹隘、落後的觀點且武斷的領導人所導致的悲劇性失敗。在這位逐漸年老的領導人去世之後,中國領導人才擺脫了毛澤東教條思想的循環邏輯,考慮採取與蘇聯模式不同的組織和經濟替代方案。考慮到十年後蘇聯帝國垮台,這似乎是一個適時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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