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暫停議會後的脱歐賭局:鮑里斯·約翰遜們的美麗新世界

選民已非傳統的兩黨制邏輯所能理解,代議政治正在走向衰敗,這才是保守黨疑歐主義者為何轉向不惜一切代價脱歐的關鍵。


2019年8月,約翰遜接替因脱歐協議難產而下台的文翠珊,成為唐寧街10號自2016年歐盟去留問題公投以來的第三位主人。 攝:Toby Melville/AFP/Getty Images
2019年8月,約翰遜接替因脱歐協議難產而下台的文翠珊,成為唐寧街10號自2016年歐盟去留問題公投以來的第三位主人。 攝:Toby Melville/AFP/Getty Images

在1919年代表崩潰的奧斯曼帝國出席巴黎和會的親西方政治家阿里·凱末爾貝伊(Ali Kemal Bey)絕對想像不到,自己的曾孫將在整整100年後利用選民對7000萬土耳其人穿過歐盟越境而來的恐懼,當上英國的首相。但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做到了:2019年8月,約翰遜接替因脱歐協議難產而下台的文翠珊(Theresa May,德蕾莎·梅伊),成為唐寧街10號自2016年歐盟去留問題公投以來的第三位主人。

距離英國正式退歐的最後期限(10月31日)不滿百天,前有無協議脱歐可能造成的恐慌與混亂,後有對強硬脱歐派路線心懷不滿的議會下院,約翰遜面前的形勢似乎並不比為一個輸掉世界大戰的帝國收拾殘局來得輕鬆。不過,約翰遜的手中並不缺乏潛在的政治資本:早在公投期間,他便通過為競選團隊「投票脱歐」(Vote Leave)站台成為脱歐陣營的頭號代言人,將自己的政治生命與1740萬支持英國脱歐的選民(儘管一些人未必支持約翰遜的脱歐方式)綁定在一起。而與盡失本黨兩翼議員信任的文翠珊政府相比,約翰遜政府至少獲得了下院保守黨右翼的穩定支持。這固然不足以令他擺脱保守黨(以及與保守黨簽署政權支持協議的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目前只有一席多數的尷尬狀況,卻足以支持他採取一種更清晰、但也必然更具挑戰性的策略。

不同於崇尚和平協商的曾祖父,約翰遜將要採取的策略似乎更接近歷史上那位更著名的穆斯塔法·凱末爾帕夏(正是其支持者在1922年將阿里·凱末爾貝伊從伊斯坦布爾的一家理髮店裏拖出並私刑處決;兩位凱末爾之間沒有血緣關係)。就任伊始,約翰遜便表態將以不惜放棄協議的堅決態度與歐盟進行最後一輪談判;面對在野黨與保守黨內留歐派議員可能聯手推翻執政黨微弱多數、通過不信任投票的威脅,約翰遜及其團隊表示將拒絕依例下台,並且向女王建議在10月31日脱歐完成後舉行大選。

或許更值得注意的是約翰遜政府的人事動向。在約翰遜完成對重要閣僚的任命之後,曾在2016年與約翰遜搭檔為脱歐陣營代言的前環境大臣高文浩(Michael Gove,麥可·戈夫)與在「投票脱歐」競選團隊擔任總監的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亦以更為低調的身份進入唐寧街,將中央政府與首相官邸團隊帶入應對無協議脱歐與提前大選的備戰狀態。

約翰遜的野心並不只在於按期兑現2016年公投的結果,更在於用一場選戰勝利擊潰朝野各黨的反對者,把今後五年保守黨和英國政治的船舵緊緊握在手中。我們也需要跳出看待脱歐的傳統框架,並重新評估約翰遜其人,以及他所帶領的這支團隊的底色:到底是怎樣的「美麗新世界」,才能讓他們甘願把英國帶入全民公投與憲政危機的豪賭?

香蕉和自行車,鮑里斯:約翰遜的政治品牌

約翰遜為脱歐陣營帶來的,是一個自二戰結束以來便未見於英國政界的強大「品牌」。

素來以雜亂的金髮和表演型人格著稱,鮑里斯·約翰遜註定成為媒體寵兒。他1964年出生在紐約,直到2017年都持有美國國籍。除了來自曾祖父的穆斯林土耳其血統外,他的首名鮑里斯和中名普菲費爾(Pfeffel)分別暗示了他的家庭與俄羅斯和德國的淵源。從伊頓公學到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約翰遜始終與他的精英朋友圈過從甚密,但正如民族熔爐一般的血統並沒有讓他成為一個典型的普世主義者,他也沒有像其他老同學(例如大衞·卡梅倫)那樣把布靈頓俱樂部(Bullingdon Club)式的輕狂作風收斂於更為成熟的公共形象之下。

在2017年作為外交大臣訪問緬甸期間,約翰遜曾默唸魯德亞德·吉卜林的詩句,因有讚美殖民主義之嫌被隨行的英國外交官警告;而在2018年的一篇專欄文章裏,他曾稱穿戴蒙面罩袍的穆斯林女性為「郵筒」和「搶銀行的」。在認同政治不似大洋彼岸表面化的英國,約翰遜對政治正確(以及職業道德)邊界的戲謔態度即便用委婉的方式形容,也無疑是頗有風險的。但正如他在工作和社交場所給同事和同僚留下的印象一樣,約翰遜總是能在激怒一半人的同時逗樂另一半人,這種性格曾讓他在1980年代為《泰晤士報》擔任見習記者時因捏造採訪發言丟掉工作,也讓他在之後有機會重返記者生涯,為親保守黨的《每日電訊報》擔任駐布魯塞爾記者。

在1973至1979年間,鮑里斯·約翰遜曾隨父親斯坦利(他出生時的姓名是奧斯曼·威爾弗雷德·凱末爾)在布魯塞爾居住,並在那裏學會了法語。斯坦利當時正在歐共體委員會領導污染防治,又在接下來的五年裏進入歐洲議會成為議員,這令約翰遜一家在政治立場上與歐洲十分親近,卻不足以說服鮑里斯在報導歐共體/歐盟新聞時採用更順從的態度。

在1989到1994年間,鮑里斯·約翰遜借《每日電訊報》的報導,將時任歐共體/歐盟委員會主席雅克·德洛爾(Jacques Delors)描述成一個對蘇聯解體和德國統一感到恐慌的法國社會主義者,說他試圖通過推動歐洲聯邦化來束縛「8100萬人口的德意志巨人」。他還刊發了無數關注政策細節的「歐盟迷思報導」(Euromyth):在他的筆下,歐盟官僚機構(一般是高傲而愚蠢的法國人)把蝸牛認定為魚類,用「鉅細靡遺的卓越關注力」統一安全套和棺材的尺寸,還禁止英國人使用雙層巴士、銷售雞尾酒蝦味薯片或者淺色香腸。早在脱歐公投的想法乃至約翰遜本人進入主流政治視野之前,英國獨立黨創始人法拉奇(Nigel Farage)便稱讚他塑造的歐盟形象令整個英國右翼皈依了小眾的歐洲懷疑主義思潮。

約翰遜在於2007年當選倫敦市長後,不但攬下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熱度,通過在全倫敦投放市政自行車讓所有市民都記住了「鮑里斯單車」。

約翰遜在於2007年當選倫敦市長後,不但攬下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熱度,通過在全倫敦投放市政自行車讓所有市民都記住了「鮑里斯單車」。 攝:Ben Pruchnie/Getty Images

不過大受右翼歡迎的「直香蕉」筆法只是約翰遜個人品牌的一部分。從2001年開始,約翰遜開啟了自己的第一段議員生涯,並在2004年成為保守黨副主席兼影子藝術部長。約翰遜在此期間的投票記錄呈現出一個大體中規中矩的新生代保守黨議員形象:他們在經濟與社會議題上有自由主義乃至自由至上主義傾向,反對大政府傾向並鼓勵地方自治(儘管並不一定樂於擴大地方財政),在外交政策上偏向新保守主義,支持2003年伊拉克戰爭。

2004年,約翰遜曾因隱瞞一起緋聞獲罪於時任黨首夏偉明(Michael Howard,麥可·霍華),丟掉了在黨內與影子內閣的職務,但在2005年卡梅倫(David Cameron,大衛·卡麥隆)繼任黨首之後,約翰遜獲得了政治生涯的第二次機會,於2007年當選倫敦市長,在市長任上贏得了巨大的公關紅利,不但攬下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熱度,還通過在全倫敦投放市政自行車讓所有市民都記住了「鮑里斯單車」。

除此之外,倫敦市長的地位還為約翰遜帶來了制度上的便利:作為英國地位最顯赫的直選政治家,約翰遜既能分享本黨擁有的競選專家資源,也能更加自由地發表公開政見而無需顧慮黨鞭(只負責議會保守黨)的規訓。在2015年大選前夕,卡梅倫與歐思邦(George Osborne,喬治·歐思邦)已開始認真考慮約翰遜進入議會、並在市長任期結束後對卡梅倫繼任者之位展開爭奪的可能性,而當約翰遜最終於2016年2月21日投書《每日電訊報》,宣布將在公投中支持英國退出歐盟時,他為脱歐陣營帶來的是一個自二戰結束以來便未見於英國政界的強大品牌。

不過,對脱歐的堅持並不是鮑里斯品牌的一部分。對布魯塞爾長期以來的戲謔並不等同於相信英國應當退出歐盟,「疑歐」與「脱歐」的差異在2019年的今天看來似乎微不足道,但在2016年足以決定一個人的政治生命,乃至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命運走向,即便以言行魯莽著稱的約翰遜也難免掙扎——直到和他面臨同樣困擾的高文浩作出了自己的信仰之躍。

「異端」高文浩的背叛與復興

高文浩與約翰遜雖分別對黨首之位發起了挑戰,但在形勢變得明朗之後,他們再次作為盟友走到了一起。

約翰遜入主唐寧街後,高文浩被授予「蘭開斯特公爵領大臣」一職,相當於一種不管部大臣。這一職位意味着他將免於閣僚義務的牽絆,專注於處理無協議脱歐預案、憲制問題與內閣府行政等在傳統的責任內閣制政府下難以解決的事務——換言之,這份閒職將允許高文浩在脱歐進程的衝刺階段扮演救火隊員的角色。

高文浩的疑歐主義情結也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當時的高文浩也在媒體行業供職,他作為《泰晤士報》主筆,頻繁光顧保守黨內疑歐主義團體「歐洲研究組」(European Research Group)在西敏議會大樓內舉行的早餐會——這一團體在2019年號稱擁有八十餘名後座議員支持,但在二十年前還只是一個由保守黨內極少數反歐盟「異端」組成的邊緣組織。

高文浩堅定的疑歐主義傾向既令他不同於經歷過英歐蜜月期(1973年英國加入歐共體)的「70後」保守黨人(文翠珊,夏文達——台譯韓蒙德等),也將他與其他「80後」保守黨人(卡梅倫、約翰遜、歐思邦)區別開來。1990年前後進入社會的新生代保守黨人在英歐關係的問題上深受後冷戰時代精神的影響。他們大多不認為在蘇聯解體後推進歐洲一體化有何益處,但也不曾設想過英國完全退出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未來。而在卡梅倫為首的所謂保守黨現代派(Tory modernisers)看來,註定沒有結果的歐盟問題綁架了保守黨的傳統支持者,並拖累了他們將保守黨改革為自由主義政黨、以與工黨爭奪中產階級選票的策略,必須加以擱置。

但即便對疑歐主義懷有強烈的同情,在政治色彩與履歷上與現代派關係密切的高文浩仍對卡梅倫的主張保持了充分的理解。即便在2015年大選前,卡梅倫準備將舉行歐盟去留問題公投的承諾寫進政綱時,高文浩也沒有露出機會主義的一面,而是和主張留歐的時任財相歐思邦提出了同樣強烈的質疑:他們都認為,不經過議會政治家公開辯論便向公眾拋出脱歐問題過於莽撞,而公投恰恰不利於解決複雜問題。

文翠珊政府倒台後,高文浩(右)與約翰遜雖分別對黨首之位發起了挑戰。

文翠珊政府倒台後,高文浩(右)與約翰遜雖分別對黨首之位發起了挑戰。攝:Chris J Ratcliffe/Getty Images

但當2016年6月24日上午公投結果揭曉,卡梅倫宣布辭職,高文浩便全力準備下一步的政治布局。之前的2月20日,在內閣會議上,高文浩便已經與另外五名早已表露疑歐主義傾向的閣僚一道背離政府的官方路線,選擇支持脱歐陣營,和卡梅倫分道揚鑣。對外表沉悶、素來以雷厲風行的政策鑽研者(policy wonk)形象為人所知的高文浩而言,脱歐公投的結束只意味着脱歐工作的開始。早在公投開票前一週,高文浩便與自己的前顧問卡明斯擬定了未來組建脱歐政府的計劃,準備擁戴約翰遜成為首相,由自己擔任財政大臣兼脱歐談判總代表、並讓卡明斯作為首相官邸幕僚長監督公務員系統的脱歐執行工作——但這一形同政變的方案讓約翰遜與高文浩「割席」,脱歐陣營在與文翠珊和菲利普·哈蒙德的競爭中敗下陣來。

文翠珊政府倒台後,高文浩與約翰遜雖分別對黨首之位發起了挑戰,但在形勢變得明朗之後,他們再次作為盟友走到了一起,「蘭開斯特公爵領大臣」頭銜之下暗藏的廣泛職責似乎意味着兩人的矛盾已經化解。和2016年6月最後一週的混亂相比,約翰遜和高文浩的短期利益如今更加吻合:他們都已成為保守黨「脱歐」一翼的代表,只不過前者代表脱歐作為政治運動的一面,後者主持脱歐的實際運作。但僅憑這場重聚,並不足以令脱歐派避免重蹈當初「贏得戰爭卻輸掉和平」的覆轍。

隨着10月31日大限臨近,來自保守黨內外的反對派議員也已集結起來,準備利用最後期限前僅剩的兩段議會會期(9月3-14日;10月9-31日;其間為供政黨召開全國年會的休會期)發起立法挑戰乃至不信任動議,阻止政府不惜一切代價退出歐盟的計劃。而在8月28日,約翰遜也終於走出了他的下一步。

卡明斯、反政治,與「新模範黨」的未來

隨着8月28日約翰遜提請女王下令暫停議會,很多關於英國憲制的「常識」都被重新拋進了想像力與好奇心的領域。

維多利亞時代《經濟學人》的知名主編兼政論作家瓦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曾在1867把英國政體形容為一種讓立法和行政權力在互相牽涉中達成制衡的體制,與啟蒙主義的三權分立相反。議會作為立法機構,推舉內閣為一個執掌行政職能的特別委員會,而首相作為內閣首腦既仰賴議會的信任,也掌握解散議會的權力。相比之下,君主以及君主制為首相賦予的宰執身份只是一種通過營造劇場效果滿足民眾保守心理的必要虛飾,真正的權力終究掌握在賢能的議會政治家手中。

白芝浩對英國政治的描述塑造了之後一個半世紀裏大多數人對英國議會君憲制的認識,但隨着8月28日約翰遜提請女王下令暫停議會,很多關於英國憲制的「常識」都被重新拋進了想像力與好奇心的領域。這正是現任首相特別顧問、曾在2016年與高文浩一道為新一屆脱歐政府繪製藍圖的多米尼克·卡明斯想要看到的:首相的憲制地位中被白芝浩視為虛飾的君權部分恰恰意味着,約翰遜政府可以用各種手段充塞議會議事日程、拒絕在被彈劾後立刻下台、安排脱歐派上議院議員用宂長演講(filibuster)拖延法案審議,乃至暫緩將阻撓英國按期脱離歐盟的議會法案送交女王御準……建議女王暫停(prorogue)議會,屬於首相被賦予的王室特權(royal prerogative)之一,雖在當前使用難免政治爭議性,但議會在原則上也無從過問。

雖然在嚴格意義上,暫停議會的手段並不能徹底消除反對派議員發起反制措施的機會,甚至有可能加快他們達成跨黨派共識的速度(他們理論上仍能在9月3日到8日之間尋機通過禁止無協議脱歐的立法乃至不信任動議,上述兩個選項都有潛在多數支持),但在一個預設政治家會循規而行的不成文憲制框架下,約翰遜政府的「憲制斯諾克」無疑塑造了一種危險的對抗螺旋,迫使朝野雙方走上一條危險的博弈之路,在挑戰憲制「常識」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最終如「薩拉米戰術」般一點點地將國家權力的運轉自洽性推向自威廉四世(1830-1837年在位)以來所未有的危機(例如打破傳統的法案御準時間表,或逼迫女王在議會和首相的決定之間作出抉擇)。在這場古巴導彈危機式的對抗中,主要的武器不再是「政治智慧」,而是敢於冒風險的赤裸意願,而卡明斯恰恰就是這樣一個擁有充分意願儲備的人。

雖然在公投期間投入大量精力讓選民相信脱歐將會平穩發生,卡明斯在網誌中從不諱言脱歐執行階段的複雜性與困難。他認為,這場戰後以來英國政府面臨的最複雜工程要求西敏公務員體系接受徹底的改造,以像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ARPA)一樣解放那些「在人類智力正態分布最尖端」的決策者,讓他們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一激進的管理哲學深刻地影響了高文浩在2016年夏天提出的新政府構想,也把脱歐想像成了一場「政府革命」的先聲——但在當下的唐寧街10號眼中,卡明斯的價值顯然不在於他狂熱的科技進步主義思想,而在於他作為政治策略家的膽量與才能。

2019年8月26日,英國首相約翰遜在G7峰會上參與一個有關全球氣候變化的工作討論。

2019年8月26日,英國首相約翰遜在G7峰會上參與一個有關全球氣候變化的工作討論。攝:Stefan Rousseau/Pool via Getty Images

在脱歐故事即將迎來終局的今天,除了贏下脱歐公投、為約翰遜政府制定脱歐策略之外,卡明斯在15年前的一段早期經歷或許更值得我們予以重視:在2004年的東北英格蘭權力下放公投中,卡明斯曾領導反對陣營的助選團隊贏得近80%的選票,令支持在當地建立民選地方議會的時任工黨政府敗北。

無論卡明斯在那個沒有社交媒體的時代採用的方法論與策略在今天有何借鑑意義,他在2004年取得的那場勝利本身曾給包括高文浩在內的一些新生代保守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2005年發表的一篇題為《直接民主:一份「新模範黨」綱領》(Direct Democracy: An Agenda for a New Model Party)的報告中,包括高文浩、前外交大臣侯俊偉(Jeremy Hunt,傑瑞米·杭特)與保守黨內一些最活躍的疑歐主義者把2004年的東北英格蘭公投視為英國政治史上新一輪長期趨勢的象徵:一個得到當時三大政黨中的兩個(工黨與自民黨)和當地工會乃至教會組織背書的主張,竟然在保守黨勢力幾乎不存在的東北部舊工業地帶遭到了80%選民的羞辱,表明潛在選民的投票(與不投票)意願已非傳統的兩黨制邏輯所能理解。英國的代議政治正在走向衰敗:投票率的下降並不等於選票的流失,只是意味着潛在的選民群體已經下沉到傳統政治視野之外,進入了一個無人涉足的「反政治」(anti-politics)領域。

《直接民主》的聯署人們認為,反政治的興起本應為中右翼政黨帶來機會:在美國,共和黨便通過收割強烈抵觸政治家和傳統政府機制的反政治人群,在20世紀的後三十年裏從一個以東海岸城市精英為主體、因而難以與民主黨相區分的政黨轉型為一個擁有牢固草根基礎的右翼政黨。但在沒有槍械俱樂部、福音派教會與成文憲法的英國,保守黨以社會身份為限、講求隨波逐流的託利主義(Toryism)很難充當動員反政治人群的意識形態標杆。這一潛在票倉最終只能被拱手讓與專攻歐洲與移民議題、不尋求全面執政的英國獨立黨(UKIP),甚至反過來侵蝕日漸衰老的保守黨基本盤。

這一基於長期前景的政治考慮,才是理解保守黨的疑歐主義者為何從疑歐轉向不惜一切代價脱歐的關鍵:脱歐的核心問題並不在於對英國主權和經濟自由與脱歐風險的權衡,而在於令這些連專業人士都無法精確計算的政策細節與普通選民的情緒產生聯繫的(反)政治動向。而保守黨內的強硬脱歐派自2016年以來第一次掌握政權,則意味着他們終於可以對這一動向作出自己的回應。

誠然,在保守黨內對無協議脱歐的意見無法統一的當下,約翰遜並非高枕無憂,而動用首相特權暫停議會的做法,甚至會令首相與議會之間的不信任大大加深。但在脱歐的最後兩個月裏,決定英國走向的將不再只是法律條文與議會的計算,還有朝野雙方意志力較量的勝負:約翰遜將不斷地在不成文憲制的悖謬邊緣試探,而倉促集結起來的留歐派議員也必須在更加緊迫的時間裏尋找最後一線達成共識的可能。這無疑是一場徹底乖離於白芝浩樂觀預期的噩夢,但英國政治的現狀無疑更接近卡明斯的描述:「政治家的工作就是不斷試圖重新發明兒童的算術,然後搞砸,」他在2017年6月23日紀念脱歐公投一週年的網誌中曾如此寫道,「……然而阿基米德已經不是什麼新鮮知識了;只有修昔底德和孫子兵法還在尖端。」

(閔似鍾,小寫的保守主義分子,英國政治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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