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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民主遭遇全球危機的背後:美國如何敗給了中俄?

2006年後,長達三十年的民主發展陷入停滯——並開始逆轉。緩慢的敗退麻痺我們,讓我們心生懈怠。事情還沒那麼糟,我們告訴自己;我們只是後退了一小步。


美國總統特朗普、俄羅斯總統普京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娃娃。 攝:Andrey Rudakov/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美國總統特朗普、俄羅斯總統普京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娃娃。 攝:Andrey Rudakov/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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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擴張並非必然。1900年,在人口過百萬的國家中,只有11個是民主國家,1920年是20個,1974年則是29個。直到近25年,民主才成為世界主導的政府形式。到1993年,民主國家的數量激增至77個——首次在人口過百萬的國家中成為主流。到2006年,民主國家的數量已經增至86個。

然而現在我們正處於危險時刻。民主正面臨全球危機。據非營利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全球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水平連續12年下降,每年在這兩項指標上有所下降的國家要比有所提高的國家多很多。在過去十年中,六個民主國家中就有一個離開了陣營。目前,世界大國中勉強有過半的民主國家。

這些數據尚未反映出危機之深重。在統計數據的背後,許多國家的民主制度和規範都在遭受持續不斷的明顯破壞。中俄及其擁躉正在推進一種新的全球敘事,宣傳強人統治——而非民治——才是艱難時期的前進道路。

直到最近,美國才下定決心遏制今日民主的主要敵人:一為雄心勃勃、正在崛起的中國,一為滿懷怨恨、日漸式微的俄羅斯,還有從匈牙利到菲律賓等新一波民粹主義的威權政府。然而現在,美國自身的政治衰敗日益加劇。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侮辱美國盟友,反向普京(Vladimir Putin)示好,寬恕其他獨裁者,支持本土主義政策和運動,動搖了二戰後的自由主義秩序。美國的問題還包括兩黨憤世嫉俗的政客、無法提供公共產品的僵化體系,以及沒有投票動力的自滿公民。

這一切都玷污了民主的榮光,也拉遠了美國與世界的距離。如果美國的退步不能很快扭轉,全球的民主制度都將面臨危險。

正如已故的哈佛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解釋道,民主的變革從來不會孤立地發生,相反,它在不同地區乃至全球範圍內,像波浪一樣時漲時落。當民主浪潮洶湧澎湃時,轉變為民主政治的國家數量會大大超過遠離民主政治的國家數量,自由的總體水平上升。而當浪潮回落時, 情況正好相反:民主國家數量萎縮,人類的自由水平下降。

亨廷頓認為,全球民主化的第一波浪潮始於美國的民主化,他將這個時間追溯到1828年(可商榷),當時超過一半的美國白人男性獲得了投票權。漸漸地,第一波浪潮席捲了西歐大部分地區以及東歐的一些國家(如波蘭)、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和四個南美國家。一百年後,30多個國家(其中有些相當小)「已經建立了最起碼的國家民主機構」,亨廷頓寫道。

第一波浪潮達到頂峰時,一股相反的勢力於1922年開始聚集,當時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向羅馬進軍,迅速瓦解了意大利脆弱的民主制度。接下來葡萄牙、波蘭和波羅的海諸國的民主制度也很快被取代。關鍵的轉折點出現在1933年,即納粹在德國掌權之時。20世紀30年代,自由主義社會在長期經濟蕭條中掙扎,人們漸漸對民主是否可行產生了懷疑,即便英、美兩國也不例外。

二戰中軸心國的失敗遏制了這一勢頭,同時也推動了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第二波浪潮讓西歐大部分地區的民主得以恢復,也讓日本和土耳其首次接觸到真正的民主,並讓民主更加深入拉美地區。然而這波浪潮持續時間非常短,到1962年就結束了。除哥斯達黎加、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之外,大多數拉美民主國家(無論是新建民主還是重建民主)都陷入了軍事政變中。

隨着二戰後歐洲帝國在非洲、亞洲和中東的統治崩潰,很多殖民地在第二次浪潮中紛紛獨立,由此誕生了不少新民主國家。這些新興的民主國家主要是英國前殖民地,包括印度、斯里蘭卡、牙買加、博茨瓦納、加納、尼日利亞和緬甸等,它們在選舉和法治方面有一些經驗。前四個國家的民主得以存續下來(1975-77年印度短暫的緊急狀態統治以及斯里蘭卡最近的中斷除外),但第三世界的大多數多黨制國家——包括土耳其、南韓、印度尼西亞和許多非洲國家——最終讓位於軍事統治、一黨專制或是獨裁統治。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始於1974年,當時葡萄牙一群年輕的左翼軍官推翻了該國的獨裁政府——歐洲歷史最悠久的獨裁政權之一。同年晚些時候,民主的誕生地——希臘在塞浦路斯被土耳其擊敗,從而結束了長達七年的軍事獨裁政權,民主制度得以恢復。1978年,西班牙年輕的保守派總理決心推翻佛朗哥(Franco)的獨裁統治,在他的領導下,西班牙成為歐洲第三個新民主國家。亞洲和拉丁美洲對自由的渴望也在激盪。

1977年,作為基督教虔誠信徒的美國新總統卡特(Jimmy Carter)開始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他為提升人權採取了不少措施:公開強烈譴責暴行,削減對某些濫用權力的政權的援助,並在國務院設立了新的人權局。

並非所有人都贊同這種新的理想主義;1980年,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歎息道,卡特總統把「商業與不滿」混為一談。但正是來自美國的壓力才拯救了政治犯的生命,給全世界的民主運動帶來了希望,並且削弱了軍事獨裁者的合法性。例如1978年,多米尼加共和國軍方為阻止反對派獲勝而停止計票,為此卡特總統向該國發出嚴厲警告,甚至向其派出軍艦;多米尼加獨裁者巴拉格爾(Joaquin Balaguer)潰敗,一個新的民主國家(雖然是試探性的)誕生了。

1980年,里根(Ronald Reagan)擊敗卡特當選總統時,幾乎沒人預料到會迎來新一波全球性自由的爆發。這位新總統及其駐聯合國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曾譴責卡特無視共產主義暴政的行為過於天真,同時也向伊朗國王等美國的專制盟友施壓,要求後者實行自由化。里根在其1981年的就職演說中誓言要「以忠誠報答忠誠」,這似乎預示着美國對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領導的智利、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治下的菲律賓、政變頻發的南韓,以及種族隔離的南非等專制朋友的再度支持。然而到1989年里根卸任時,這四個政權都已經消失或衰落——緊接着的就是蘇聯。

1982年6月,里根在英國議會發表了一次歷史性的演講,他成為第一批指出「民主革命」正在席捲全球、而美國應該支持這場革命的人。
1982年6月,里根在英國議會發表了一次歷史性的演講,他成為第一批指出「民主革命」正在席捲全球、而美國應該支持這場革命的人。攝: Alfred Gescheidt/Getty Images

1982年6月,里根在英國議會發表了一次歷史性的演講,他成為第一批指出「民主革命」正在席捲全球、而美國應該支持這場革命的人。次年,在兩黨難得的一致支持下,美國國會成立了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筆者長期擔任該基金會顧問。

里根的個人承諾很快兑現了。以菲律賓為例:在該國1986年的一次選舉中,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為投票監督員提供了財政支持,里根政府派出了一個代表團(由已故共和黨參議員理查德·盧加爾(Richard Lugar)率領)監督投票。由於有證據表明該國獨裁領袖馬科斯公然試圖竊取選舉成果,里根威脅說,若馬科斯使用武力,美國將切斷軍事援助並同意承認反對派候選人阿基諾夫人(Corazon Aquino)當選總統。一架美國空軍飛機載着價值1,500萬美元的12袋黃金、珠寶、衣物和現金,帶着馬科斯一家流亡到夏威夷。

第三次民主浪潮也席捲了亞洲。在美國國會的壓力下,台灣解除了戒嚴令。1987年,南韓通過自由選舉開啟了自己的民主道路。但並非每一次自由運動都成功了。1989年,中國共產黨對天安門廣場的親民主抗議者發動了致命的軍事攻擊,據英國有線電視台最近的解密報導,估計此次事件殺害了超過1萬人。與這些人一同被埋葬的,還有中國在一代人的時間跨度裏發生民主變革的希望。

儘管如此,到1989年,全球民主國家的比例已經上升到40%。拉美的專制統治者逐步敗退,其中包括智利,里根政府的施壓助力了反對皮諾切特軍政府的力量。美國的經濟和外交壓力迫使尼加拉瓜極左的桑地諾(Sandinista)獨裁者奧爾特加(Daniel Ortega)同意接受國際選舉監督,之後他在大選中落敗。

最具歷史意義的變化發生在歐洲。從杜魯門(Harry Truman)到老布什(George H.W. Bush),數十年來美國兩黨對蘇聯的遏制促成了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領導的內部改革運動。戈爾巴喬夫不同於他的前任們(後者鎮壓了匈牙利1956年的起義,打擊了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他讓民主化席捲整個地區,讓蘇聯的傀儡國從東德歸屬於羅馬尼亞手中。1991年,蘇聯解體。

這對全球都產生了衝擊。在非洲,反對黨有了合法地位,個人的自由權擴大了,國家們開始進行多黨選舉。1994年,南非白人至上主義的少數人政權敗給了自由選舉產生的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領導的強大民主政權。21世紀初,三場「顏色革命」為塞爾維亞、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帶去了自由。有史以來,民主國家首次成為全球國家中的大多數。除中東外,地球上的每個地區都有了數量可觀的民主國家。

民主快速發展的勢頭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有所放緩是必然的。到2000年時,大多數具有利好民主的社會經濟條件的國家都已經採用了這種制度。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正和歐洲一起推動將民主作為唯一合法的政府形式。我們似乎沒有理由相信還會有第三次逆流出現。即使在舉世震驚的911事件結束後的五年中,全球也增加了七個民主國家。

然而2006年後,長達三十年的民主發展陷入停滯——並開始逆轉。導致這種令人擔憂的惡化的關鍵因素是歐美反自由、反移民的民粹主義運動的興起;美國民主質量的穩步下降;以及俄羅斯和中國在全球力量的激增,兩國嚴重破壞了世界各地的民主和自由主義價值觀。

在早期的逆流中,軍事政變是搞垮民主的主要方式。今天則不然。如今的民主通常消亡於「千刀萬剮」。一個又一個國家的民選領導人一步步破壞民主的深層組織——法院、商界、媒體、民間社會、大學,以及公務員、情報機構和警察等敏感國家機構的獨立性。無論破壞力量是像俄羅斯普京(Vladimir Putin)那樣的右翼民族主義者,還是像委內瑞拉查韋斯(Hugo Chávez)那樣的左翼「玻利瓦爾」(Bolivarian)社會主義者,其效果並無不同:民主的結構和規範一個接一個地被掏空,直到剩下一具空殼。

全球趨勢不容樂觀。在印度尼西亞和印度這兩個民主大國,宗教的不容忍現象日益嚴重。調查顯示,大多數非洲人仍然熱切希望有一個負責任的民主政府,然而中國的大力支持、歐洲的無暇他顧以及美國的放手不管越來越令非洲獨裁者隨心所欲。在中東,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唯一仍屹立不倒的阿拉伯民主國家——突尼斯面對的是搖搖欲墜的經濟、希望民主衰落的強大海灣獨裁者以及在舊獨裁政權中倖存的機會主義者。

問題不僅僅在於民主正在衰落,更在於獨裁政府對內鎮壓和向外擴張的趨勢愈加明顯。冷戰結束後,柬埔寨的洪森(Hun Sen)和烏干達的穆塞韋尼(Yoweri Museveni)等獨裁者不得不容忍反對黨,接受別的總統候選人挑戰,包容煩人的媒體和警惕的公民社會,——即使他們也會操縱選舉,逮捕批評者。然而隨着全球大環境的變化,這些限制消失了。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和普京領導的俄羅斯趾高氣昂,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沉默不語,這讓如今的獨裁者愈發有了膽量,他們公然壓制反對者,毫無愧意。

緩慢的敗退麻痺我們,讓我們心生懈怠。事情還沒那麼糟,我們告訴自己;我們只是後退了一小步。海明威(Ernest Hemingwa)的《太陽照樣升起》(The Sun Also Rises)中寫道,個性隨意散漫、酗酒的邁克·坎貝爾(Mike Campbell)被人問到他是如何破產的。「分兩個階段,」他說,「逐步地衰落,然後突然破產了。」民主的消亡也往往如此。

我們現在仍然可以扭轉這些不利的局面。我們甚至可以幫助世界產生新一波自由浪潮。但是,如果沒有美國強有力的領導——支持民主人士,向獨裁者施壓,反對俄羅斯和中國權力的惡性擴張——這一切都無從談起。

(本文作者Larry Diamond教授是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和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弗里曼·斯波格利國際研究所(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高級研究員。本文改編自他的新書《惡風:從俄羅斯的猖獗、中國的野心和美國的自滿中拯救民主》(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該書於6月11日由企鵝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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