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書齋起義

莊瑞琳談出版:解答民主之後的問題,我選擇比傳統更傳統的媒介

我們每個人是不是還能生活在一起、成為一個共同體?當我們缺乏成熟的社會,只會招致更多的對罵與對立⋯⋯


春山出版總編輯莊瑞琳。 攝:陳焯煇/端傳媒
春山出版總編輯莊瑞琳。 攝:陳焯煇/端傳媒

辦公室裡,莊瑞琳忙進忙出挪椅子給我們坐。白粉牆,眺景窗,前面簡單陳設著幾座獎盃和一張素淨異常的辦公桌,一冊冊書本牆腳疊砌到窗緣,理論與文學並肩,社會轉型與土地正義齊落座。作家吳爾芙早早說過,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間,而做出版的女人要的,則是更深更廣的思考空間,讓文字馳騁,思緒活絡,讓某些變化在此發生。

不做一名普通記者

關於莊瑞琳,先前一直覺得她是個披著出版人盔衣的戰士,身量嬌小,周身散發出不容質疑的意志之光。她創立的衛城在大型出版集團內橫生生劈開一條特異路徑;如今獨立出來的春山,一方面承繼了衛城的風格,另一方面則將議題書做得更專深篤定;而莊瑞琳對於社會環境與文化現象的敏銳知察,一部分來自她性格裡的好奇與細膩,另一部分可能和其背景有些關聯,從《新新聞》出版編輯到《自由時報》地方記者,再去誠品書店做出版銷售分析,後來進入時報版權部,因為實在太想做書,所以轉換身分當起了編輯,從第一本選書《歐巴馬的夢想之路──以父之名》開始,迄今已逾十年。

在媒體與地方打滾過,莊瑞琳看見傳統媒體的轉型和台灣社會的轉變。她當記者時已是SARS末期,適逢《蘋果日報》在台灣創刊,當時還在地方跑新聞的她,見到《蘋果》模式如何震盪了傳統媒體:即時照片成為關鍵,記者必須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置身現場、捕捉新聞畫面,《蘋果》對舊派媒體重新拋出「『什麼是新聞』?」的問題,所有媒體都必須好好接球,否則下場便是貶值或淘汰。同時,本土傳統產業長久被大眾媒體所忽視,但產業本身正在發生劇烈的質變,從解嚴以來,社會處於未曾消停的激烈變動之中:政黨輪替、核四停建乃至後來的三一九槍擊案⋯⋯看著台灣一路以來的顛簸動盪,莊瑞琳決心成為全職做書人,用一步步紮實的論述代替一篇篇搶時效的報導,「我們已身在民主的屋簷下,許多冒出來的新問題卻未能被全面地思考甚而找到答案,比如說核電、廢死、同志人權。媒體不會在第一時間報導所有需要被回應的問題,只有回到書的形式才能好好梳理問題的脈絡。我們曾以大量的激情去爭取甜美的民主,下一個階段應該是整理過程、提出解答。」莊瑞琳說。

近年國內書市急遽縮減、產業規模縮小、印量日趨減少,但她所看重的恰恰是出版擁有的思考空間,「我看似選擇了一個比傳統更傳統的媒介,但我的企圖是用更長的時間去換取更多重要問題的討論。新聞的壽命非常短暫,一個記者寫了再轟動的報導,效果只有一天,但一本書的影響幅員會不斷擴散、討論會不斷深化。書的篇幅跟媒體在本質上是不同的,歷史性的回顧或呈現結構問題,需要足量的篇幅空間;後期新媒體的出現,開拓了更多深度報導的空間,例如《煙囪之島:我們與石化共存的兩萬個日子》談台灣的石化產業,一家新媒體要做這樣的題目,必須花上數年用許多專題去整合、討論,也許是像《報導者》這樣的新媒體,才有辦法追蹤一個問題整整三年──這其實是用寫書的架構去推動專題,成書之後,更落實為一個必須深入研讀的東西,可以回答一路以來發生的問題。」

重要的是,比起做記者,做書更適合她,「每個人都在尋找成為社會人之後安身的位置,我很關心社會,但我理解自己無法成為第一線的記者,在那樣的生態競爭下,我也許只能做一個普通記者,但我也不是能夠透過組織去做社會運動的人,也許我的特質更適合成為一個對話者或連結者,把不同的聲音、立場聯繫在一起,而不是為了某個理念去高聲倡議。當然,我做的書也有立場,但跟直接做運動不同,編輯是一種相對之下隱形沉默的角色,剛好化解了我與運動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是我選擇用出版參與社會問題的方式。」莊瑞琳說道。

媒體不會在第一時間報導所有需要被回應的問題,只有回到書的形式才能好好梳理問題的脈絡。我們曾以大量的激情去爭取甜美的民主,下一個階段應該是整理過程、提出解答。」

春山出版社出版公司的書。

春山出版社出版公司的書。攝:陳焯煇/端傳媒

市場即戰場

從時報、衛城到春山,總覺得莊瑞琳一直在做很難、很深、很厚的書,不論是國際政治、歷史、環境或人權,越艱難的書她越比別人更投入地去編、去推。但在市場現實下,這樣的選書路線與出版策略如何抓住讀者的眼睛、書市的胃口?

莊瑞琳認為,所謂的「策略」即包夾了市場與非市場的雙重因素,她不是不在意市場,而是不依附市場,「對我來講,選書的重要性即在於開拓尚未存在的市場,大家都看得見當前受市場寵愛的題材,但為什麼嚴肅的議題就不能賣?例如《煙囪之島:我們與石化共存的兩萬個日子》談石化業困擾台灣整整五十年,大家為了空汙而辦公投、上街遊行,但沒有一本書好好地去談土地、健康與人三者間的關係,難道這樣的書沒有市場性嗎?而在同溫層之間被認定有市場性的書,難道就沒有議題性嗎?」

對在地文化與社會議題的關注,將莊瑞琳推向自製書的戰場,置身第一線去發掘作者、發現問題,「做翻譯書時,因為不會親自與作者打交道,所以我更在意這本書能不能回答新近出現的問題,以及作者是否看見了當前正發生的時代問題,像是《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這兩本書的作者都是比較年輕的經濟學家。不過,翻譯書做到一個階段,我發現我們所面對的問題無法由這些書代言,所以,自製書的意義正在於:我們必須重新找回問題發生的方式。」例如能源轉型問題,當今沸沸揚揚的核電爭議,不能仰賴歐盟或美國的經驗得到解答,唯有與地方脈絡緊密結合,才能真正意識到癥結所在,至今徒具形式卻無法落實的《兩人權公約》亦是如此。   需要討論的議題太多,作者數量卻相對匱缺,這是做自製書的一大挑戰,對於新人,莊瑞琳一向張開雙臂歡迎,「我在乎作者的熱情和潛力,這樣的人才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做這項研究、為何要當一名作家。作者與議題是無法分割的,在一個成熟的社會中,每項議題需要不同的聲音與觀點,我認為,只要有作者願意投入某個特定議題,我非常願意給予陪伴,例如《成為他自己:全人,給未來世代的教育烏托邦》談全人實驗教育,是非常獨特的題材,即使作者是沒有出版經驗的研究生,但因為她有熱情,所以我們願意陪她兩年,重新改寫整部論文;又例如《幽黯國度:障礙者的愛與性》談障礙者的性權,雖然是屬於少數人的議題,但在個體性之中能體現出某種程度的公共性,這樣的書就值得被出版。」

選書的重要性即在於開拓尚未存在的市場,大家都看得見當前受市場寵愛的題材,但為什麼嚴肅的議題就不能賣?

春山出版總編輯莊瑞琳。

春山出版總編輯莊瑞琳。攝:陳焯煇/端傳媒

寫詩但不做詩集

三年前,莊瑞琳推出詩集《神祕的季節》,她從年輕時開始寫詩,期間一度輟筆,直到創立衛城之後才重拾詩行;她偏愛十九世紀的詩人,喜歡普拉絲、艾略特與狄金生,詩陪伴她走過整趟艱難的創業路程,越忙越要寫,詩之於她像是明礬一枚,沉澱日常工作的紛擾繁重,使震盪疲憊的身心回歸清淨無垢。不過,不像其他詩人編輯,莊瑞琳從未親手操作一部詩集,就連自己的詩集,她也格外地低調,對她來說,詩與詩性是兩種路徑,詩性可以存在於各種文類之中,尤其是小說,「以我做過的書為例子,《黃鳥》的作者本身是詩人,他曾經參加伊拉克戰爭,回來後寫了關於創傷症後群的士兵故事,我覺得這本小說就是詩了;或是《閣樓裡的佛》寫二戰時在美國被圈禁的日本人的故事,當時候美國有類似集中營的場所,專門監禁在美日人,作者參考了大量的口述史,敘事形式也相對地碎裂,整部書就像一首長篇敘事詩。」

自言與詩之間存在著某種緊張關係,莊瑞琳讀詩傾向運用純粹的直覺,也讓她與詩在實務面上維持著一定距離,「我自己出詩集時,只想要個人自費出版,我不願意它成為一個必須經過書市作業流程的作品,這是我想留給詩的空間。但最近我也在考慮重新出版具時代性的重要詩人,例如辛波絲卡,或者艾略特的《荒原》, 每次讀到趙蘿蕤翻譯的艾略特都覺得非常懷念啊。另一方面,也許是因為我對詩的勇氣還不夠,對於議題反而勇敢一些。」

曾自述想扮演「公共領域舞台的工人」,然而寫作勢必涉及私密的個人領域,在編輯與寫作者的雙重身分之間,莊瑞琳善用詩的能量調節編輯技術,寫作讓她能更深入地體會身為作家的狀態、扮演作家的支持者與陪伴者,並探究作品內部的感性光暈,「如果我選擇做一名編輯,那麼我勢必不可能成為一個徹底的作家,至今,我還是不太願意聲稱自己是詩人,詩是我的興趣,編輯才是我的職業。」

她認同傳奇編輯柏金斯(Maxwell Evarts Perkins)的觀點,這位與費茲傑羅、海明威等小說家淵源甚深的名編,將編輯定義為「作家的僕人」,「柏金斯提過自己很討厭講座跟訪問,因為編輯不應該講這麼多話。我也覺得編輯不該發言太多,而該專心思考作者與作品本身;編輯的專業建立在一種個人性的服務之上,而詩為我提供另一條互補之道,我寫某首詩可能是源於我正在做某一本議題書,或苦苦思索某個關於經濟學的問題,只是我以詩的形式隱諱地表達;如果沒有詩,我沒辦法把書做好,也沒辦法在公共領域討論我關注的事情。」

開拓新的議題市場,比一般人所想像的更辛苦更寂寞,更需要某種類似信仰的事物,讓自己步過死亡之蔭而獲得重生的契機,「接下來要面對的議題包括莫拉克十周年、『九二一』二十周年,我心想:天啊,颱風和地震又要再折磨我們一次!除了這種書格外難做,社會上也有太多問題還沒解決,覺得困頓的時候,我只能倚靠詩,讓自己每天都像第一天做書,去相信出版的力量。」

「處理太多的議題之後,我意識到純粹的理性無法替人類的共識找到出路,人與人之間要形成共同體,需要感性的理解和同理心,而要培養這份感性,得透過文學的力量。」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團體發起集會,參加者在大雨下舉傘等候投票結果,一名支持者在看書。

2019年5月17日,台北立法院外挺同團體發起集會,參加者在大雨下舉傘等候投票結果,一名支持者在看書。攝:陳焯煇/端傳媒

在文學裡探求人的處境

2016年9月,衛城推出《字母會》(A to Z),這項集結台灣當代眾多小說家的出版與寫作計畫,至今仍不斷地在衍續之中。向來擅長觸碰議題的莊瑞琳,對文學的責任與角色有自己的看法,「處理太多的議題之後,我意識到純粹的理性無法替人類的共識找到出路,人與人之間要形成共同體,需要感性的理解和同理心,而要培養這份感性,得透過文學的力量。」

見證過小說出版的黃金時代,莊瑞琳認為,小說如今回到一種重新盤整的狀態,縱使銷量不如十年前猛爆,但文類內部更深刻地在整理自身、尋求對話,「透過文學,我們可以找到和解的可能。比方說同志婚姻,同意與反對兩者間是絕對對立的,但如果你讀過胡淑雯的〈C:獨身〉、陳雪的〈D:差異〉,你對跨性別者的世界會多一層同理。文學的優勢是必須透過『人』這個載體去討論問題,許多議題的便不那麼刻板僵硬,包括統獨、核能、同婚、廢死以及原住民傳統領地等問題,還原到最基本的單位,就是身為一個『人』的處境,所以,我們讀狄更斯的小說,也許比研究馬克思理論能更理解工業革命,即使現在的專業分工如此精細,我仍舊認為小說能夠在某個層面上統整所有人的問題。」

「我這幾年關心很多人權議題,包括環境人權、同志婚姻、跨性別者人權、原住民傳統領地恢復,以及家庭功能失常的孩子教育權等等,對我而言,這些林林總總的問題,是處於『民主之後』階段的這個社會必須去面對、處理的,簡單來說,我們應該對於什麼是『基本的人』這件事擁有集體的共識,倘若缺乏共識,就無法繼續討論。」莊瑞琳以美國憲法為對照:1944年,羅斯福總統提出〈第二權利清單〉制訂方案,這份清單討論的重點,在於在一個新時代,國家應該要提供人民何種保護,並重新去確認何謂安全的基本生活,「現今,台灣所繼承的憲法處於某種被凍結狀態,我們能不能進入屬於自己的第二權利清單、賦予新的社會問題一定的保障空間?這關乎到我們每個人是不是還能生活在一起、成為一個共同體,否則公投重複一百遍結果都一樣,當我們缺乏成熟的社會,只會招致更多的對罵與對立,假如文學持續衰弱下去,這份權利清單也不會產生,這不僅僅是法律學者的事情,更是整個社會的事情。」

族群的衝突、政治的分裂、環境的崩壞,最終都需回歸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身而為人最基本的生存處境,「對所有議題的討論,最核心的是,要怎麼把一個人應該如何完整地、好好地活著這件事說清楚?文學承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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