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葉蔭聰:由反抗絕望到育養香港

我有兩位社運界朋友,帶著半歲大的兒子到了佔領現場。她說,兒子這麼小,便要面對這樣的一個社會,他這一代可以怎樣?


2019年6月16日,民陣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 遊行人士高舉「我們不是暴民」標語參與其中。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6月16日,民陣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 遊行人士高舉「我們不是暴民」標語參與其中。 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有兩位社運界朋友,帶著半歲大的兒子到了佔領現場。她說,兒子這麼小,便要面對這樣的一個社會,他這一代可以怎樣?這不禁讓我想起,在「反送中」遊行及佔領現場經常聽到的一句:「香港人,加油!」這感嘆號是否該改成問號?還是乾脆就是句號?

「香港人」,團結的大傘

「香港人」一詞出現在政治抗爭現場,既是社會運動研究中所說的運動認同(movement identity),也與日常的共同體想像有關。它成為與統治者對抗的集體身份,用來挑戰及瓦解政府的正當性,這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非常管用,因為,特首既是小圈子選出,與民選議員的政黨保持距離,連保皇黨也隨時可以棄車(可看葉劉淑儀的變面奇技)。特首甚至被人詬病為中央政府的傀儡,香港人可以大聲說:「你不代表我」。香港認同帶著的不單是差異,還是政治對抗。

6月12日,我到了夏慤道,感受到「香港人」在運動中的另一個作用及意義,它是團結參與者的大傘。這把大傘在這類動員中尤為重要,如果大家是透過Telegram而來的話,那麼,除了自己早已認識的朋友外,誰也不太確定身旁幾萬群眾是誰,他們是否準備衝擊警察防線,他們是否願意搬鐵馬築路障,還是他們只是支援,或打算進行絕對的非暴力抗爭。一名蒙著面的黑衣年輕人拿著小得可憐的擴音器(很明顯,公開演說在他們的行動計劃裡不是很重要),呼籲眾人放下差異,互相扶持,所謂「不割席」。除了大家都有共同目標,阻止立法會會議進行外,就是因為大家都是「香港人」。

資訊科技發達造就個人化的大動員,但它碰上的是香港特有的政治局勢。雨傘運動之後,無論是泛民、自決派或本土派領袖都遭受香港及北京政府打擊,剝奪參選資格或關進牢獄,本來便分裂的反對運動進一步去中心化。在遊行期間還算看到各街站冒出來,但佔領時「大台」不見了,連雨傘期間的「小山頭」也幾近絕跡,到處是年輕面孔。奉行勇武與堅持和平者暫時拋開分歧對立,在「香港人」這面大旗下,互相協調及行動。我跟朋友開玩笑,這不是「雨傘佔領2.0」,而是「佔領0.0」,我稱之為「零度動員」:人人拿著手機,你動員我,我動員你,產生黑壓壓的一群「香港人」,彼此認知不多,但情感充沛。身在人群裡,不知會流向何方,面對警察清場,卻又能聚合或四散,既能激烈衝撞,也能友愛團結。

2019年6月16日,民陣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警方開通告士打道給市民進行遊行。

2019年6月16日,民陣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警方開通告士打道給市民進行遊行。攝:林振東/端傳媒

「告別香港」、「告別生命」與「救救孩子」

無論從何角度,「反送中」運動都算是小勝利,但我剛才提及的兩位社運朋友仍有揮走不去的不安與悲涼,這也是運動認同的情感主調。我現在的學生比這兩位朋友年輕十多年,在醞釀「反送中」抗爭之時,他們講得最多的是「移民」,但不是父母輩說要的移民,而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共同話題。香港的華人群體一直異常脆弱、生根不深,因此,這個城市也成為廣泛的海外華人網絡的重要節點之一;每次發生政治不穩,例如香港前途會談或六四事件,總有移民潮,我們日常也經常聽到有人在籌劃移民。移民一般是舉家的,但年輕人被視為或自視為新一代,卻把計劃移民成為個人成年禮的起步,卻是新鮮事,放在全世界也是罕見。

說來有點諷刺,「送中」怎樣也輪不到他們,如果真有一個很長的「引渡回國受審」隊伍存在,20歲的香港年輕人應該是敬陪末座的,他們不去或少去中國大陸,也不會接觸中國異見人士,不是陳健波說的百分之零點零零零幾。但年輕人的想像、恐懼及焦慮卻把他們自己推到最前端,戰場的最前線。一邊是對這個城市的深情,另一邊是準備跟這個城市道別。再極致一點的,甚至有人要跟這個世界及生命道別。在佔領前,我在社交媒體看到,二十幾歲的青年人大談要為「反送中」犧牲,而那位在太古廣場不幸墮下的男子,相信多少也有這種心理。

過去十年,死亡,或邁向死亡,一直是有關「香港人」的身份論述主題。身份認同的討論,在戰後西方國家出現,強調差異及多元,但在香港卻有另一種命途。同樣強調差異,我們已習慣置放在中港矛盾之中,包藏著憂鬱焦慮,想像小城行將入木。例如,自命勇武的本土派年輕人,在行動中以血肉之軀或簡陋裝備衝擊警察,美學上則反覆出現「青春早逝」的主題(可參考網上本土派歌曲《初一》)。其他年輕人即使不是如此之「激」,也拉扯在激憤與絕望之間。這不是幻覺,或是反對派(或所謂「外國勢力」)所煽動的情緒,是如今的政局所催生的種種情感。

中國的科技與資本統治力量崛起,一時間我們不知該稱為威權還是極權;國家主席習近平治下敢於「亮劍」,大陸政治上一片肅殺;中央要全面管治香港,把它由晚期西方帝國的殖民商港變成親中政商統制下的資本主義引擎,壓制公民社會及涷結政治改革,既為本地政商利益集團服務,也以防蔓延至深圳河對岸。中國對台灣等地來說,只被視為一個「大因素」,但對香港來說,在現實及想像裡中國都是「公分母」,幾乎任何黨派、階級、生態、再分配政治鬥爭也多少扣連上中國。例如,當林鄭大談大灣區,讓年輕人北上大陸發展,融入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時,年輕人抵觸之情的底色先是對專制的恐懼,後是「港式悲情」。

只強調矛盾、鬥爭、悲憤與絕望的香港認同,的確是街頭運動的行動力,即評論人安徒說的「絕望」與「反抗絕望」的哀兵辯證法,但它有其先天缺陷。面對擁有強大暴力手段,政權不跟你玩西方資產階級自由民主遊戲,革命與改良都不是答案,因此,在抗爭瞬間後,很容易墮回「港式悲情」。「奪回香港」的口號很激昂,但愈喊無力感愈大。結果,又可能回到那個答案:告別,告別這個城市,告別自己的生命。前者意味著出走,後者意味死亡,但是,對兩位要養育孩子的父母不可能是答案。近年,「救救孩子」式的家長式情懷或歉疚也常現抗爭現場,顯然也不是答案。由五四至今的現代中國「救亡」修辭隱喻,複製了家長與小孩的不平等權力關係,也遮蔽了「救」及「孩子」以外的主題。例如,「孩子」該怎樣育養?當對象是整個社會,這便不只是父母家長的責任,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自問,怎樣才能成料理好這片香港地?育養我們的共同體及文化的未來?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夏慤道的清場行動。

2019年6月12日,警方進行金鐘夏慤道的清場行動。攝:林振東/端傳媒

如何育養我們的共同體及文化?

根據文化研究的創始人之一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的考證,歐洲語言中「文化」一詞的拉丁語源,是關於居住、種植及料理牲畜及自然環境,而在16世紀後,它擴展至人的發展,換言之,就是育養。我認為,文化概念的育養面向並沒有得到充份討論及認識。在香港,人們也愈來愈沒有育養的信心,也許這是發達地區出生率愈來愈低的深層原因。很多人會說,世界這麼壞,為甚麼還要生孩子?我不是要爭論要不要養育孩子這個話題,而是指出一個廣義的育養問題,以及它的政治涵意。

首先,育養對當下香港認同討論最大的意義,在於它提供另一種生命時間向度,它並不建立在絕望與死亡。文化育養比傳承更謙卑,並不預設千秋萬世或永恒不死,它不否定死亡的來臨,但卻專注在一段有限的生命及成長時間。父母也知道人皆會死,包括自己及孩子,現代人也愈來愈少想像延綿不絕的傳宗接代,但還是有人覺得育養孩子是有意義的,甚至視為希望,為甚麼?父母不知道孩子日後會變成一個好人還是壞人?我們只能盡力而為孩子提供環境及條件,不能盡想著按照自己的理想來改造小孩,否則會淪為「怪獸家長」。育養更多的是陪伴他/她成長。

平日我們想得太多香港的死亡,有時又反過來把香港視為一種不朽的價值,但我們卻少談屬於過渡性質的育養時間。也許,很多人覺得育養香港的能力已不在我們手中,感覺身如浮萍,但這樣卻不自覺讓當權者用育養修辭來置換了主體宣稱,由前特首曾蔭權的「香港之子」變成現任特首林鄭月娥的「香港奶媽」,正是癥候之一。林鄭月娥在電視訪問中說不能「寵壞了孩子」,與她經常說要給予年輕人機會(例如大灣區),一脈相承,她要讓下一代香港人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成長。

學術一點說,就是傅柯(Michel Foucault)說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人潮漸散,公共論述繼續,環繞著育養而展開。林鄭誤打誤撞激怒了市民,成了城中母親的壞榜樣,至於好榜樣,還有待實踐,這是擺在為人父母、師長以至所有成人的大問題。另一個例子是基督徒在現場齊唱《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不僅是找上帝律法、耶穌神行來壯膽對抗警權,而是創造一種非體制化的牧養關懷(pastoral care)。

牧養不限於既有的聖堂及神職人員,而是介入社會真實的矛盾中,撫慰痛苦、失落的靈魂,這在歐洲新教的幾百年歷史中充份體現。17世紀的清教徒班揚(John Bunyan)因不服從英國聖公會,遭英王監禁,在獄中寫下《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成為非國教派育養「內在王國」對抗外在王權及一眾專權者的重要文本。它不是政治批判或抗議文宣,這寓言詩(類近現代小說)卻成為不斷分裂衍生的新教派的精神滋養,激勵個人及集體在生活中活出神的榮耀,在上天堂前一步一步走完人間正道。著名左翼歷史學家湯普遜(E. P. Thompson)認為,這是19世紀英國工人運動的精神泉源。至於二戰後波蘭的天主教,也曾成為育養公民社會抵抗共黨的重要堡壘,成為政治史的經典例子。

2019年6月16日,民陣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

2019年6月16日,民陣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 攝:林振東/端傳媒

把握著育養孩子及香港的時間,共勉之

育養孩子不容易,育養一個共同體更複雜,我也無力提出完整綱領。我不妨提幾個重要課題:即使推動不了實質改變,我們也要更好地成長起來。在政治改革無望下,我們要想培育一股怎樣的改革、反對派力量?我們的正當性在「敵人邪惡,我正義」的邏輯外,是否有其他道德基礎該去追求?除了與當權者激烈街頭衝擊外,還該跟它有怎樣的互動?還有一點,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人財產,香港的共同體也不是任何人獨佔的私產,它會與別人發生關係,與人分享互動。正如中國自由派公共知識份子笑蜀說,香港就是13億人的天窗,我不知中共有沒有人口殖民大計,但我肯定總有愛自由的人南來加入成為我們的一部分;台灣人在我們身上看到「一國兩制」的暴力,他們會更警惕台灣退回威權發展主義的危險;全世界在這個城市看到專制者並沒有成功模式,卻有永恒的問題,就是人們對自由渴求。而這次運動的成功,很可能是當權者考慮到對中國大陸、台灣的影響,以至國際社會的反應。

香港也許真的會死亡,但難道如今的中國政治秩序不會嗎?多偉大的王朝也會滅亡,生態史告訴我們,多強大的物種也會消失。作為育養者,我們只相信,這個城市會比我們自己的生命要長久。

兩位社運朋友的疑問,我會這樣回答:把握著育養孩子及香港的時間,共勉之。

(葉蔭聰,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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