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葉蔭聰:由反抗絕望到育養香港

我有兩位社運界朋友,帶著半歲大的兒子到了佔領現場。她說,兒子這麼小,便要面對這樣的一個社會,他這一代可以怎樣?


2019年6月16日,民陣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 遊行人士高舉「我們不是暴民」標語參與其中。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6月16日,民陣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遊行, 遊行人士高舉「我們不是暴民」標語參與其中。 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有兩位社運界朋友,帶著半歲大的兒子到了佔領現場。她說,兒子這麼小,便要面對這樣的一個社會,他這一代可以怎樣?這不禁讓我想起,在「反送中」遊行及佔領現場經常聽到的一句:「香港人,加油!」這感嘆號是否該改成問號?還是乾脆就是句號?

「香港人」,團結的大傘

「香港人」一詞出現在政治抗爭現場,既是社會運動研究中所說的運動認同(movement identity),也與日常的共同體想像有關。它成為與統治者對抗的集體身份,用來挑戰及瓦解政府的正當性,這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非常管用,因為,特首既是小圈子選出,與民選議員的政黨保持距離,連保皇黨也隨時可以棄車(可看葉劉淑儀的變面奇技)。特首甚至被人詬病為中央政府的傀儡,香港人可以大聲說:「你不代表我」。香港認同帶著的不單是差異,還是政治對抗。

6月12日,我到了夏慤道,感受到「香港人」在運動中的另一個作用及意義,它是團結參與者的大傘。這把大傘在這類動員中尤為重要,如果大家是透過Telegram而來的話,那麼,除了自己早已認識的朋友外,誰也不太確定身旁幾萬群眾是誰,他們是否準備衝擊警察防線,他們是否願意搬鐵馬築路障,還是他們只是支援,或打算進行絕對的非暴力抗爭。一名蒙著面的黑衣年輕人拿著小得可憐的擴音器(很明顯,公開演說在他們的行動計劃裡不是很重要),呼籲眾人放下差異,互相扶持,所謂「不割席」。除了大家都有共同目標,阻止立法會會議進行外,就是因為大家都是「香港人」。

資訊科技發達造就個人化的大動員,但它碰上的是香港特有的政治局勢。雨傘運動之後,無論是泛民、自決派或本土派領袖都遭受香港及北京政府打擊,剝奪參選資格或關進牢獄,本來便分裂的反對運動進一步去中心化。在遊行期間還算看到各街站冒出來,但佔領時「大台」不見了,連雨傘期間的「小山頭」也幾近絕跡,到處是年輕面孔。奉行勇武與堅持和平者暫時拋開分歧對立,在「香港人」這面大旗下,互相協調及行動。我跟朋友開玩笑,這不是「雨傘佔領2.0」,而是「佔領0.0」,我稱之為「零度動員」:人人拿著手機,你動員我,我動員你,產生黑壓壓的一群「香港人」,彼此認知不多,但情感充沛。身在人群裡,不知會流向何方,面對警察清場,卻又能聚合或四散,既能激烈衝撞,也能友愛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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