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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舟:對醉心「偉大」的掌權者而言,權力才是最大的毒品

因為不斷走極端的激進化,缺乏制衡的權力追求本身帶有自毀性的傾向。


1938年,德國紐倫堡納粹黨代表大會的火炬遊行。 攝: Hugo Jaeger/Timepix/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Images
1938年,德國紐倫堡納粹黨代表大會的火炬遊行。 攝: Hugo Jaeger/Timepix/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Images

1930年,波蘭劇作家斯坦尼斯瓦夫·維特凱維茨(Stanisław I. Witkiewicz)發表了一部寓言性小說《永不滿足》,書中描繪了一個精神空虛的社會,充滿末日的氛圍。最終,一個名叫墨提賓(Murti-Bing)的蒙古哲學家發明了一種人生觀藥丸,服下此藥的立刻會解除煩惱與空虛感,依靠這種藥丸的威力,小說中這個虛構的東方帝國戰無不勝,統治了世界,但所有服藥的人最終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如今看來,這一寓言真是具有不可思議的預見性:希特勒在小說問世的第三年才上台,但其中所描繪的故事,就像是第三帝國的一個縮影。近些年人們才開始發現,在納粹統治的12年裏,廣泛濫用興奮劑與毒品,連希特勒本人也大量注射藥物——在二戰後期,他是全世界僅有的一位每週服用120-150粒藥片、再加8-10次注射治療的領導人。由於越來越深的藥物依賴,到1944年盟軍諾曼底登陸時,他已出現明顯的早衰跡象,持續深受腸胃疾病和失眠困擾,每天服用28種不同藥物,精神頹廢,不停地抽風、易怒和無法自制地偏執。在這一點上,他的個人健康就是納粹德國國家肌體的象徵——亢奮的力量感和擴張,以透支和內在腐化墮落為代價。

《亢奮戰:納粹嗑藥史》

作者:[德]諾曼·奧勒
譯者:強朝暉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10

諾曼·奧勒(Norman Ohler)在《亢奮戰:納粹嗑藥史》中揭開的正是這一內幕。他原本只是打算寫一本關於納粹和毒品的小說,不料在查資料時意外發現,歷史比虛構更離奇。雖然對納粹有關的話題早就被人翻了個遍,但這一幽暗角落卻仍不為人知。

納粹的肌體「流淌的絕不是純粹的雅利安血液,而是化學的德意志之血,並且充滿了毒素」。

諷刺的是,這部分正是由於納粹政權打着「反毒品」的旗號,實行嚴厲的全面禁毒政策,因而毒品脱離了公眾視野,常被簡單地歸入地下經濟、黑社會、犯罪等「反常」領域;而事實上,當時甚至連軍隊也把興奮劑甲基苯丙胺(即「冰毒」)當作配給品,大規模發放給士兵,以提高行動的成功率。諾曼·奧勒尖刻地譏笑說:納粹的肌體「流淌的絕不是純粹的雅利安血液,而是化學的德意志之血,並且充滿了毒素」。

但這並不僅僅只是一段「奇趣歷史」,事實上也提示了理解納粹的一個全新視角。

一個國家的中毒

為了了解這段「黑歷史」,首先應當了解的是,當時的人們對「毒品」和「藥物濫用」的界定與當下並不完全一樣。現在談虎色變的「海洛因」(嗎啡類毒品總稱),最初就是德國拜耳(Bayer)製藥於1897年研發的(嗎啡同樣是由德國藥劑師於1806年提煉出來的),但它起初被視為一種止痛效力極強的特效藥,同時還有令人愉悅的致幻效應,在以「不會上癮的嗎啡」之名推出後,一度甚至被配製成小兒止咳糖漿!後來隨着它的強烈副作用被人逐漸認識到,1912年起才由各國一致同意對鴉片、嗎啡、海洛因實行管制和禁運。儘管如此,1926年的德國仍是世界第一的嗎啡製造國,在1925-1930年間,德國製造的海洛因佔世界總產量的40%。

在一戰失敗後建立的魏瑪共和國,這些毒品為人們提供了一個「人造天堂」,藉以逃避戰敗、失業、惡性通貨膨脹等多重打擊,在迷幻世界中縱情享樂是逃避現實的最流行方式。在這種失意中崛起的納粹黨對這種全民嗑藥現象予以最猛烈的抨擊,將道德淪喪的風氣歸咎於「墮落之毒」,在上台後更嚴厲禁止毒品,視為猶太人「毒害德意志人民的精神和靈魂」的陰謀,必須加以清除。

諾曼·奧勒嘲諷說:「在納粹看來,合法毒品只能有一種,就是納粹主義。因為納粹主義同樣可以產生致幻效應。」不僅如此,按納粹的意識形態,只有它能確保「雅利安種族」這個有機體的健康,回歸理想社會。早有人發現,根據納粹的生物政治觀,很多集中營醫生認為「希特勒不僅具有政治層面的總司令權力,而且是最高等級的醫生」。

「在納粹看來,合法毒品只能有一種,就是納粹主義。因為納粹主義同樣可以產生致幻效應。」

在1933年上台之前,希特勒就已被打造成一副「天才與肉身結合」的形象,他是素食主義者、不近女色、不抽煙、不喝酒,甚至連咖啡都不喝,當時一個禁慾主義組織宣稱「他以自身生活方式和對毒品的態度,為我們所有人樹立了絕佳的榜樣」。他幾乎是一個完人,為民族奉獻自我,沒有私生活,過着清心寡慾的健康生活,並且厭惡一切世俗癖好。儘管這些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識形態宣傳,但有不少的確是事實,這難免會讓人感到奇怪:一個嚴格約束自己遠離不良生活習慣的人,為什麼卻會成為不可自拔的癮君子?

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服藥的納粹高層和軍隊,給外界的印象並不是骨瘦如柴的鴉片鬼,而更接近於服了興奮劑的運動員。《亢奮戰》的書名準確地抓住了這一要點:對納粹而言,吸毒並不像魏瑪時代的享樂主義者那樣,是為了逃避現實,而是為了不計代價地追求力量。

對納粹而言,吸毒並不像魏瑪時代的享樂主義者那樣,是為了逃避現實,而是為了不計代價地追求力量。

2016年,盧卡什·卡明斯基在他的《飆高:毒品和戰爭簡史》(Shooting Up: A Short History of Drugs and War)一書中指出:歷史上不少國家政府都試圖用毒品刺激士兵在戰場上的表現,迷幻物質(如可卡因、迷幻蘑菇和LSD等)被軍人用來對抗身心壓力,使自己不知疲倦、更強壯或不受疼痛影響。這可能有助於我們理解希特勒服藥的動因:藉由安非他明這類藥物的快速刺激,他可以獲得一種時刻飽滿的力量感,支撐他的權力意志,而這種超人的假象卻需要藉助於最難以啟齒的手段。

這並不意味着那段黑暗的歷史可以完全由此解釋,正如《納粹醫生》中強調的,不管希特勒與毒品的關係是什麼,「必須認識到,用藥物成癮當作希特勒或納粹的極端行為或歷史負面走向的『原因』,這是很危險的。」當然不是這樣,恰好相反,納粹走極端的狂熱傾向,才是他們嗑藥的原因。1939年起擔任希特勒私人醫生的莫雷爾(Theodor Morell),被廣泛詬病為是一個庸醫、江湖騙子(這是很準確的),但不論身邊人如何議論,希特勒本人始終對他高度信賴,甚至完全離不開他,原因很簡單:每次一有什麼身體不適,莫雷爾從不打探病因,都是一針下去,立竿見影。

雖然莫雷爾應為希特勒越來越強的藥物依賴負很大責任,但追根究底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的,因為他要的就是這樣:快速見效、滿血復活、時刻保持充沛精力,長遠代價則無暇顧及。問題是,這樣神奇的「萬能靈藥」幾乎只能是毒品,對此最恰當的形容便是「飲鴆止渴」。

或許可以說,在這種權力意志的驅使之下,如果還能克制住自己不嗑藥,那反倒有些不可思議了。人們常把納粹意識形態說成是「反動的現代主義」,因為它常利用現代的工具和技術,卻有一種回歸源頭的強烈衝動;但理應注意到的一點是:相對落後的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時候,往往表現得更無所顧忌、不擇手段。看似奇怪的是,當時在歐洲,未來主義最盛行的並非走在現代化前列的英國和法國,而是落後的意大利與俄國。狂熱的意大利未來主義詩人馬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在1909年發表的《未來主義的創立和宣言》中,就鼓動年輕人把博物館、圖書館和所有「散發着傳統的腐朽氣息」的東西付之一焚:「我們的目的是要切除這個在國家肌體上生長着的由教授、考古學家、導遊者和古董商們組成的臭氣熏天的癰疽。」未來主義認為,生活就是鬥爭,「鬥爭就是美!」

儘管以一些異教元素點綴,但納粹本質上是未來主義的,是為了不惜代價實現它憧憬的「美麗新世界」,其種族主義最終目標也是為了創造一種新人類,隨之產生「新秩序」。

納粹在這一點上完全吻合。儘管以一些異教元素(例如卐字旗)點綴,但它本質上是未來主義的,是為了不惜代價實現它憧憬的「美麗新世界」,其種族主義最終目標也是為了創造一種新人類,隨之產生「新秩序」。由此,行動取代了思考,力量壓倒了爭論,一切都是無休止朝向未來的運動。這就是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早就說過的,浮士德式生命有着巨大能動性,他們認為「在世界中,任何事物都是具有一個目標的運動。他自己也只能在那種狀況下生活着,因為對他而言,生活就意味着鬥爭、征服,意味着去贏得勝利」。難怪希特勒堅決認為納粹是「運動」而非政黨,其實質不是綱領、規則、辯論,而是永恆的運動、鬥爭和反叛,此外再無規則。那勢必導向推崇戰爭,因為戰爭是生活中一切鬥爭的最高表現形式,是權力意志最大的興奮劑,德國作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早就反思過:對納粹而言,關於戰爭的想法就是目的本身,如果這一點不存在,那麼整個納粹體制就將毫無意義。

確切地說,這一切的原因甚至不完全是納粹本身,因為這種意識形態本身就深深根植於德國的政治傳統和社會文化機體內。在戰敗後的生存危機中,它代表着對沮喪現實的完全否定,轉而極度迷戀並追求超強自我形象,那個理想中神話般金髮碧眼的新種族,將如同克虜伯鋼鐵一般堅強,永遠年輕,擁有尼采式的權力意志。這看似是高亢的歌劇,但難道其實不是德意志民族一出新的悲劇?

通過和毒品這一魔鬼的浮士德式交易,以自己的靈魂為代價,它換取表面上的極致能力,為了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世界而不停鬥爭。它永遠在朝一個方向運動,無法自制,因為對它而言停下來就是死亡,或許正因此,它有時看起來戰無不勝,但在遇到無法克服的障礙時,卻突然開始了不斷坍縮的崩潰進程。

德國紐倫堡的納粹黨代表大會期間,希特勒向群眾致敬。

德國紐倫堡的納粹黨代表大會期間,希特勒向群眾致敬。 攝:Hugo Jaeger/Timepix/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Images

權力的自毀性

對毒品的濫用絕不僅僅只是一段獵奇故事,也不只是納粹高層某些政治人物的癖好,在某種程度上,它可說是某種「國家中毒」,從這個乍看離奇的視角可以窺見並揭示這套體制最根本的特質,那就是因為不斷走極端的激進化,這種缺乏制衡的權力追求本身帶有自毀性的傾向。

因為不斷走極端的激進化,這種缺乏制衡的權力追求本身帶有自毀性的傾向。

16世紀的煉金術士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劑量決定毒性。」在此他說出了毒理學的原理:是藥三分毒,僅僅是因為稀釋到合適的劑量,才成為藥物,因而一個潛在有害物質的量與其性質一樣重要。反過來這也意味着,如果不加節制地濫用,那麼任何藥都可能是有毒的。客觀地說,這是現代社會的頑疾之一,許多人都不願順應自然,而希望最好永遠年輕有活力。很多美國人不吃飯還能活,不吃藥就不行了;大型醫藥公司控制了渠道,讓人相信藥物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而結果是患者很可能自此必須不間斷地依靠藥物來支撐。

納粹德國的嗑藥現象在某種程度上也遵循同樣的邏輯,只是更難停下來,因為它的意識形態追求本身決定了沒有任何踩剎車的機制:那些冰毒就相當於力比多(libido),永不滿足,不斷飆高,只有不斷強化一途,既沒有回頭路,也沒有制衡和自我約束,除了翻車無法停下。

《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現代的開端》一書中很好地概括了這種失控的衝動:「它在強烈的生存危機感的推動下,沒有給謙卑和謙遜留下一點點餘地,實際上也沒有給現實留下一點點餘地。邊界和限制變得毫無意義。到頭來,這種理想主義完成了它的循環,突然自噬其尾,開始吃人了。起初是理想主義,最後卻變成虛無主義。起初受人讚美,最後卻變成苦難的根源。起初以為是生,最後卻成了死。」

《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現代的開端》

作者:[加] 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
譯者:李曉紅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09

由於沒有制衡,它在起初確實具有炫人眼目的幻象,在採納新事物上也更少猶豫。早在一戰之前,德國就比英法等老牌列強更具革新精神,可說衝在時代的最前沿。那種對一切堅固之物的衝擊與破壞,本身就帶來一種不斷突破強制、邊界和形式而獲得解放的快感,對人的神經中樞而言與興奮劑無異。希特勒本人極端痴迷於新技術和各種離奇設想,在1932年全國選舉中,他飛行3萬英里,在200場集會上發表演說,成為歷史上首位如此頻繁使用飛機的政治人物。相比起來,英國首相張伯倫在1938年參加慕尼黑談判時是第一次搭乘飛機,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943年不得不飛往北非會見丘吉爾之前,也只坐過一次飛機。

早在一戰之前,德國就比英法等老牌列強更具革新精神,可說衝在時代的最前沿。那種對一切堅固之物的衝擊與破壞,本身就帶來一種不斷突破強制、邊界和形式而獲得解放的快感,對人的神經中樞而言與興奮劑無異。

在二戰爆發後,德軍的「閃電戰」一度震懾人心,配備了毒品柏飛丁(Pervitin,即冰毒)的國防軍彷彿不知疲倦,在最新機械裝備和新穎戰術的加持下,高歌猛進,短短時間內就將波蘭、法國等世仇打得潰不成軍,似乎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與法國遲遲沒有采納戴高樂的坦克戰思想相比,希特勒在坦克戰、空軍等最新戰術方面總是偏好最大膽、新穎和冒險的那一種。然而問題在於:這炫目的初期勝利抬高了下一次的門檻,更強化了他的自我膨脹,到頭來希特勒所下的賭注越來越高,到1940年擊敗法國之後,在他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繼續鋌而走險賭下去,對英國、蘇聯和美國開戰。

如果說希特勒「瘋狂」,那麼這就是他瘋狂的機制:他原本就不容許制衡力量的存在,而每一次冒險獲勝又進一步削弱了反對的聲音,當德軍不可思議地在六週內征服法國後,連一些原本心存疑慮或有所保留的國防軍將領,也開始盲信「元首」的直覺判斷。這種氛圍強化的最終結果,便是希特勒逐漸脱離了現實,陷入更深的偏執,聽不進任何反對意見,不承認現實中可能存在的阻礙。他深信自己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而為了保持充沛的活力和強大的決斷力,他就愈加依賴冰毒——這種藥物對大腦神經施加了強大的人為刺激,抑制了人體的警示功能,使得用藥者對生理和心理負荷的承受力失去感知,在身體明明需要休息的情況下,卻依然無限制地加大負荷。

就像希特勒自身的身體機能一樣,納粹政權本身沒有防止其失控的力量,也不承認任何限制,這種權力的自毀性由此成為其致命弱點,也成為其滅亡的根本原因。

本書所謂「毒品是藥片形式的納粹主義」,或許可以由此理解:就像希特勒自身的身體機能一樣,納粹政權本身沒有防止其失控的力量,也不承認任何限制,這種權力的自毀性由此成為其致命弱點,也成為其滅亡的根本原因。

法國哲學家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曾說:「一個註定要滅亡的政治體制,必然會本能地做出許多事情,來加速這一滅亡。」本來,德裔美國歷史學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提出的行政效果遞減法則是所有政權必須受到的限制,一個政權如果不加限制地濫用權力,勢必危及政權本身,然而像納粹這樣的暴政卻由於缺乏制衡力量,極有可能在遠遠超出界限之後仍未察覺——這就像希特勒自己的身體,在不堪重負、濫用藥物到正常劑量十幾倍之後,還在不斷加碼。由於無法正常地踩剎車,它只能在無法持續之際迎來災難性的崩潰,其結果,它的衰亡甚至比它的興起還要突然。

(維舟,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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