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見到一波樂隊的復興，無論是香港、台灣、中國內地，還是亞洲。」
相對於80年代的香港音樂的「黃金時代」而言，港樂曾在華語世界乃至亞洲獨領風騷，但當時其實很多是翻唱歌曲。「日本樂隊『安全地帶』來港演出，香港人一聽，怎麼那麼多熟悉的音樂？」他說。「反觀現在，獨立音樂多，整個市場、生態很蓬勃，其中大多是原創音樂。比起1980年代翻唱日本歌，詞曲編的原創已經是一個基本的要求了。」
那香港本地獨立樂隊應如何捉住這個時代？柴子文有自己的心得。
由文藝復興基金會主辦的第二屆搶耳博覽活動，6月5號至8號在香港展開。乍一看，這個活動與普通的音樂節並無不同：頭三日(6月5日至7日)，是免費登記就可觀看的搶耳展演，有18組本地新晉的樂隊和音樂人連環表演，風格涵蓋搖滾、電子、實驗、說唱、A Cappella（無伴奏合唱）等。而6月7日至8日是售票的響朵音樂節，演出陣容包括在韓國、中國大陸、台灣已經有了一定知名度的演出者，例如宋冬野、周雲蓬、惘聞、老王樂隊和邱比等。
但搶耳博覽又不僅是一個音樂節。
在訪問中，我問柴子文，這個活動是不是有點像香港獨立音樂界的「Art Basel」？他回答，形式上是比較近似的。
除了面向觀眾的演出外，這幾日主辦方還會主持圓桌會議，邀請來自亞洲、乃至全世界音樂產業的從業人員、持份者來看這些樂隊的表演，希望藉此推薦本地的唱片、樂隊給更多地區。
這種 showcase festival或者conference 的形式，在國際上存在已久。
「最早源自六十年代，法國戛納的MIDEM展貿會。在這個國際音樂產業交流的平台，很多唱片公司的經理都會去採購，看看有什麼新人、有什麼好的唱片和好的巡演？」柴子文介紹，「相對MIDEM的大型和傳統，英國的the great escape festival則更新時代些，有很多樂隊密集演出，可能一個禮拜100多隊，看都看不及。韓國則有Zandari音樂節，世界各地的樂隊都會前往演出，有很多業界人士在那裡交流。」
而這樣的獨立音樂博覽會形式，在華人社區則比較少。
在柴子文看來，亞洲各地之間的獨立音樂乃至流行音樂，彼此相互隔絕，每個地方都曾經在一個年代各領風騷，但總是各自為政，「獨自開花獨自香」。因此他希望能幫不同的音樂人、從業人員建立連結，打通亞洲之間巡演的機會，最終令香港本地的獨立音樂受益。
參與搶耳音樂廠牌計劃的本地音樂單位，獲得各種培訓機會，包括對音響工程、廠牌運營和提高現場演出能力等的工作坊/workshops。而在這次活動中，很多本來要參加國際音樂產業論壇的外國嘉賓也會在現場看他們的演出，演出翌日，嘉賓與參演音樂人將有一對一的對談時間。換言之，今晚表演完，第二日就會收到「成績單」，非常刺激。
去年第一屆搶耳博覽結束後，柴子文發現這種模式很快便卓有成效：「從業人員互相之間有了連接和合作，甚至有些音樂節在我們這個平台找到了投資人；樂隊找到去其他地方的音樂節演出的機會。」他說，而在另一個搶耳項目——「搶耳全球」中，通過兩年努力，結合由搶耳博覽搭起的連繫，海外已經開始更多了解香港的獨立音樂：「美國三藩市Noise Pop、和慕尼黑的音樂節今年都給開設了獨立的香港單元，這幾年的鋪排，交流、介紹、演出，海外都對香港優秀的樂隊有所了解，願意給出機會。」
而今年搶耳音樂廠牌計劃的18個本地新晉音樂單位名額，共吸引了120個音樂單位報名，通過兩輪篩選才定下了最終名單。搶耳廠牌計劃，希望提供資源和培訓，鼓勵音樂人自己營運自己的音樂事業，找到最適合自己發展的模式。
「香港這個地方，辦這類活動，規模不需要很大，就可以很有效果。」柴子文說，「這個城市本身與國際接軌得很緊密，比較有效率，而且有國際基本的認受性，合作時更容易和其他地方建立信任。這是因為，香港仍尊重普世價值，還是一個有言論、表達和創作自由的地方。但這份自由，如今正在逐漸流失，創作人應該勇敢擔當起來。」
這就是香港的優勢。
但在柴子文看來，這個優勢在某些獨立音樂人的心態上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香港本身是個很有冒險、創新精神的地方，獨立音樂也應該有這種精神。全世界的獨立音樂人，都喜歡去其他地方通過演出去與他人交流。他們是希望去找到知音的。我也尊重那些不走市場路線、不做任何推廣的地下模式，但獨立音樂的發展模式很多，我們不能要求所有人都一樣，要允許有人希望走出去。音樂人想跟外面世界交流、跟不同觀眾的交流，或者一間機構想提供這樣的機會，本身也不一定抱有其他『不純粹』的目的。」
本地創意產業的政策方面，近年創意香港支持了搶耳音樂的項目，柴子文認為還應該對獨立音樂投放更多公共資源。「在韓國，如果獨立音樂人受邀到國外演出，政府會支援補貼。台灣更加會補貼音樂人出版唱片。」他認為，本地的音樂產業應當得到更多重視。
音樂沒有阻隔，而搶耳音樂希望搭起亞洲不同地方之間、與國際之間的橋樑。6月的搶耳博覽，只是一個開始，柴子文還有很多想法，希望能夠慢慢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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