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曝光：十個鏡頭前後的八九六四

黃勤帶

89年4月，胡耀邦過身，群眾原本是悼念，後來慢慢聚集。當時我在報紙做攝影記者，採訪台灣女子體操隊第一次到中國，已經聞（smell）到有事會發生。回港後我就立刻請假再上去拍攝。

這張照片正是學運的高潮，整個城市好像很有希望。聽說周圍連小偷也沒有，人們還會帶一些食物到廣場給眾人分享，不同的政府單位會出來遊行，連北京的武警都有駛車出來支持，學警也會手執標語出來，參與運動的民眾會跟武警揮手示好。當時北京的武警很友善，一般只是維持秩序，有時會看到學生走過去跟他們聊天，感覺他們都有點無奈。那時大家都認為運動會對社會產生變化，那是很夢幻的時刻，很嘉年華式的，就像去了天堂，秩序井然，又有救護車隨時候命。那一刻整個國家好厲害，如果能一直維持下去，保持著這份純粹，而沒走到這個結局，一切也會很好……但，沒法子了。

後來氣氛開始沉滯，運動缺乏方向感，天氣又開始熱，政治的氣氛變得險要。6月5日早上，我在北京飯店酒店房間的陽台待了很久也沒事發生，便與幾個行家走到街上，然後見到幾架坦克車駛來，我們隨即躲入小巷，過了好一陣才走，事後才知發生了有人擋坦克的事情。如果我仍在那陽台，我應該會拍到「坦克人」的照片。但我沒有後悔，攝影總是帶點因緣際會。

回望六四，我記得最早有人群在天安門聚集時，訴求是很簡單的。我在廣場上拍過一張照片，裡面影到一條橫幅，寫著「社會最不安定因素是貪官污吏」，零零舍舍就只有這句標語。這刻回想，現在的中國政府依然是談反貪，跟那時學生的訴求有什麼分別？若三十年後你仍在做當時學生要求的事，那這三十年政府在做什麼呢？三十年也很長時間了！還有，當時《人民日報》的老記者都走上街，各式各樣的人也要求「報紙要講真話」。三十年後的今天，人民的訴求有沒有達到呢？是否真的可以講到真話呢？究竟這三十年來有什麼進步了，可讓政府這麼自豪呢？

冼偉強

1989年我在《星島日報》做專題記者。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數千學生在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悼念，於是上司委派了我和其他記者上京。由4月17日至6月5日這段期間，我絕大部份時間都留守北京，期間只曾兩次回港補給菲林、工具和匯報最近情況。學運裡最關鍵的幾件事：四二六社論、五四大遊行、學生絕食等，我都有參與採訪。但北京很大，一個人在這裡好像一粒沙在一個海裡，會錯過很多。例如後來軍隊從四方八面來到城外，我便未能夠東南西北都去到。

6月5日早上，我在北京飯店向著長安街的陽台，這是其他傳媒的房間，我記得大約在七樓，當時不少記者也在場，陽台上有大約4至5人，行家都出出入入。因為當時大家都不能外出，所以就在房內觀察長安街情況。較早時候，天安門城樓前已經架起了軍事封鎖，有個別民眾會踏單車或走路去城樓及天安門廣場方向，但稍為接近時，軍隊便會開槍，有人中槍後，附近隨即有人用大板車運送傷者離開。如是者，整個早上發生過好幾次類似的事。直至我忘了是甚麼時候，有坦克車開始駛出來，當時房間內少了人，印象中除了我，便只有當時《新報》記者張炳玲。然後那排坦克駛出來，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都很清楚。

我當時全身只有一卷菲林，是柯達的100度幻燈片（Slide），因為所有其他負片和菲林都用光了，只剩下這一筒。其實我器材不太足夠，我的相機是佳能（Canon）T90，最長的變焦鏡頭是70-210mm。開始拍攝大特寫時可拍到8至10 架坦克左右，這個我拍了一至兩張，但我自覺拍一個全景很重要，因為可以說明一個市民在阻擋一整列坦克前進。當時我沒換鏡頭，應該是把鏡頭推到較闊、我認為較好的距離來拍，那軍隊就成了一條斜角線，然後就是那個人。

這張照片能拍到已倒下的民主女神像，兩架直升機和後排的軍隊和軍車。這是我拍坦克人的最後一格，過程中我大約拍了五格左右，最後大概只剩下半筒菲林。我好留意自己只剩一筒菲林，所以每按一格都是非不得已、要覺得很好的時機才按下快門。拍攝的時候要站著，因為要高過陽台的欄。當坦克人被人拉走後，坦克車駛經北京飯店時，有冷槍打上來陽台，子彈打上牆的聲音很近，我們要蹲下閃避，最終沒打中人。坦克過後，我繼續留在那裡觀察一段時間，確認沒什麼其他舉動後便開始處理菲林和文件，後來知道當天要走，便開始收拾行裝，於往機場的大巴士上把菲林從相機中拆出來，但忘記了收藏在哪個位置，慶幸在過關時也沒被搜出。

整個採訪過程最遺憾的，是在軍隊開槍之後，沒有到醫院採訪市民的受傷情況、嚴重程度和方式。一來當時自己沒有概念要到醫院，二來是當晚回到飯店也已經是清晨四、五點了，結果沒有到醫院。

拍攝這張「坦克人」照片時沒什麼想法，後來覺得這張照片很重要，表現出軍民對決。這照片對我個人來說沒什麼意義，但如果照片可讓人知道實際發生什麼事，從而產生象徵意義，突顯民不懼死地爭取自己理想，這照片的意義便很大，我在乎的是它的傳播價值。

作為記者，我其實相當冷漠，不太激動。但作為一個人，我卻覺得中國發生過一次很多人很有熱情地爭取改變，卻被暴力鎮壓，這是很傷感的。但我沒有死心或灰心。我總是期望中國的制度會出現變化，向好的方向發展。

謝明莊

1989年，我在酒店當商業攝影師，除了拍攝房間或食物的宣傳照片外，也會拍攝宴會，例如扒房有客人慶祝生日，我們需要拍一張照片送給他們。那年我28歲，返夜更，在電視看了很多北京學運的事態發展，感覺在香港沒什麼可以做到，又覺得要去現場親身觀看。始終自己曾接受紀實攝影的訓練，也知道傳媒會過濾了部份事情，究竟我們接收到的訊息是否真實？就想對照一下。於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向公司請了一星期假期，然後與當時酒店的美術總監一起上北京。

5月23日來到北京，天氣很差，整個城市也好灰濛。到埗後，我便去了北京飯店找我最相熟的同學，他在亞洲電視（ATV）做攝影師，還有記者謝志峰。一踏入北京飯店便看到學運領袖吾爾開希與其他人在餐廳開會。那刻由香港看電視新聞一下子跳到現場，突然有種很直接很近的感覺。

傍晚時分，我們由北京飯店走到天安門廣場，便見到這一個瞬間。因為我當天才飛到北京，不知道原來在那天下午，毛澤東的畫像曾被人潑油。而這一刻最震撼我的，是從來未見過這幅肖像畫不在原來的位置。我當時帶了兩部相機，一部拍黑白，一部拍彩色幻燈片，在很短時間內拍了數張照片。

隨後的整個星期，我們清晨日出前就會走去天安門廣場，沒有事發生，大家都很疲累不知在等什麼，當時的氣氛是這樣的，就像亂葬崗。印象中也跟過行家到大學宿舍和學生談天。身處現場，我感受到學生正爭取什麼，例如見到好多人絕食，救護車也偶然見到。在香港雨傘運動的金鐘現場，也有少許這種感覺和氣氛。最終我只拍了四、五筒菲林，那時的心情不是拍照片的心情，是想到現場去看的心情。

回到香港不夠一星期，便發生了六四鎮壓事件，我當時慨嘆：為什麼不待久一點呢？之後我們在一個月內快速出版了一本明信片形式的攝影集《1989我們不會忘記》，想快點把事件傳播出去。

若把整件六四事件拆開來看，這張毛澤東畫像被再次掛上的照片，包含了一個很重要的隱喻，正是撼動了權力的核心，那毛澤東畫像正是權力的象徵。雖然我沒有很仔細跟進1989年後中國的政治環境，但三十年來，始㚵看到越來越多人嘗試去爭取一些東西，也越來越多不同聲音出現，只是政府不斷打壓，當然我也認同這個過程很緩慢。這照片雖然只是整件事的其中一個瞬間（Moment），但卻代表到一個象徵。我希望我的照片不停留在事件本身，而是能提昇到反映一個時代。

葉紹麒

我應該是在五月底上北京，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到北京，也是第一次坐飛機，我還保留了那天的登機證。我當時二十三、四歲，在亞洲電視（ATV）做攝影師。早在三月報道台灣體操隊訪京開始，到後來胡耀邦逝世，亞視攝影部已有派Senior的同事上去，怎料北京一直有事發生，於是要不斷換班，Senior一批又一批地上去。直至五月底，已經沒有Senior可以輪班，便到我們這些Junior頂上。

我們到達的時候，天安門很和平，但有點臭，始終有這麼多人長期住在那裡。我印象中有一天，我們在天安門廣場訪問台灣歌手侯德建，拍攝他在創作一首歌，他一直在彈結他。彈完之後，廣場突然刮起風沙，十分鐘後天空全黑，然後就有人謠傳：政府用陰謀以風沙趕走留守的人。我只想說，風沙之後，廣場更臭更髒。

6月5日早上11時左右。我們一隊人已從西交民巷回到北京飯店休息。我們當時已沒有拍攝，器材儲存在另一房間，那時年輕不懂事，準備離開時與另一位同事麥藝康走出房間的陽台拍合照留念，那一刻還未有坦克車出來，但其實都挺危險，外面會有流彈，也聽到槍聲，槍聲很近，在長安街有人向四周開槍。後來聽到坦克車很嘈吵的聲音，它們一整列的駛出來，便本能地拍了幾格。我手上的是Olympics OM-3相機和兩支鏡頭，一支是21mm，另一支是100mm，拍到坦克人那張是100mm。但其實真的很遠，拍的時候看不到那個人，後來才發現有個人，但不知他是否在擋坦克，是之後回香港看新聞才知道。拍到這張照片其實只是一個偶然，只是我Selfie時，旁邊發生了的一件事而已。

我一直知道我拍到坦克人這個瞬間，但如果不是最近某相機品牌的廣告，這麼多人討論，我不會特別提出來。因為我覺得整件事不是你們想像中這樣，那只是那些品牌製造的浪漫，我們只不過在消費這件時事。這張擋坦克照片只是西方媒體將整個歷史事件標誌化（Iconic），但是否我們的印象呢？絕對不是！我不太關注這個擋坦克瞬間是否代表到六四，我最關心的是這個人去了哪裡？擔心他有沒有被人逼害過？他現在生活好嗎？我想發一個空中的問候給他，我希望他健在，生活得好好。

若你問我最深刻的瞬間，是6月4日的早上到6月5日的早上，整整24小時，我們都在西交民巷的一個民居裡避難，外面不斷有槍聲，晚上完全睡不著，眼睛一直盯著那塊幕簾後面會否有一班軍隊衝入來。那段時間大家的心理狀態都很繃緊，我們都不知道是否可以安全返到香港。

一行人中有個英文台記者叫「鬼佬Nick」，他走過來和我聊天，說他的女兒出生不久，年紀還小，剛長了三顆牙齒。我就說，不用擔心，可能你回到香港的時候，你的女兒也是剩三顆牙的樣子。那時年少，以為自己好幽默，但那一刻他真的生氣，黑臉了好長一段時間，因為我們真的不知什麼時候能回香港。

6月5日我們知道司機可以過來載我們返回北京飯店，但需要從西交民巷的那個民居走一段好長的路，才能上到車。幾年後，我曾經回北京再走這段路，路程接近二十分鐘，但當日感覺好像走了一小時。我們當時還要找衣服包著攝錄機而行，我們一直走，一直有槍聲，過程中也見到不少載有血淋淋傷者的三輪板車在你身邊經過。血淋淋的一板人這個景象，後來在我幫崔允信拍的一套實驗電影《憂憂愁愁的走了》，我們嘗試在一條胡同的場景裡重構出來。其實只是一個意象，一些光和影的意象。但若你問我六四對我的影響，便是這個意象，不是坦克人的意象。

余偉建

1989年3月，我剛加入美聯社當攝影記者，那時才24歲。6月4日前，我一直在香港，拍攝了全部有關八九民運的新聞事件，但記憶很少，印象最深的是八號風球那一晚，當天應該是李鵬把學運定性為「動亂」，宣佈戒嚴。很多市民晚上走到維多利亞公園示威，好突然。我在涼亭等候，本來不太大雨，但拍攝途中變得大風大雨，我的相機全部濕了，我整個人也濕透，但都要繼續拍攝。當時市民的反應好激烈，全部人包括記者在內都覺得好震撼。

我當時其實也很想上北京採訪。六月初，我在辦公室留意著Wire（通訊社）的照片，我在打印出來的傳真照片裡見到坦克車，也收到訊息說坦克車要入城。我隨即便跟我上司說：「Tank! It is tank! （坦克！這是坦克！）」然後我問他，可否派我去呢，我說：「This is very important to me（這對我很重要）。」我的上司卻答道：「This is very important to everybody（這對所有人都很重要）。」結果，他沒有容許我去。事實上，當時香港也需要人來採訪，如果我走了，那誰人拍攝香港的新聞呢？

結果，我6月4日突然收到通知，公司要我上北京，任務是運送100筒菲林。我6月5日出發，因為擔心過關被審查，途中先經上海，再轉乘內陸機到北京，去到北京機場什麼事也沒發生，過關好鬆，沒有檢查什麼。到達後便直接到建國飯店取房，然後便一個人外出拍攝。

我走到街上，問人才知走路去天安門廣場要一小時。但街上沒有車，只好走路。一直走到南池子外，見到一排解放軍守著，然後他們突然衝出來，所有人都雞飛狗走，我也跟著跑，當時解放軍應該有開槍，我也聽到槍聲。之後便見到劉香成，是他帶我周圍看情況，就像導遊一樣。我印象中當晚還去過醫院，我記得我見過屍體。

之前我從未去過北京，第一次到北京便是因為六四。我連天安門廣場在哪都不知道，這是最差的情況。我事後經常想，如果我之前去過北京會否好些？沒有那種陌生感，是否可以做好更多工作？

有個記憶很深刻。第二天，我在美聯社的駐京辦公室，遇到Jeff Widener，他拿著他拍攝的坦克人照片給我看，然後問我：「Vincent，這張照片好不好？」我當時說：「OK呀！」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趣，我想他當時給我看什麼我都會說「OK」，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6月7日，公司派我去美國領事館，叫我了解下是否有美國人撤僑。到了領事館，我見到周圍都是解放軍，當時很驚慌，但都想起讀書時一個理論，找一個位置是我看不到他們的，他們自然也看不到我，就在那裡蹲下拍攝，真的給我拍到有領事館的人在撤僑，還有人抱著嬰兒。我那時年青，不知道原來撤僑很重要。翌日，我已返回香港，有行家告訴我那張領事館照片在《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頭版刊登了, 我還不敢相信。

最終我在當天離開，在北京只留了三天，但我也不想留低，在北京只有一個「驚」字。最後的記憶，是6月9日，那天是我的生日，鄧小平終於露面發表了六九講話，接見了戒嚴部隊，指事件是「反革命暴亂」。那天我要拍攝大球場的悼念集會，很痛苦，很有情緒，現場所有人都很有情緒。我很不開心的另一原因，是當時還未適應通訊社的發稿方式，因為要趕發照片，不能夠採訪整個新聞便要中途離開，心情實在很矛盾。

高志強

小時候我會跟爸爸回鄉掃墓，見證過國內很多運動，甚至是文革時代也有，我在羅湖橋曾被人攔著，要唱完革命歌才可以通過，或者他唸一句我唸一句毛語錄等，這些我都經歷過。1977年我從加拿大回港，1978年我便開始返中國做商業攝影的工作，耳濡目染，其實都見識到很多中國的現況。那年紀，感覺中國是有希望的。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我開始思索香港的前途和自己的身份問題。我還很記得1987年胡耀邦被逼下台，我剛好在上海有拍攝工作，當時聽到有學生在復旦大學遊行，收工後便去看看。我去到已經是尾聲，大約一、二百人左右，人數不多，但這件事卻一直在我的心裡。所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開始留意，原來有學生正思索這個問題。

兩年後，胡耀邦去世，我在香港假扮記者衝入去新華社設置的靈堂，我拿著銀包卡片就蒙混過去。我也不知為了什麼，總之我進去後便四圍拍照，這揭開了我輯照片的序幕。隨後，北京天安門開始人群集結，我一直有留意新聞，也在香港開始拍攝相關的事。那時代的商業攝影師對這事都沒有反應，或者我是相對奇怪的，我不是一個100%做廣告攝影的人，我去加拿大前也在《南華早報》做過攝影記者，後來是因為生計才轉投商業攝影。

1989年五月中旬，我曾與天安門的民主運動擦身而過。當時我在北京，有公司聘請我拍攝剛剛落成的國貿，就在長安街的十字路口。那個拍攝項目是用來做宣傳國貿的廣告，我拍了很多漂亮的國貿建築照片。我記得有一晚我想去天安門看看，但到了北京飯店已有人攔截我，說不能進去。那時有很多便衣公安，周邊也發生很多事，開始變成了政治鬥爭。我在北京只待了三天後便回港。後來6月5日我在報紙看到一張照片，指國貿的窗有幾個子彈洞，哈哈。結果我拍的國貿照片被全部收回，那些廣告也沒有刊出。

6月4日那天早上，即是北京清場那晚，我在香港新華社附近一個人真的很「戇居」，很閉塞。香港那天好怪，我一個人由新華社走到碼頭，整個城市很靜，整個香港好像很消沉的樣子。其實平日灣仔早上九點會有很多人，但那天街道上卻出奇地平靜，結果就在碼頭拍了這個美國軍艦的畫面。那一刻我已超過24小時沒有睡覺，好累，整個人簡直麻木，電視新聞不斷播著清場的片段。但激動的感覺已過去，我像在發夢似的。

我的照片，是想借景來表達自己的情緒。我不一定要拍攝那個事件，我是追求內在一種好悶好悶的不快心情。我也不是因為六四發生後而走去紀錄那類型，我不是記者，我沒有任何身份，我又不用交功課，又不用交相給報館。攝影是我表達的最高工具，於是我就取相機出去拍攝，如此而已。八九是整件事的高潮，九七則是一個限期，所以我用九七年的回歸照片作為一個終結。

六四事件後，我下了兩個決定。一，我決定不需要再談什麼愛國情懷之類，直接跟共產黨決裂。如果沒一個制度來箝制它，這頭怪獸是控制不了。二，我決定把我的兒子送到加拿大，讓他有個自由的空間長大。

陳木南

關於六四，我想說一些「我拍不到的照片」。我整個生命的改變，可以說是由六四幾個重大錯誤決定引起。

我當時是《大公報》攝影記者。6月3日晚，我在北京長安街拍攝，聽到有傳言說軍隊在長安街西衝入城。我本來想到天安門廣場，後來到北京飯店門外聽到槍聲，開始怕死就走進了北京飯店避一避，怎料店內有很多便衣公安，他們不准我再外出，更聯手搶我的相機，拉扯間我被推跌地上，最後連相機也被搶走了。結果我唯有返回自己房間。那晚我在露台拍到有人用三輪板車載著傷者在跑。直至凌晨時份，我在酒店房時，當時天安門廣場還未關燈，我猶疑過想回去廣場，但我沒這個膽子。我以前以為我是一個不怕死的人，也響往做戰地記者，總是覺得自己可以做一些槍林彈雨的採訪。但自從六四後，便完全推翻了自己英雄主義的心態。那種懦弱和怕死，簡直是聽到子彈打到建築物的聲音，便即刻要躲入北京飯店的程度。最終，我整天留在房內。

6月4日早上，那些坦克排了陣，直昇機上上落落，這些我都有拍到，並已發了照片到香港，成為翌日《大公報》的頭版照片。但到了6月5日早上，我又犯了一個重大的失誤，對自己來說簡直不可原諒，甚至後來有段時間不能重拾相機，覺得自己不配做攝影記者，只能行屍走肉的工作。

那天早上很平靜，於是我到北京飯店樓下西餐廳吃早餐。吃完早餐回房，才知道剛才有個人出來擋住一排坦克，發生了這麼一件重要的事。當我看見的時候，坦克已陸陸續續駛離現場。這種完全不敏感、鬆懈、不稱職的行為，令我自我否定得好厲害，也帶來其後的反思。後來我去流浪，算是自我沉淪的過程，其實想找個地方安置自己。

最後一個放不下的失誤，是我要離開北京的時候。那時其實我很想留低，一來是六月三日晚和坦克人照片的失誤，令我更想留下來。二來當時所見，並不是非常危險，而且我知道還有一些行家老友正上來。為什麼當時在北京的香港行家硬要拉其他行家一齊走呢？這是我最氣憤的，但我最後也軟化離開。若我當時留下，可以幫忙剛上京的行家，做支盲公竹或並肩作戰也好，但現在感覺好像離棄了老友似的。那種心情好抑鬱。

後來六四二十周年，我有份參與了「我要回家運動」裡的《回家》拍攝項目。整個運動是由王丹的一個概念開始的，目的是去探訪一些不太高姿態、較少新聞性的流亡海外知識份子。2008年夏天我們走訪了歐洲多國。在出發前我已決定用兩種攝影方法來表達他們：正照和視平（eye-level）。正照的意思是他們全部都是正面向我的，跟我面對面，我也不會叫他們做任何表情。視平即是不論他們是站是坐，我的相機和眼睛跟他們的眼睛都是同一個高度和水平的，令照片的感覺較舒服。我想用最單純和原始的方法來還原他們，好像照鏡子一樣，我覺得我能捕捉到他們性格的神髓。他們有些嚴肅，有些溫純，那沒經指導的表情，正是我認識他們的性格本身。但總體來說，他們都一致地有返回中國的強烈盼望。

回望過去，我想起那張在6月5日拍攝的封條照片，這三十年來這個封印還未解封，中共政府還未有膽量把這件事浮上來解決。中國現在是極權統治下盛行資本主義的，再加上沒信仰，是很危險的墮落，人失去了金錢以外的道德標準，我形容現在是中國歷史上最墮落的年代。

李澤彤

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只有三、四歲，唯一的記憶是在家裡看電視，記得聽到一些槍聲，家裡的人會談這件事，還有些很模糊的記憶，爸爸好像有參加遊行，媽媽教我唱血染的風采，還在她的朋友面前「演唱」。整個童年我都沒去過維園的六四燭光晚會，直至讀大學時才開始參與和留意相關新聞。

2009年我開始做攝影記者，入行第一年已開始拍攝六四燭光晚會，是我主動舉手說要去做，想以記者的身份出席這個活動。今年剛好是第十年了。這張照片是2013年拍的，當時我在《明報》，還記得我很早便到達，要放一條七級梯預留位置，那個拍攝位置是向著台的左邊第一區，拍攝目標大概就是各大專院校學生集結的區域。

晚上八時前集會還未開始，當時我和幾個行家站在電視台的太陽傘下，突然下很大雨，我想拍一些天氣現況用作即時新聞形容現場，便爬上五、六級的長梯上，心想會拍到一堆雨傘的畫面。起初我看到在場的人都很狼狽地避雨，卻驀然見到中間有些燭光，原來有兩三個學生正在雨中保護著那幾點燭光，那一刻突然感覺自己身體好㷫，好感動，好激動，很快速地找好構圖又多拍幾張，拍完後又回去太陽傘下避雨。

那時，我背著兩部相機，一部公司的，一部自己的，那一瞬間是完全沒有防避的，既沒撐傘，也沒穿雨衣，全身濕透。我是滴著水衝向旁邊的中央圖書館傳送照片回公司。我到現在也覺得奇怪，其他行家的相機不少已經因雨水弄壞了，但我的是完全沒事，也覺得自己很幸運。之後，我也嘗試在圖書館拍一張高角度的照片，但準備要拍攝時，會場內突然開燈，才知道支聯會因為雨勢太大而要腰斬晚會。

拍了接近十年維園燭光晚會，我看到中間的變化很大。以前我還會見到很多大學生坐在晚會前列，但幾年下來，晚會所見的大學生人數已銳減，也少了大學學生會的旗幟在會場飄揚。當年的這一幕，我見到不少大學生義無反顧地冒著暴雨，守護燭光。但時至今日，這一幕好像已不復見，感覺很「唏噓」。我覺得即使未爭取到，也不代表不應該堅持。雖然我沒親身經歷過六四，但政府是應該給那代人一個交代。

楊德銘

我的記性不太好，年輕時的記憶都十分瑣碎模糊，照片便成為我探索自己過去的一點憑據。1989 年6月，我只有十歲，我隠約記得有三件事和六四有關：一，我自己親手做了一本剪報硬皮簿，裡頭貼滿了關於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的新聞消息，還在旁邊畫滿了公仔和圖案。到底我當時為什麼會做這件事呢？我到現在也一頭霧水。二，爸媽曾帶我去看「民主歌聲獻中華」，那是香港的演藝界支持民運的大事。但其實我對這事幾乎沒什麼記憶，是後來看到舊照片才想起的。三，小學中文科趙老師在課堂上突然激動地哭，然後衝了出班房。

到了2014年，我已是一名自由攝影師。我完成了一系列照片，名為《八九風光如此美好》。一開始的想法很簡單，便是想了解自己在1989 年的生活。我翻開家裡沉重的相簿，想追索一下在這個所謂的歷史大時代裡，自己究竟做了什麼。

透過照片的「溫馨提示」，我知道，原來當年我曾去過別人家裡慶祝生日、曾與弟妹在坪石邨樓下踏單車喝汽水、也跟家人參與過爸爸公司的遊船河旅行等。

最令我驚訝的是，在一張1989年6月3日的照片裡，我發現自己在大會堂的書展看書，還在眾書前拍了一張單人照。6月3日的晚上，正是北京軍隊進城鎮壓的時間。

我當時一直在思考，一本最個人的家庭相簿，能否反映出大時代的氣氛呢？家庭照片能透過「不展現」具體社會事件，來「展現」歷史嗎？這些家庭照片，大都是由我爸親自操刀，那顯然是我爸想為家人拍照留念的一種情感舉措。但同時，這可能也是一種家庭記憶的建構？那些廣告經常賣弄的「留住動人一刻」宣傳口號，那些微笑、心心手勢和為拍照擺出的誇張動作，是建構、是表演、還是反射動作？

記憶中，2012年前後也有些新聞指有教科書竄改或刪減六四歷史，我突然靈機一觸，決定擔當一個獨裁者的角色，竄改自己家庭照片的歷史。所以，你看到的每張照片的影像內容，其實都經過後期電腦修改，被我加插了一些理應不在那個時代出現的東西。在展覧或展示時，我刻意先不告訴觀眾，以了解他們能「看到」多少謎底。

概括來說，我察覺到越年長的觀眾越容易發現照片中的不妥。我相信，這種發現的能力並不單單在於觀察，而更是出於他們對社會歷史和事物的認知和記憶。這更讓我想到：二十年後的年青人還知道「面書」是什麼時候出現嗎？還知道手提電話是什麼時候普及嗎？還知道香港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嗎？還聽說過「六四」這件事嗎？

最終，讓我意料不到的，這輯照片好像變成了一個實驗，來考驗觀者是否察覺到照片曾被竄改。如果有，是什麼？如果沒有，又為什麼？如果我們的歷史被篡改，而又一代傳一代；又或歷史被遺忘而沒傳到下一代，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無法察覺自己被蒙騙的觀者。可惜現在卻有人指出不用悼念六四，甚至主動拒絕認識，對我來說，不可謂不諷刺。

林振東

1989年的時候，我大約10歲，其實沒太多印象，因為家庭成員都沒有參與社會運動的習慣。我最記得的是在6月5日那天，全校的人都要手臂纏上黑紗，以及我們的社會科老師很激動。第二個畫面是在幾年後臨近六四，我已升到中二，一位接近退休的數學老師，以前他從來都不會講半句教書以外的事，突然間卻在課堂上談六四，還好像說了一句：「那一年差不多便能改變到中國，很可惜最終失敗了。」

後來我當了攝影記者。2015年我在免費報章《am730》工作，接近六四的時候，很想做一個六四影像專題來回應。那年是雨傘運動半年後，當時多了很多聲音說不會出席支聯會的六四燭光晚會，學聯不入支聯會，香港大學又自己辦集會，社會並開始出現「中國的事與我何干」的論述，本土價值開始萌芽。我當時便思考，我們香港人由從八九民運發生開始，便一直好像有責任地去紀錄與紀念。現在年青人竟然有一種與中國割裂、不關心六四的想法，我是有點不快和憤怒。後來再引伸下去，被官方建造的防火牆隔離於六四之外的中國年青人，又怎麼想的呢？就想找一些在1989年出生的中國人，他們在這中國發展蓬勃的二十多年裡，是怎樣接收六四的訊息呢？他們又有什麼看法？

記者透過不少朋友的聯繫，火速在兩星期內約好人物，便起程去北京、上海、廣州和香港進行採訪。我們總共訪問了七人，但因為籌備時間太短，我們沒法找到農民、工人等多元背景的人來採訪，現時被訪者的背景或會相近。不過這個計劃還會繼續做下去，未來希望找更多不同的人，慢慢能深入地了解六四後的這一代人有什麼想法。

當時我用中片幅菲林相機拍攝，但整輯照片最大的考量，是如何隱藏他們的臉。作為一個以肖像為主的攝影計劃，但不能把他們樣子曝光，這點曾經很困惱我，但很快就釋然了，這樣也很能反映真實的中國。雖然他們都非常有勇氣談六四，但礙於形勢，也需要保護自己，那「遮臉」便構成了當下中國一種有意義的呈現方式。

事實上，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如何一方面不用拍他們的臉，而又有訊息或隱喻埋藏在相片中，例如有一位被訪者喜歡聽有反叛精神的Bob Dylan的歌曲，所以便用Bob Dylan 唱片封面擋著他的臉。有些則臨場發揮，利用當時的環境或家居物件來構思。當然，這組作品圖片也只是整個作品一小部份，文字記者所寫的有關他們故事其實更為重要。

採訪中發現他們對六四的看法不一，但他們全都知道六四，只是認識的深淺有別。他們不少是在大學時代知道的，可能是老師談及，或者自己找資料來看。我也聽聞當時內地大學生會分享一些網上資源連結，包括被禁的六四紀錄片，有些被訪者便提及是透過《天安門》這齣紀錄片而認識六四的。

我認為香港人紀念六四是一項責任。做了這麼多年攝影記者和圖片編輯，都會想盡力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嘗試用影像來述說六四，這都是作為記者的一種責任。六四本身這件事，無論創作或報道來說，都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題材，但覺得只要找到一個還好的切入點，再訴說一次給大眾知道，這個行為本身還是很重要，而不需要每次都要找到新的點子才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