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將華為列入美國商務部出口「黑名單」——實體清單(entity list),要求向華為出售產品的美國企業必須在「拒絕批准推定」(presumption of denial,意即美國政府的默認立場是任何申請都將被拒絕)政策下申請,獲得許可證後才可進行貿易。
5月20日,彭博社報導,向華為提供不同類型組件的英特爾(Intel)、高通(Qualcomm)、賽靈斯(Xilinx)、博通(Broadcom)已向員工發出通知,暫停向華為供應產品。同日,路透社亦報導了谷歌暫停向華為提供關鍵軟件和技術服務——對華為快速增長的、以智能手機為主的消費者業務造成打擊。
5月23日,英國廣播公司(BBC)稱,其獲得英國芯片設計廠商 ARM 的內部文件顯示,ARM 要求其員工停止與華為及其子公司的 「所有有效合同、支持權利和任何未決的約定」 。該公司的一份備忘錄稱,ARM設計包含「美國原產技術」,並因此認為受到了特朗普政府禁令的影響。
儘管特朗普政府在21日發出90天臨時許可,暫時允許華為採購美國產品。但數家關鍵合作夥伴發出的「斷供」聲明和中美貿易戰不甚明朗的前景,令這個年淨利潤593億人民幣的中國通訊巨頭陷入了巨大的危機。芯片禁運、和谷歌「分手」究竟會對華為產生哪些影響?台積電會成為華為的「最後一根稻草」麼?華為的「備胎」芯片真的能在短時間內「接棒」,助其渡過難關麼?
華為「備胎」芯片有能力「轉正」麼?
5月15日,美國禁令出台後,華為旗下的海思半導體公司總裁何庭波,迅速發了內部信,稱公司多年前就已預計「有一天所有美國的先進芯片和技術將不可獲得」,並為此打造了許多「備胎」芯片,這些芯片將確保華為大部分產品的「連續供應」。
這一說法得到華為創始人任正非「背書」。在5月21日的記者會上,任正非表示,華為可以製造所有的高端芯片,因此即便美國的芯片不再供應,也不會有困難。他強調,在和平時期,華為也是一半買美國公司的芯片,一半用自己的芯片。
華為從1991年成立ASIC設計中心開始就已涉及芯片設計領域,2004年成立海思半導體公司,主力研發手機芯片。2018年,在市場研究機構DIGITIMES Research發布的全球集成電路設計公司排名中,海思已名列前五。
在手機芯片領域,華為也已比肩蘋果、高通和三星。2017年,華為早於蘋果,發布全球首款AI芯片麒麟970處理器,2018年,華為推出的麒麟980處理器,和蘋果A12處理器同為7nm製程,處在世界先進水平。
「(華為)在手機裏面的芯片絕對是No.1。」香港科技大學電子與計算機工程學系教授俞捷告訴端傳媒。因為和高通的專利權官司,蘋果一度尋找不到5G芯片的供應商,年初任正非還表示可以向蘋果出售5G芯片。「美國一定不會讓賣的,但是代表說我的東西足夠好。」俞捷說。
不過,在一些一線員工眼中,華為的芯片並沒有聲稱的那麼好。在海思從事「備胎」芯片研究的方容(化名)向端傳媒表示,禁令發出的第二天,為華為提供EDA工具(芯片設計輔助軟件)的美國Cadence公司,所有作為外援派駐華為的AE(業務代表)都不出現了。跟ARM公司的情況一樣,華為在禁令之前已經擁有Cadence公司的工具授權,但是由於沒有外援,方容的工作幾乎瞬間停滯。
「我們的項目本來是個備胎,芯片失敗了還可以用高通的發貨,現在就必須流片成功(指測試成功)。」方容說,華為備胎芯片的質量並不好,目前項目還能運行,但未來影響會更深。方容收到公司的通知,不允許他們轉發早前公開的海思總裁致員工的信,也不允許他們在朋友圈過多轉發華為相關消息。
此外,分析師普遍表達出更深一層的憂慮是——哪怕華為有能力設計高端芯片,也無法憑一己之力製造出來。
生態難造,禁運或將華為排除出全球價值鏈
「在電子產業,每個製造環節都有不容易跨越的技術以及資本門檻,而且在每個技術環節都存在不可取代的公司。」芝加哥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生李柏昇對電子產業有長足觀察,他認為,芯片產業跟傳統製造業比如汽車工業非常不同——汽車技術門檻最高的是引擎製造以及零件組裝,其他環節並不涉及尖端工藝,而芯片產業每個環節都有極高的技術門檻。
芯片產業鏈大致可以分為設計、製造、封裝測試三個環節。而芯片設計公司又分為兩類,一類是高通、博通、海思這樣的芯片產品設計公司;一類是以ARM為代表的IP公司,它不做芯片,只提供技術路線和方案。
由於ARM獨特的商業模式,蘋果、三星、高通、海思等芯片設計公司都採用了「ARM架構」來設計芯片,這家被日本資本收購的英國企業,牢牢站在了芯片產業鏈的頂端——正是因為處在這個位置,ARM暫停和華為所有的業務往來,才被視為華為事件迄今最大的危機。
「這就像告訴可口可樂,它不能使用碳酸水。」《連線》雜誌這樣評論失去ARM架構的華為海思。
在接受財新網採訪時,任正非提到華為已經買下了ARMv8的永久授權。因此現在停止合作,依然可繼續基於「ARMv8架構」設計自己的芯片,短期內不會受到太大影響。但如果禁令一直生效,華為將無緣ARM下一代指令集架構。
從技術上看,ARM並非無可替代,美普思科技的MIPS同樣可以做出指令集架構,開源架構RISC-V近期也引起了很多關注,但問題的核心在於生態。
二維碼(QR code)的技術門檻不高,很多人都可以做,但因為微信和支付寶的普及,商店和出租車都用適配它們的二維碼來收款。俞捷以二維碼(QR code)作為類比來說明ARM公司的生態優勢:由於供應鏈上下游都優先與ARM適配,如果華為要建立另一個生態,相當於一個人要把所有出租車司機的Wechat二維碼都更換成適配另一個軟件的,「面對一個巨大的已經建立的基礎,是很難去打這個仗的。」
從華為3月份發布的2018年年報看,華為的業務大約50%是消費者業務(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筆記本電腦等)、40%的業務是運營商業務(通訊設備、基地台等等)、10%是企業業務(公司儲存與通訊設備等)。
市場研究機構FeibusTech的首席分析師Mike Feibus 接受端傳媒採訪時稱,從目前已公開的消息來看,無法購買美國企業的芯片,主要受影響的是華為的消費者業務。「但華為所有的業務都依賴於進口零部件。」他表示,長期來看,隨著更多的企業宣布暫停與華為的合作,華為其他業務的供應鏈也將會受到影響。
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經濟學教授邢予青在FT中文網撰文指出,華為的成功是沿著全球價值鏈路徑的成功,是利用和集成現有通信技術的成功,而非技術突破主導的成功。李柏昇也認同這一說法,他表示華為要做出有競爭力的產品,就必須用上美國的技術。禁運帶來的問題是把華為排除出全球價值鏈,在這條路徑之外,短期內華為可能還可以做出產品,但做不出有競爭力的產品。
路透社報導,華為2018年對外採購部件花了700億美元,當中110億美元是從美國企業採購。僅博通和高通兩間公司,去年就分別從華為獲得20.9億和15.8億元人民幣芯片和其他零件訂單。
禁運對華為造成的影響不僅有產品,還有專利。李柏昇認為,在通訊設備行業,高通、博通等公司持有的專利並不容易繞過,如果美國的技術禁運也包含了這些專利授權的話,那麼華為就很難在中國以外可能被專利訴訟的市場做生意了。
華為的年報顯示,2018年有一半的業務在中國,一半在海外。李柏昇分析,從結構上看最受影響的將會是海外的運營商業務。「全世界的電信運營商都在採購5G設備升級,運營商不會希望買到因為專利有問題、所以比較次等,或是可能會無法得到後續服務的產品。」他估算,海外運營商業務佔華為總業務的10-30%。
過去一年,特朗普政府也持續對歐洲國家施壓,要求他們不要採購華為的5G設備。《經濟學人》引用政策風險公司Eurasia Group僱員的說法,認為禁令不是貿易戰過程中一項暫時的策略,而是「美國推倒華為運動的合乎邏輯的最終遊戲」。
沒有Gmail和YouTube的華為手機,還能吸引海外用戶麼?
相對而言,谷歌與華為「分手」帶來的影響則沒有芯片問題那麼沉重。
據路透社5月20日報導,谷歌暫停與華為的部分業務合作,不再進行需要開源(開放原始碼)許可範圍以外的軟硬件轉讓和技術服務的業務。這意味著華為仍可免費使用Android的公開開源版本,但無法再獲得Android操作系統的更新。華為新一代的Android智能手機也將無法訪問包括Google Play Store、Gmail和YouTube在內的熱門應用。諸如 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 等應用都會因為缺少「 GMS 認證」(Google Mobile Services Test Certification),而無法正常使用。
同日,Google緊急發布聲明,他們會繼續為現有華為設備的使用者提供 Google Play 及 Google Play Protect 等服務。因為禁令是禁止美國企業與華為進行軟硬件轉讓或服務,而現有的設備是屬於「使用者個人」跟 Google 之間的交易和服務。
Google的服務在中國一直處於被屏蔽的狀態,因此這次中止合作,對華為手機的中國大陸市場幾乎沒有影響。但是欠缺谷歌服務的華為手機,在海外市場的吸引力無疑會有所下降。
軟件技術從業者霍炬告訴端傳媒,海外市場的手機用戶仍然可以通過GMS安裝器、或者刷機的方式來獲取谷歌的服務,因此這並不是毀滅性打擊。由於Android系統的開放性,手機用戶總是有很多辦法「修改」出一部能正常使用Google服務的手機。
李柏昇則認為,Google與華為分手跟美國芯片企業斷貨有一樣的效應,會危及華為手機的整個海外市場,「當你有三星以及Google Phone等等Android認證的系統時,誰會去買一個沒有Android認證的手機?」
英國《金融時報》引述獨立分析師理查德·温莎(Richard Windsor)的分析,失去谷歌生態系統「很可能會使華為失去中國境外市場的全部智能手機出貨量。這相當於華為智能手機產量的一半。
根據DC數據研究中心的報告,2019年第一季度華為智能手機出貨量為5910萬部,佔全球智能手機市場份額的19%,僅次於市場份額23.1%的三星,華為也取代蘋果成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廠商。除了中國消費者,華為手機在歐洲市場同樣暢銷。今年2月份——美國禁令發出前的三個月,市場分析機構Canalys的數據顯示,2019年華為很有可能超過蘋果,成為歐洲第二大手機廠商。
面對谷歌「分手」,華為也準備了「B計畫」。5月22日,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透露,華為的自研操作系統「鴻蒙」最快今年秋天可面市。他表示,這是面向下一代技術而設計的操作系統,打通手機、電腦、平板、電視、汽車、智能穿戴,統一成一個操作系統。
在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商標局網站上,可以看見華為2018年申請註冊的「華為鴻蒙」商標。
霍炬表示,華為如果要做出一個兼容Android的分叉系統供自己的手機使用並不難,但是如果要從頭做一個操作系統則很困難,因為Android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生態,這一生態系統是多家廠商共同維護起來的。
過往微軟、諾基亞、黑莓等都未能夠突破蘋果iOS和谷歌安卓在操作系統的壟斷,從頭開始建新的操作系統。和芯片一樣,核心始終是生態問題。新的系統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市面上的App都不兼容。霍炬舉例道,由前諾基亞員工基於MeeGo系統繼續開發的Sailfish OS11系統,也仍然需要通過Android層來使用Android App。
「除非現在開始,中國政府鐵了心就是要集中打造自身的科技生態系,要全國碼農通通去寫鴻蒙系統的程式,不然短期內這種生態系是沒有辦法直接打造的。」李柏昇說。
台積電會不會斷貨?分析師表示悲觀
美國禁令出台後,台積電迅速表態:「經初步評估後,應可符合出口管制規範,決定不改變對華為的出貨計劃,將繼續出貨華為。」台灣《天下雜誌》分析,美國對「實體清單」中企業實施的出口管制貨品、軟件與科技分為三種:位在美國;源自美國(U.S-origin);以及「外國製造,但是其源自美國的內容超過上限」——這一「上限」對中國的要求是25%。
「華為的芯片生產是完全沒有後備的。」俞捷向端傳媒指出,台積電的工藝在全球最為領先,無論是中芯國際還是三星,在工藝上都無法跟台積電比較。中芯國際剛剛突破了14nm製程的工藝,而台積電已經進入了7nm的賽道,「差了六七年」。俞捷說,華為的芯片必須在台積電才能製造出來,華為的主要競爭對手,也都是台積電的顧客。他認為,如果台積電真的停止代工,會演變成很大的政治問題。
華為海思是台積電僅次於蘋果的第二大客戶,2019年第一、二季度貢獻了台積電營收的11%。台積電今年3月新投產的第二代7nm製程,華為在第一時間就下了大量訂單。
「現在中國媒體開始將矛頭指向台積電,不過是因為中國政府在台灣扶植了相當多的代理人。」加拿大約克大學企業研究系副教授沈榮欽向端傳媒分析,台積電因為先進的製程技術,一直是芯片戰的關鍵角色,但它並不是唯一的關鍵者。他認為,台積電之所以被特別標舉出來,是因為中國政府難以影響美國的Google與英國的ARM,但是一直對台灣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在中國面對西方聯盟難以突破的情況下,如能掌握台積電將是中國對抗西方的最大武器。
對於台積電是否能持續給華為供貨,不少分析師也表達了悲觀態度,有兩個因素仍然可能影響到台積電:一是美國商務部並未有對25%「源自美國的內容」做出詳細解釋,為如何測算留下了模糊地帶;二是美國有可能下調數值要求,將中國與伊朗、朝鮮等國家並列,上限改為10%。
華為能在禁令下「浴火重生」麼?
除了對華為造成直接打擊,禁令還帶來了其他連鎖反應。2018年華為召開供應商大會,為92家供應商頒獎,其中有33家企業來自美國。根據路透社的數據,在華為賺取收入最多的美國企業是偉創力(Flex),這家企業在中國大陸和其他亞洲國家設有工廠,主要為華為的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代工,2018年有24.3億元人民幣營收來自華為。網上流傳的一份廣東珠海偉創力工業園的放假通知顯示,偉創力稱需要核實與華為有關的「實體名單事宜」,確保偉創力「遵守所有適用的貿易法則」。如果偉創力不再替華為代工,意味著有很多生產線會被砍掉,大量中國工人會失業。
和偉創力一樣,華為的其他美國合作夥伴在禁令一事上大多保持了緘默。儘管任正非在記者會上指出,美國供應商在努力溝通為華為備貨。但從公開聲明來看,未有美國企業表態支持華為。李柏昇也提出自己的質疑:「出來幫華為說話、罵美國政府的都是華爾街金融才俊,而不是矽谷老闆。」他認為前者才是真正需要華為的群體,他們需要一個沒有關税保護的國際貿易市場,才能預測成長以及投放資本。
而面臨重重困境的華為,能否憑一己之力突破重圍?
任正非曾表示,美國對華為和中國的封鎖,「可能會刺激中國系統性地、踏踏實實地發展電子工業」。分析師Mike Feibus 也表達了類似看法:「對華為的美國供應商來說存在一個風險,華為可能會獨自發展,而他們將永遠失去這部分業務。」Mike Feibus 說,這也是美國農民對貿易戰的擔憂——等關税再降回來時,他們可能已經回不去中國市場了。
李柏昇則不認為圍堵華為會激發創新:「在發展政治經濟學當中,有一種說法是險峻的國際情勢會讓國家願意發展科技(例如冷戰時的南韓與台灣),但問題是中國對於科技發展一直很重視。」他指出,中國的創新路徑一直是高資本投入,而在組織管理和橫向社會網絡的發展上則相對欠缺,這一路徑已經走到瓶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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