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美聯社採訪工作

1989年4月15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學生在北京天安門舉行悼念活動，逐漸轉變成學生靜坐、絕食乃至全國性示威，高峰期天安門廣場聚集數十萬名示威者。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於5月20日宣佈北京戒嚴，調動解放軍前往北京，不同派別的學生組織就撤離或留守廣場出現嚴重分岐。

對於外國媒體，當時中國的控制已愈來愈嚴，大部分外國通訊社攝影師紛紛於5月尾、6月初離開北京，劉香成決定留下。他看到民眾在西單民主牆將運送解放軍進城的公交車攔截，將武器都拋上車頂；看到天安門廣場上聳立的民主女神像，與城樓上的毛澤東肖像遙遙對望，他說，當時自己縱使沒有預感會發生甚麼大事，但經驗和直覺告訴自己，眼前事情「許多時不會有很好的結果」。

「這個情況不會捱很久的，你們不要走。」他對同行說，可惜沒有多少人聽他的忠告。事後一批攝影師再想回去北京已沒可能，只能後悔郁悶。當時連他的上司也離開了，美聯社便對他說：「劉香成你來主持工作。」他一心只想拍照，起初拒絕要求，但公司卻說：「你要拍照，也是你來主持工作。」

「坦克人」照片由他發稿

北京高度戒備，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大量學生和群眾，整個城市蔓延著膠著的氣氛，連續好幾天，劉香成幾乎沒有睡覺，每天把民運的照片傳回總部。「那時候長途電話每分鐘9元人民幣，我們有兩條電話線從來不掛上的」，因為一旦掛上，再難以取回線路，「美聯社不知道花了多少錢」。

6月5日清晨，解放軍在前一晚控制了天安門廣場一帶，北京市街頭顯得一片平靜，美聯社紐約總部對劉香成說，希望要天亮之後天安門現場的照片。劉當時忙着發稿，匆忙中吩咐從曼谷前來幫忙採訪的同事、攝影師Jeff Widener說：「你去吧。」劉知道從北京飯店的陽台可以看到天安門，便叫Widener帶備400mm長鏡頭以及2x增距鏡（相等於800mm）出發。

大概在早上10時，Widener從北京飯店致電給他：「我不知道這張照片是否清晰，但我拍到一個人站在一列坦克車前面。」劉香成叫他先把菲林捲起來收起，將底片和相機分開，人留在酒店，底片交給留學生運送出來，「事後證明這個建議也不錯，因為許多人下來（酒店）時，菲林都被公安沒收了。」

不久，一位金頭髮、紮辮子的外國留學生拿着美聯社信封將底片送來，劉香成立即叫同事、日本攝影師Sadayuki Mikami沖洗菲林，「我看到是有幾張照片是虛的，有一張可用，我第一時間將那張照片發出去。」

坦克橋下的年輕情侶

剛發完照片，他便接到多倫多《環球郵報》女記者黃明珍的電話：「劉，坦克向你的方向開。」他馬上開車趕往建國門外的外交公寓，跑上一幢樓房天台，天台大門緊鎖，他用力把門撞開，「還在喘氣的時候，我看見坦克正轉過來，剛好橋下面有對年輕的情侶在那裏。」

劉馬上舉起相機，照片中有一對年輕情侶坐在單車上於建國門橋底張望，載着兩名士兵的坦克車於橋上駛過，軍民形成強烈對比。照片令劉香成奪得了美國密蘇里大學《年度圖片大獎》（POYi）及同年美聯社最佳攝影師殊榮。劉香成和Widener的照片，一直一橫，佔據第二天世界各地報章的頭版。

在那歷史性的一天，拍到「坦克人」瞬間的還有幾位攝影師，分別是Magnum圖片社的Stuart Franklin、《新聞週刊》的Charlie Cole、路透社的曾顯華、香港攝影記者冼偉強。不過，部分攝影師當時只配備了較短焦距的鏡頭，拍出來的「坦克人」只佔原畫面一小部分，事後需要大幅度剪裁影響了畫質，又加上美聯社發稿時間較快，因此Jeff Widener版本傳播得最快最廣。

作為八九民運的見證者，劉香成說，即使是文革也要待毛逝世後才得到平反，六四的平反不會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對一個普通的、稍有知識的人，你也知道每一件事情，到底你是站在歷史對的一面，還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面。」

童年在福州生活，對中國產生興趣

劉香成1951年於香港出生，10歲前在福建福州度過，那是極看重人的出身和家庭成分的年代。劉香成生於知識份子家庭，父親是位左派報人，一位母系親戚曾於清朝當官，獲皇帝賜地，就因為這樣的歷史淵源，母親被劃為「官僚階級和平地主」。

雖說是「和平地主」，但不管是甚麼種類的地主，作為「黑五類」後代，無論劉香成怎樣積極參與拍烏蠅、除四害活動，每學期成績報告書一發下來，政治表現欄目永遠不過「丙」等，像是「全紅入面一點黑」。

劉香成認為，中國大陸是他生活過的地方中最政治化的，就連前蘇聯也及不上，「這一點毛澤東本人也經常強調，要『政治掛帥』，他對其他中共幹部最嚴厲的觀察或判斷就是：『某某人不懂政治』。」他想了一想，說：「福州童年對我的影響，是對中國產生興趣。」這種政治和生活緊扣在一起、政治直接干預到人們日常活動的情況，讓他後來讀書時唸政治學（Political Science），對中國、政治和國際關係特別著迷。

攝影是光圈和快門結合的語言

劉香成在16歲時留學美國，就讀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當時中美還未建交，尼克遜仍未訪華，他對政治和國際關係感到興趣，每星期也會到大學圖書館觀看《中國新聞分析》。在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旁邊的一間圖書館，劉香成看到Magnum攝影師馬克呂布（Marc Riboud）《中國的三面紅旗》攝影集，又時常在紐約國際攝影中心（ICP）觀看不同的紀實攝影展覽，開始感受到影像的力量。

大學最後一年，他選修由《生活》雜誌（LIFE）著名攝影師Gjon Mili教授的攝影課，期間劉香成拍攝街頭無家可歸的老太太，又到紐約州一間為智障學生而設的猶太學校拍攝圖片故事。Mili看到照片，邀請劉香成畢業後當其助理。在紐約洛克斐勒中心的辦公室，他時常遇上《生活》雜誌其他著名攝影師，如Nina Leen、John Loengard，Alfred Eisenstaedt等，對年輕的他有莫大鼓舞。

「Mili經常說，『你要是跟畫家一樣，一筆一筆的去畫，你畫不過畫家。而攝影師能夠捕捉到的東西，是畫家畫不出來的。』」他明白老師的意思，是要發揮攝影的獨特性，「這麼多種藝術媒體和手法，是什麼令到攝影獨特？我覺得一個是快門，一個是光圈。這兩種東西的結合，使攝影創立了它一種獨特的語言。」

後來，一位教授介紹時代集團總裁與劉香成見面。時代集團辦公室也在相同大廈，他從28樓跑到34樓去面試。一個不算高大的美國人、拿着一支大雪茄，一上來就開門見山：「年輕人，你有沒有想過自己想做甚麼？」

「我想去中國。」劉香成也很爽快。兩個星期後，他就得到了第一份到中國的差使，開始《時代》雜誌特派記者的生涯，那年他25歲。

用1/30秒拍攝蘇聯解體，23秒拍攝中國好學青年

直至今天，他仍然相信Mili的見解站得住腳。1991年，前蘇聯總書記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宣布辭職，象徵蘇聯正式解體，當時美聯社派駐莫斯科的劉香成混進了克里姆林宮，在全球進行新聞聯播禁止攝影的現場，躲在錄影機背後靜待時機。

當戈巴契夫演講完畢後將講稿擲在桌上的一刻，劉香成馬上按下快門，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見狀向劉香成揮來一記重拳，劉香成也顧不了這麼多，馬上奔跑離開回去黑房沖照片。同行看見他從房間跑出來，知道他拍到獨家新聞，氣得牙癢癢，齊向他叫「Fxxk You！」

劉香成清楚記得，他將快門調校1/30秒，只拍攝了一格，他形容：「如果他（整個人）動的話，這張照片就不成立，但是很幸運，他就很清晰，那張紙在動」他補充道：「如果不能將這張紙的瞬間（動感）表現出來，會和一般新聞發布會（的相片）沒有什麼區別。」

另一張他於1981年，拍攝夜裏在天安門廣場爭取燈光閱讀的青年，就用了23秒的快門。因為青年後方還有其他人群、街燈和人民英雄紀念碑，「你想想，如沒有f/22（光圈）的景深，體現不出天安門的情況。」他笑道，由於現場環境昏暗，測光錶也無法準確量度，於是他把相機放在地上，「我自己數，一、二、三……」憑感覺用23秒時間來曝光。

從百姓細微表情捕捉《毛以後的中國》

1976年9月，劉香成在巴黎正要採訪新上任的法國總理Raymond Barre，一天早上，經過報攤看見所有報紙都刊登毛澤東的照片，才知道毛逝世的消息。劉香成取得了採訪毛澤東追悼會的差使，可惜來到廣東後，因簽證限制，只能留在廣州而無法前往北京。

在廣州期間，市民的姿體語言令他有很大的啟發：「人的面部語言、眼神都有種放鬆，我過去從來沒有見過大陸人是這樣的。我覺得在毛澤東之後，可能會出現一個新的改變。」劉拍攝在公園耍太極的男子，臂上帶有悼念的黑紗，面部表情卻是放鬆的，從平民百姓一個細微的舉動，他看到時代變化的縮影。

其後他曾在不同時間採訪中國，拍攝在故宮拿着可口可樂面露笑容的男子、三名看起來一模一樣穿戴黑超的時髦男孩、在毛澤東像下玩滑輪的年輕人等，「如果我小時候未在福州生活過，我想我對中國人姿體語言的感覺，不會有很深的印象。」相比起拍攝大人物和國家政要，他認為平民生活更可反映時代的特質。

成為西方人觀看中國的眼睛

有一段時間，劉香成的照片成了西方人觀看中國的窗口。1978至1980年，他是北京唯一外國派駐中國的新聞攝影師；曾有一位外交部新聞官員告訴他，他們調查發現在1979至1981年間西方媒體發表有關中國的照片，有65％是劉香成作品。

1983年他推出成名作《毛以後的中國》。攝影集出版前，他問一位國家社會科學院院長：「從1949年到現在，中國搞了幾多場政治運動？」那位院長數一數，說從1949年到82年，中國經歷了25場政治運動，幾乎一年多便有一場運動。

「是誰人能夠接受這麼多場政治運動？政治運動有大有小，每一次也有許多人遭殃，我說答案就是中國人。」劉香成在攝影集的前言寫道。

「我的人生觀是，這杯水永遠是半杯滿的，而不是半杯空的水。」他說，「如果你對人類，抱存一種潛在的希望，對人和事會有一種同情心，這種同情心很重要。」劉香成最近出版攝影集《紅海餘生》（A Life of a Sea of Red），書名借喻「苦海餘生」，展現他所拍攝的人民在中國和前蘇聯兩個紅色國度的生活。

好的照片有一種共識

劉香成相信，一張好的照片是有共識的。

他回想紀實攝影的黃金時代，報紙雜誌有足夠採訪資源，但在重大事情發生時，編輯們必定會觀看各大通訊社的照片才決定用相，不一定使用自己媒體攝影師的照片，「你看一些較大型的刊物：《生活》、《時代》、《新聞週刊》、《星期日泰晤士報》、《亮點》、《巴黎競賽畫報》等在重大事情上都使用同一張照片，因他們覺得：『這張是最好的，我就用這張』。」

他說，這種共識帶來傳播的力量，令許多攝影作品都成為西方的一種集體回憶。他不無惋惜地表示，現在這情況愈來愈少了，「我會記得越南戰爭什麼是經典的作品。但我問你，你記得伊拉克或者敘利亞的畫面嗎？除了敘利亞小童伏在沙灘上的那張照片外，近年你已看不到什麼經典了。」

劉香成提及，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曾在70年代接受《紐約時報》訪問說，「自己拍攝了50年，那些我看得起的照片，不會多於30、50張。」基本上一年多才拍到一張能讓人看上3、5秒的圖片。

「雖然每一個人的情感反應也不一樣，但一張好的圖片，會令你產生一種情感的共鳴，也更為耐看。」劉香成說。

一生推動中國攝影

20世紀最後25年，劉香成幾乎採訪過所有重要的歷史事件，多年來，他派駐過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蘇聯和阿富汗等多個動蕩的地區。自2000年起出任媒體集團高層，但他一生都離不開攝影創作或推動的工作，除了出版自己的作品集，劉也參與編輯幾本攝影書，例如《中國：一個國家的肖像》及《上海：1842－2010，一座偉大城市的肖像》。

除此之外，他也致力發掘中國攝影師。199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30周年，一位北京朋友對劉香成說，有位黑龍江攝影師的作品值得一看。朋友把他帶到哈爾濱，看到了攝影師李振盛拍攝的10萬張文革照片。「那時候我在香港辦M圖片社，Contact Press、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Outline等通訊社圖片的遠東代理都在我這裏。」於是他挑選了90多張作品，推薦給《時代》雜誌，最後成為《時代》封面故事，報道震驚中外。

2015年，劉香成創立上海攝影藝術中心，致力把國外的作品帶來中國，又將中國的作品帶到世界。他認為中國人特別喜歡攝影，近年中國攝影也進步得很快，年輕人模仿力好高，但對攝影的教育和視野始終有所侷限。「攝影，最好不要說那麼多，最好就給人去看。這是我的初衷，因此在上海建立一個ICP。」他期望讓中國年輕攝影師，也有機會像他當年一樣，在紐約ICP面前直接感受和體驗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