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9年4月號的文章，文章經雜誌授權轉載，因篇幅所限，略有刪減。端傳媒已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建立長期稿件資源合作關係。
大家似乎都同意，這個運動有兩個要點，一個是1919年5月4日的學生運動，另一個就是1917年在《新青年》雜誌發起的「文學革命」。作為一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我當然先從後者（白話文帶動的新文學）說起。
白話的提倡和接受是跟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建立密切相關的。任何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從殖民統治掙脫出來後，都必須處理語言統一的問題，越南、韓國和希臘皆是如此。而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除了是民族國家語言的宏觀問題，更涉及了傳統和現代的糾葛。胡適提倡白話文，同時力主建設新文學和新文化。他的口號是「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國語基本上就是白話，但這白話需是全國人都使用的白話，廣泛地牽涉到口語和讀寫。他自覺地要以一種生動的、統一的語言打造「國語的文學」，加以宣揚，讓人學習，然後達成民族國家語言之建立。至於陳獨秀，他在〈文學革命論〉裏提出了鮮明的口號，要分別以建設「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來推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和「山林文學」。這一百年來，陳獨秀的口號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為人熟知的潮流，並派生出許多不同的變奏。胡適和陳獨秀俱意在推動文學革命，卻沒有時間兼顧運動背後的細節。例如，胡適討論過很多大問題：甚麼是文學、甚麼叫新詩等等，並在長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裏大談文學創作的問題，好像甚麼都懂，卻從未深入研究那些問題。
五四運動領袖人物的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受過中國傳統教育，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學根柢。對中國傳統文人來說，詩和文是非常重要的文學書寫形式，而胡適卻提出一律要用白話來寫，急欲取代文言，於是就使傳統和現代形成了對立的姿態。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之後，傳統是否真的被推倒、消失了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那麼，傳統是以何種形式存在於現代？民初不少學者文人如林紓、王國維和劉師培等，都是用古文寫作的。不單林紓十分反對用白話寫詩文，不少人亦對能否以白話文寫出藝術作品表示懷疑。反對白話的人看上去很保守，但他們其實都受過高等教育，有的還曾留學海外，跟五四新派人物還是有許多相通之處。對民國初年的人來說，傳統就在生活裏面，它是活生生的，無所不在；但當他們需要推動一個新的運動時，就自覺要把傳統的門面打倒或重造。
我們該如何理解中國傳統和現代的關係？在過去一百年多來，這是中國文化界和學術界共同關心的問題。林毓生首先提出了「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註1），引起了當代學術界的熱烈討論。2019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我打算重新審視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