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切除到倫敦大火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市大興區一棟群租住房發生重大火災，造成19人死亡、8人受傷。火災後，北京市內展開為期40天的「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導致聚集在市內出租公寓、工業園區的大量外來居民在寒冬被迫搬離，甚至流離失所。
在此期間，一群志願者臨時自發組建了數個網絡群，來傳遞現場消息、記錄資料，以及採取行動。2018 年 2 月 13 日，我在北京與參與行動的其中一位志願者談了談。這位志願者參與了 「清退預警地圖」 項目中 「信息組」 的工作。
採訪中我逐漸了解到，這項主要由臨時志願者參與和建立的「清退預警地圖」，主要分為 「信息組」 和 「技術組」 兩個工作組。信息組從互聯網和各微信群中收集每日的清退信息，包括地點、清退時間、通告時間等，每天定時反饋給技術組；技術組負責將這些數據更新在地圖上。每天會有人將清退信息和更新的地圖發布在微信群和朋友圈，供那些意圖在當日到清退現場的朋友參考。工作組中的成員大多互不相識，然而大家在短期內製定出分工和輪值機制，互相保持溝通和關照。另外，對數據的處理也需要一定的技術素養和倫理反思。
很可惜，因為有關部門的干擾，「清退預警地圖」 的多個工作組群後來被迫解散，一些未曾謀面的搭檔也失去了聯繫。
就在北京大火發生幾個月之前，在英國倫敦的另一場大火，也引起了一個名為「法醫建築」（Forensic Architecture）小組的注意。2017年6月14日當地時間凌晨，位於倫敦西部一棟24層、名為格倫費爾塔（Grenfell Tower）的公寓大樓發生大火。該公寓127個住宅單位、227間卧室幾乎全部被大火摧毀。該公寓600名居民中，有71死亡，74人受傷（傷亡數字系倫敦警方11月16日宣布）。
與北京火災清退事件中志願者團隊的自發性和臨時性不同，法醫建築是一個被教育機構支持的項目制研究團隊，由建築師伊堯·魏茲曼（Eyal Weizman）於2010年在倫敦金史密斯學院創立。小組成員包括建築師、藝術家、學者、律師、調查記者、電影製作者、軟件開發人員、考古專家等各種職業研究人員。
這個小組介入倫敦火災事件後，馬上開發了一個命名為「格倫費爾媒體檔案館」的平台，開始收集人們用智能手機或者相機拍攝下的視頻，並將它們放置在格倫費爾塔火災的3D模型中。他們試圖讓公眾通過更直觀的方式，來了解這個災難性事件是如何發生展開的。
通過視覺化呈現「暴力痕跡與創傷」
這兩場大火發生之後，對於事件的介入，兩組人員都採取了類似的方式，去處理所關注的事件與問題：大量調查和空間取證、數據檔案可視化，以及與社會人員的廣泛合作。這種方式的建立，往往會針對特別具體的事件，構建的核心也在於對事件的取證實踐行動：將「暴力痕跡與創傷」——現場涉及的位置、人物、材料、感官記錄等提取出來作為可分析的證據，再把分析結果通過視覺化的方式呈現。這些證據用來確立事件的性質，或者說證實侵犯人權的行為過程。
這種行動的框架，更像是一個置於事件場域裏的公眾論壇或者記錄劇場，通過大量的調查重製證據鏈，進行反覆的討論考量，建立政治討論空間，甚至直接聯合法院等機構組織，來確立造成事故或侵害人權的關鍵證據。
在一個急速刷屏、碎片化的的信息時代，這種通過媒體檔案和空間數據庫，進行重構事件的工作，某種程度上也在補足歷史或事件片段，提供給公眾不同層面的嶄新現實。當然，此類項目的提取與構建，需要前期對事件的碎片化信息進行大量調查。這些調查研究本身，是讓這些項目能夠與社會建立起真正對話關係的基礎。
如果我們去閲讀更多法醫建築小組的工作項目，就會發現相對於北京志願者們的行動，法醫建築小組的工作更為嚴謹、複雜、持續和多元。法醫建築的研究項目遍及建築、法律、環境、人權案件和其他政治領域，基本圍繞衝突地帶的創傷建築與暴力事件展開，直接對涉及其中的人權案件和衝突地點，進行調查與取證。他們並沒有提供單一的政治立場或者批評譴責，而是在每個不同的語境中，進行了更具體、更有針對性的干預性措施和跨學科處理手段。他們更接近一種完全實證主義的工作，當然，某種程度上來講，此類調查研究也必須首先是實證和工具式的。
他們的研究工作往往也與其他部門、機構或媒體展開深度合作，例如政治和法律論壇、真相委員會、人權機構、著名媒體、國際法院等等。可以說，法醫建築本身就是一個嶄新的、關於衝突現場和人權事件的調查媒體。例如，他們通過視頻分析，重建了巴勒斯坦一位示威者的死亡問題判斷（2013）；通過對印度尼西亞生態毀壞程度的調查，他們向地方和國際機構提供了有關環境犯罪普遍管轄權案件的證據（2015）；他們使用衞星地圖、開源材料和從社交媒體上收集來的圖像，重建了一個軍事總部和被佔領的學校等，確認和說明了美國支持下發生在喀麥隆的監禁酷刑情況（2017）；通過圖像分析和重建物證，他們對敘利亞杜馬地區的氯氣化學武器襲擊事件進行了來源分析（2018）……這些具體項目也往往會生產出一份特別詳細的調查分析報告供查閲。我們會看到法醫建築小組，持續不斷地與公共政治領域裏的機構和媒體進行深度合作，持續地在衝突地帶對暴力發生的過程和邏輯，進行實證主義的可測探性工作，進而完成一種數據和證據上的主體設定，讓觀眾來獲取認知判斷的結果。
對真實事件進行具體提問和深究
2018年4月，法醫建築被提名透納獎（Turner Prize），他們的工作早已在世界各地的美術館和公共空間進行了展覽與介紹。他們在提名之後的新聞通稿裏寫到倫敦當代藝術中心（ICA）總監斯塔芬·卡爾瑪（Stefan Kalmár）說過的一番話：「作為一個集體，法醫建築的實踐，將新聞、建築、動畫、紀錄片製作和人權活動等方面，結合成為一種全新的形式。法醫建築研究當代問題和意識形態。他們的方法從根本上擴展了當代藝術領域。」
說到當代藝術領域，法醫建築小組估計也沒什麼好感。小組創辦人魏茲曼說「極度厭惡」藝術和文化生產中的比賽概念。他只是希望法醫建築的提名，能夠激勵相信該組織使命的人們——為國際檢察官、人權組織以及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環境正義團體提供視覺證據。但是不可否認，他們的這種走向極致調查美學的方式，挑戰着一種生產證據的過程形式，也「挑戰着當代藝術實踐和媒體技術如何適應這種後真實的現實」。他們的調查美學方式與產生揣測的傳統媒介徹底決裂。
法醫建築在一種數據真實與現場真相之間，在政治批判和定向調查之中，以及複雜的社會背景下進行着理性取證實踐。更有意思的是，在諸多項目的生產過程中，法醫建築幾乎成了一門新的學科，就是利用當下技術進步的潛力，來提供關於區域暴力衝突、侵犯人權行為或環境危害等的新型證據學。
法醫建築的工作是在政治、法律和人權案件的背景下展開的。在中國大陸，近幾年涉及到具體政治事件與社會行動，能和他們相提並論的實踐項目屈指可數。這不光是因為這個現場自由語境的缺失、公共政治實踐通道四處受限，也與當今中國複雜混亂、缺乏邏輯與理性的社會形態相關。而浸淫其中的大多數藝術工作者，是依靠畫廊和博覽會這種被規訓的機制來生活，幾乎都回避了對現實問題、政治問題和具體事件的參與及行動。
對於一個不透明的社會來說，其實行動的問題沒有那麼複雜，當代藝術也沒有那麼重要。如果涉及到具體權利侵害裏的判斷，更不需要那麼多裝神弄鬼的藝術情緒來充當麻醉劑。例如上文提到的北京清退地圖的參與者，只是各行各業的人，在一個緊急語境下，自發而臨時聯合起來完成的行動。又例如北京發生驅逐事件以前，二樓出版機構發起的「5+1=6」項目，直接對北京五環、六環間40個村子進行了各種方式的調查活動（2014）；導演王我在北京獨立影像展被政府查封之時，利用藝術家、獨立電影人、活動組織者和參與者提供的影像素材完成紀錄片《沒有電影的電影節》（2015）；許志強（編注：廣州大學建築與城規學院教師）和朋友們在城中村持續進行的自建房（編注：指城中村村民自己蓋的房子）調查項目（2016）、廣州西三電影製片廠和西三村民，共同在深圳白石洲一天考察拍攝的《村民記者》項目（2017）；劉偉偉通過對夏霖案（編注：夏霖，內地知名維權律師，代理過鄧玉嬌、譚作人、艾未未等一批維權案件，2014年被抓，2016年被控「詐騙罪」成立，判處12年監禁）的調查，聯合辯護律師、旁聽人員和多位藝術家等，利用法庭速寫的方式，完成了當時審判現場的圖像重建工作（2018）……在充斥着無權利、不透明、反事實和虛假新聞的時代，其實不管是集體的臨時聯合，還是個體的左右突圍，只要願意對真實事件進行具體提問和深究，在這個重壓地區，或許還能做點事情。
作者劉偉偉是藝術家、策展人，關於他的故事請點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