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馮夢哲:與《財新》商榷——繞開性/別談防治愛滋,是否選擇性盲視?

新聞報導者即便是懷著良善的初衷,有時也並不必然會生產出一篇對議題有正面影響的報導。


2019年1月,中國男同志社交媒體Blued近日因陷入愛滋爭議,在官方微博宣布暫停註冊一週,並審查、整治冒充成年人的未成年用戶及內容。 攝:Imagine China
2019年1月,中國男同志社交媒體Blued近日因陷入愛滋爭議,在官方微博宣布暫停註冊一週,並審查、整治冒充成年人的未成年用戶及內容。 攝:Imagine China

1月5日,內地媒體《財新週刊》發表封面報導《變色的「淡藍」》。報導全文15000多字,從學者張北川的調研訪談開始,直指「男同社交軟件Blued成為未成年人感染愛滋病的新渠道」,並質問Blued「保護未成年人的舉措卻形同虛設,為什麼?」。報導發出後,Blued即主動關閉註冊一周,以示「負責」。

「男同」「未成年人」「愛滋病」這三個關鍵詞,隨意一個都足以挑動大眾的神經。面對如此重要而敏感的議題,全面和謹慎的討論尤其必要。毫無疑問,我們都希望愛滋病病毒新增感染個案減少(不論年齡和性傾向),亦希望保護未成年人免受傷害。這應該也是報導的初衷。

然而,像不少評論都提到的那樣,呈現問題時如果只聚焦於某個特定社交平台,是本末倒置。如果更深層的問題得不到釐清,報導提到的未成年人身份識別和「知情交友」等建議,亦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筆者想進一步指出,報導背後似乎包含兩個邏輯:一,使用Blued是案例感染HIV的主要原因,讓未成年人無法使用,就能減少感染;二,未成年人的性是不能說不能碰的禁區;避免他們接觸到可能導致不安全性行為的渠道(即案例裡的Blued)是有效的保護方式。在筆者看來,這兩點都值得商榷。

從未成年到成年,對性的認識不是一天完成的

據報導,作為國內最早的基於地理位置來設計的男同社交軟件,Blued目前的註冊用戶數超過4000萬。撇除三成海外用戶,其宣稱的國內用戶數已接近中國的男同性戀人數估算(不排除一人多賬號重複註冊的情況)。加上不斷開發的直播間、閃照等功能,Blued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社群的社交需要,成為國內目前滲透率最高的男同社交軟件。

一個基本事實是:任何人使用社交軟件、和軟件上認識的人發生性行為,都不必然會導致感染HIV。在性傳播的個案中,感染HIV的直接原因是與感染者發生無保護措施的性行為。而如果沒有安全性行為的意識和知識,即便禁入這款社交軟件,未成年人轉以其他更隱蔽的渠道交友,照樣會在很大程度上面臨感染HIV的風險。可預想的是,風險甚至更高。

報導認為以「保護」之名將未成年人置於「乾淨的無性的」環境就能一勞永逸,背後隱含的觀念更是漠視了未成年人的性發展和權利。

成年和未成年,在法律上只是一天的區別,在生理上卻是一個過程。如果我們期望一個未成年人,在18歲生日的一夜之後會自動成長為一個自主的「成人」,就能(為自己和他人)作出理性的健康的決策,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從生理上看,幾歲的兒童已會對性產生好奇;隨著青春期發育、第二性徵出現等,未成年人關於性的意識和需要也在發展。顯然,這個人類生長的自然過程不會因為被「保護」起來就停止或是放緩。相反,這些自然的身心需求卻會因被「保護」而找不到途徑表達,得不到理解和滿足,甚至被邊緣化、污名化。在這種情境下,未成年人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探索性和尋找同類,包括使用社交軟件。

另一方面,從法律上看,中國現行刑法規定,男女間性行為的同意年齡是十四周歲(刑法沒有為同性間的合意性行為作出年齡界定)。儘管在討論性行為的適當年齡時可以存在很多爭議,但必須承認,年滿十四歲的未成年人其實已有發生自願性行為的法定自由和權利。

在這裡,筆者無意深入探討未成年的性自主權。筆者想強調的是,對性的認識是一個過程。只有從兒童階段開始得到尊重和重視,他們才能成長為一個有能力處理性問題的成年人。

禁慾式的性教育觀念和防治觀念,令更多未成年人於「不懂」「不知道危險」的情況下感染HIV。

禁慾式的性教育觀念和防治觀念,令更多未成年人於「不懂」「不知道危險」的情況下感染HIV。攝:Philippe Lopez/AFP/Getty Images

性教育從根本上影響愛滋病防治

研究表明,單純的『禁慾』教育是無效的,並且對年輕人的性與生殖健康和權利帶來潛在傷害。」《綱要》亦清楚表明,「在從童年步入成年的過程中,缺乏高質量且適合年齡及發展階段的性和人際關係教育,可能會導致兒童和年輕人更容易遭受性傷害和性剝削,也限制了他們在自己的性實踐和人際關係中的主動性。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2009年)

聯合國的《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強調了性和人際關係教育對青少年的重要性,同時聯合國也對各國政府提出了提議,例如政府應「全力滿足年輕人在性與生殖健康服務、信息和教育上的需求,充分尊重他們的隱私和保密性,消除歧視,並向他們提供基於實證的關於人類的性、性與生殖健康、人權和社會性別平等的全面教育,使他們有能力用積極而負責的態度處理自己的性問題」。 但在中國,官方至今未將性相關的教育列入課程大綱。

所謂全面的性和人際關係教育,除了生理知識、避孕知識、性傳播疾病知識外,同樣重要的是:對多元性別和性傾向的認識、對身體界線和性侵的認識,以及伴侶間平等、尊重、溝通的價值觀等。

單是性知識方面,中國青少年的需要就未被滿足。 《財新週刊》2018年12月的封面報導《愛滋病日特別策劃:中國性教育缺位防治形勢依然嚴峻》引用的一項中美大學生對比研究指出,中國大學生獲得預防愛滋病知識的途徑主要集中在大眾媒體、網絡等大眾傳播途徑,而美國大學生更多是來源於學校、父母。上海社會科學院於2018年7月發布的《北上廣大城市青少年性健康最新調查報告》也發現:15至24歲的青少年獲取性知識的最主要來源是朋友和同學,佔總體比例的四分之一(26.1%);從網絡(包括社交軟件)獲取性知識的比例是12.1%;通過學校課程獲取性知識的只有9.5%。

對性教育的認識片面保守,還會導致恐嚇式(例如,為避免青少年發生性行為而使用墮胎為案例、宣傳愛滋病是恐怖疾病等)和以異性戀霸權出發(例如,說到安全套的使用只強調避孕功能、將同性間的性行為模式異常化等)的教育方式。在全面的性和人際關係教育的其他方面,例如對多元性向、性侵的認識等,在中國的課堂裡更可謂是一片空白。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於近年出版的《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涉及同性戀、性別平等、性侵等內容,在網上引起熱議。得到學界正面評價的同時,該讀本後來被不少社會輿論與學生家長批評為「尺度太大」,一些學校迫於壓力收回讀本。

「談性色變」的社會環境和保守的性教育、性小眾未成年人對安全性行為的意識不高、社會對性小眾和HIV感染者的誤解歧視,很難說誰是雞,誰是蛋。這個惡性循環中的每一環,都實際影響著未成年人的福祉(well-being)和愛滋病防治的效果。

要求身分認證及知情交友,為何有難度?

Blued並非沒有問題和改善空間,在處理未成年人賬戶和收到舉報信息時反應更加迅速、借鑒國外軟件定期發出檢測提醒、提示附近檢測中心的地點等等,這些都是可行的、應該逐步完善的。但把責任全部聚焦在一個社交平台上,恐怕是避重就輕。

《財新》的報導建議,社交軟件應對未成年人採取基於身份識別的保護措施,以及參考國外軟件的「知情交友」功能,讓感染者公開其HIV狀況。這些建議看似合理,但迴避了或沒有考慮到現實中可能出現的種種複雜的情境。實際上,沒有對性小眾和HIV感染者友善的環境,這些建議都只是緣木求魚。

目前幾個主要的同志社交軟件如Grindr、Hornet、Jack'D和Blued等,都會提示18歲以上才能註冊使用,但出於Blued在報導中也提到的用戶隱私限制的原因,這些軟件都沒有再進一步的身份核查機制。再者,即便身份核查在《財新》看來可行,並舉出了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遊戲而進行身份認證的多個官方措施為例子,但當問題關乎性傾向時,報導似乎忘記了性小眾群體面臨的社會環境——要求身分識別即是讓性小眾面臨公開「出櫃」的風險,這在中國的現實中真的可能嗎?

早在2001年,《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CCMD3)已將「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單中除名,實現同性戀非病理化。然而至今,「同性戀矯正治療」在中國仍有很大的灰色市場,反映出同性戀仍然被很多人認為是一種病態。官方近年的性別主義回潮、對平權訴求的警惕,也使其在反性傾向歧視上開起了「倒車」:

2017年6月,中國廣電總局主管的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發布的《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審核通則》稱同性戀內容是與亂倫、性暴力等並排的「非正常的性關係、性行為」。近期,新華社與《人民日報》又發表文章批判「娘炮」為病態。與此同時,同志群體的言論空間還被不斷收緊,倡導性別平等的公民團體和組織屢被壓制。就在幾天前的1月8日,高校先驅組織「廣州高校彩虹小組」和主要項目為防治性騷擾及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廣州性別中心」被廣州市民政局列入涉嫌「非法社會組織名單」⋯⋯這些做法都令性小眾的處境更加惡化。

社會對性小眾仍存在歧視,性小眾青少年在家長和學校處得不到理解和支援,官方話語日趨保守,性小眾社群組織運作空間受限制......都令性小眾對「出櫃」充滿隱憂。在這個環境下希望同志人群(特別是青少年)在使用同志社交軟件時實名驗證,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不能真正隔絕未成年人使用之餘,更會將同志「逼」到陰暗的角落,使他們更難以獲得性健康和愛滋病防治方面的支援。

社會歧視讓男同志之間難以建立固定伴侶關係,亦阻礙他們獲得性健康和愛滋病防治方面的支援。圖為北京的同志酒吧,一名男子的肖像被反映在玻璃窗上。

社會歧視讓男同志之間難以建立固定伴侶關係,亦阻礙他們獲得性健康和愛滋病防治方面的支援。圖為北京的同志酒吧,一名男子的肖像被反映在玻璃窗上。攝:China Photos/Getty Images

再來談「知情交友」功能。

2011年推出的Hornet,是第一個用戶可選擇顯示自己HIV狀態的同志社交軟件;Grindr跟隨其後,於2016年推出類似功能,但這些都不是必要的選項。這個功能在國外軟件上得以實行的基礎,是用戶因公開感染狀況而被孤立、受歧視、騷擾的風險相對較低。

然而,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褚宸舸撰寫的《中國愛滋病患者權利的法律歧視問題研究》表明,中國對HIV感染者存在制度性歧視。我在早前的《死亡陰影、懲罰隱喻和道德審判——從基因編輯嬰兒看愛滋污名》一文中亦提到,在中國,社會對愛滋病還存在很多誤解。HIV感染者在就醫、就業和社會觀念上都面臨多重歧視。

聯合國愛滋病聯合規劃署(UNAIDS)指出,污名和歧視是愛滋病防治工作的首要障礙。污名和歧視使人們害怕尋求愛滋病相關的資訊、服務和支援,也使得感染者不願向家庭成員和性伴侶披露身份,並破壞他們獲得和堅持治療的能力和意願。

一方面,若感染者明知透露身份會被歧視,那麼「知情交友」功能只會形同虛設;另一方面,如感染者身上的污名沒有被去除,不能被其他用戶一視同仁,「知情交友」功能也只會繼續被用來隔離感染者,進一步加深污名,無助於愛滋病防治工作。

同時,用戶隱私亦是一個顧慮。今年4月,Grindr就被揭露向第三方分享用戶資料,包括用戶的HIV感染狀況。

性小眾議題的報導處理

最後,請允許我引申一點感想。回想十年前,我在內地高校就讀新聞系的時候,新聞系本身沒有性/別相關課程,課堂也不會觸及性小眾議題的新聞倫理。

近年,其實不少國家的記者聯盟和媒體監察組織都對如何報導性小眾議題特別作出了指引,提出在報導HIV、AIDS和LGBTQ社群的關聯時,要準確、平衡、尊重差異;要保持敏感度、避免刻板印象(stereotypes)、提供全面的報導(give all sides of the picture)等等。

直接出於偏見和歧視的報導毋庸置疑應該受到批評,但這些對用語、採訪規範、Dos and Dont’s都做了具體規定的指引,恰恰說明了,新聞報導者即便是懷著良善的初衷,有時也並不必然會生產出一篇對議題有正面影響的報導。看到相關群體的需要、呈現問題背後的根源,才能不致讓某些在社會上已處於弱勢地位的群體陷入更多刻板和偏見。

(馮夢哲,愛滋病相關機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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