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Up 特約企劃

菲傭選美的意義:看似平常的道理,人類學家如何來說?

說菲傭和我們是一樣的人,不是要抹殺文化的差異、社會的階級,也不只是抽象的生而平等,而是著眼於生活的共通之處。


星期日的香港中環。 攝:陳如珍
星期日的香港中環。 攝:陳如珍

陳如珍是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的老師,台灣人,在香港工作生活十年了。在自我介紹裡她愛加上一個括號,說自己和她的研究對象一樣,「也是一種移工」。一天下午坐在如珍的辦公室,她說,「我在幫活動拍照或者和朋友聊天的時候,別人常常會說,『人類學家捕捉的細節好特別喔!』、『這是人類學家才會提的問題嗎?』」

人類學家看到的世界,會比較不一樣嗎?我決定和如珍一起去看看,她眼中星期日的中環。

看不/得見的「有求必應屋」

於是星期日早上七點半,我們已經並肩坐在怡和大廈外咖啡店前的台階上。如珍和我說,「你看啊,現在還很早,可已經開始有人出現了。」帶著一個小型行李箱、幾個收納袋,坐在花壇邊上照鏡子的,是化妝師。「可以看出來她比較小牌一點,如果是大牌化妝師的話,客人應該一早就來了,不敢讓她等。你看,陸陸續續有人過去了。」

看著她們上起髮捲,我問,「為什麼會在這裡化妝?」「因為有位子可以坐,」如珍說。「而且花壇剛好在人行天橋下,遮雨功能很好,再把紙皮箱綁在欄杆上圍起來,又可以擋風。這很重要。」陰天的初秋早晨很是清涼,海風吹得我們裹緊了外套。

「然後這裡還有個好處是,它有台階、地上有劃線,很適合走臺步,可以練習穿高跟鞋上下樓梯,」如珍越說越有點得意,「我一直好想要做一個旅行地圖,裡面有不同人眼中的香港,然後中間給它夾一頁,是菲傭的香港,介紹像這樣的廣場。天氣好的時候,大廈和天橋切出光線的明暗變化,對攝影師來說很有發揮的空間。那個有綠植的牆壁讓照片看起來很美,所以很多定妝照都是以它為背景拍的。」「真的嗎?就在那裡而已嗎?」「對啊!」

平平無奇的一片空地,對參加選美的菲傭來說,是應有盡有的排練場、化妝室。
平平無奇的一片空地,對參加選美的菲傭來說,是應有盡有的排練場、化妝室。攝:陳如珍

就是這樣一個毫不起眼的小廣場,每天很多人經過但完全不會留意的地方,其實是五臟俱全的外傭選美化妝室和排練場,神奇得簡直像是哈利波特的「有求必應屋」。而這位人類學家,之所以能把巧妙細細看在眼裡,是因為過去六年裡的許多個星期日,她都在這裡,研究香港的菲律賓籍家庭傭工在假日的選美活動。

菲傭選美,作為一種社群經濟生活

站在連接太子大廈與文華東方酒店的行人天橋向下眺望,如珍告訴我,保守估計,每個星期天,香港的菲律賓社群都有不只一場選美活動在社區活動中心、商場、餐廳或是遮打道舉行,而且幾乎都是免費開放予觀眾參與的。

戴著髮捲的菲傭在同樣是菲傭的朋友指導下練習走台步。
戴著髮捲的菲傭在同樣是菲傭的朋友指導下練習走台步。攝:陳如珍

選美並非勞工研究的傳統話題,在港人的生活之中也似乎屬於某個平行世界,少有人留意。2012年底,陳如珍接觸香港的菲傭已經一段時間,碰巧其中一位在2013年春天要辦一場選美,問她到時可不可以去做評判。「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一開始我是不太能接受的,還有點嫌棄……結果我就迷上了。」

近年來逐漸出現的相關媒體報導,多聚焦於鎂光燈下的菲傭「灰姑娘」如何展示個人的自信與美麗;多年的人類學田野考察、對選美活動的細緻觀察與深度參與,卻讓陳如珍認識到,選美之所以令菲傭們全情投入、樂此不疲,更因為它是菲傭建立實體社群、組織經濟生活的有效方式。

「有一些菲傭可能在香港工作很短時間就走了,但大部分人都會來一定的年限,甚至二三十年。那麼,她們就要在香港找到得以安身立命的生活。」而生活,很大程度是上由社交圈子構成的。離鄉別井來到香港,即使有親戚朋友,也都分散在不同雇主家。到了星期日這一天,菲傭終於可以好好來建立一下人際關係。「你要選美的話,不止是正式舉行的那一個下午,至少要三個月的時間,來練習、準備,這是一個很好的建立社群的方式,和去教堂、打球、燒烤、參與工運,或坐在地上和朋友們聊天,是一樣的。」

幾乎每個星期日,都有菲傭社群的活動在中環主幹道之一遮打道舉行。陳如珍原本覺得菲傭在香港是被忽視、隔離的一群,後來卻在選美研究中發現,從底層市民到商人,許多人和菲傭有著各種各樣的聯繫。
幾乎每個星期日,都有菲傭社群的活動在中環主幹道之一遮打道舉行。陳如珍原本覺得菲傭在香港是被忽視、隔離的一群,後來卻在選美研究中發現,從底層市民到商人,許多人和菲傭有著各種各樣的聯繫。攝:陳如珍

如果說選美是頗為冷門的話題,「選美作為一種經濟生活」就更加是意想不到的切入角度了,陳如珍對「金流」的強調讓人好奇。「你要忍受我一下,我最近超迷經濟人類學的! 」她一邊說教經濟人類學的課如何令她又愛又怕,一邊對外傭社群的經濟生活條分縷析。「要維持金錢的流通,是菲傭社群裡的常態,只是大家不知道、沒留意,因為大家覺得她們沒錢。」簡單的算術,四千五百塊港幣(外傭最低工資)乘以十九萬人(在港菲傭人數),已是每月八億港幣的金流量,「錢不可能都寄回菲律賓。」

參加選美要根據賽事的規模和性質不同繳交註冊費,平均大約是一千五百港幣。看到我有點驚訝,如珍解釋說,這個錢通常不是一個人出的。「有點像眾籌。有時,想要參加的菲傭會找朋友支持自己。有時,主辦方是一個協會,辦活動需要有人參加、就要大家幫忙。大家肯定想要推選一個最有可能贏的人,但她不見得願意。那大家就會說,我們出錢你出力啊!」

「那主辦方是怎麼回事呢?這裡面實在太厲害,說到這個我又好激動!」如珍說,有些主辦者會在菲律賓找設計師、買材料、訂造晚禮服--所謂「設計師」,可能只是當地會做裁縫的師傅,卻能以低廉的成本,製作出華麗精緻的晚禮服來。「這等於是一種投資,用於吸引大家來參加選美。之後呢,因為這些禮服展示出來了,就會有人來向你租借--還有很多別的活動呀!選美本來有一點支出,服裝出租幾次可能就回本了。再之後,主辦方會把衣服送回菲律賓的禮服出租店--菲律賓有很多選美、畢業舞會、婚禮、拍攝活動……反正就是一個很需要禮服的社會。所以,經營得好的話,這是一個最終會賺錢而且物盡其用的生意……是不是好有生意頭腦!」

在選美的經濟體系裡,有參賽者、主辦方、主持人、嘉賓和觀眾,有化妝師、攝影師、做音響的人、佈置舞台場地的人、製作皇冠彩帶的人、賣便當飲料的人……每一個環節都是資源的交換與流通,每個人都在其中得到一點錢、花了一點錢,同時交到一些朋友;我今天從你這裡收到的錢,下禮拜又可能會用在你的身上,維持微妙的互惠平衡。有的參賽者發現自己有舞台表演的潛力,會再參加幾次;有的參賽者第一次就拿了大獎,轉而加入組織者。就是這樣,選美圈子裡的大家逐漸成為一個社群。「這裡面有金錢、汗水、淚水、時間,還有很多的情緒,缺少了任何一個要素,都不會是一個community。」

上台前的化妝造型。
上台前的化妝造型。攝:陳如珍

聽著如珍超有熱情地說著她的研究發現,我開始想,大家除了覺得菲傭沒有錢,或許也是覺得她們不應該花錢?畢竟對於選美,也不時出現以「浪費錢」和「愛慕虛榮」為理由的批評聲音。都見過菲傭在找換店匯款回家鄉大排長龍,知道她們是好女兒、好媽媽甚或國家英雄(雌?)--常常面目模糊、最好安分守己--卻少有人關心此時此地、屬於她們自己的生活。

「出國、打工、賺錢,是為了家人還是為了自己?我覺得很大一部分也是為了自己,只是那一部分比較不被注意。很少人會去研究說她用什麼洗髮精、在哪裡買衣服、背什麼包包、戴什麼眼鏡。坐在這裡的菲傭,她們看起來也都很時髦啊,可是她們的衣服一定不會是在我們剛經過的那些奢侈品店買的。那是在哪裡買的呢?為什麼我們都沒有買到那麼便宜又好看的東西?」如珍大笑,又環顧四周觀察起來:在歷山大廈的高級版連鎖咖啡廳,在座的顧客基本都是菲傭。「我常常在想,是她們因為要來這裡所以特意打扮,還是因為在這裡,我才覺得她們看起來有特別打扮過?就感覺她們和這個環境都融入得很好……每次都好想知道這個問題喔。」 回過神來,如珍接著解釋,「就是因為有香港人、菲律賓人、中國人想要做她們的生意,有環球大廈這樣的地方,有選美這樣的活動,有人想要賣咖啡,有人想要賣衣服……就是因為有這些東西available,菲傭在香港才有一套自己的生活。如果這些都沒有,那就真的只有在家裡帶小孩跟洗廁所,然後別人一直告訴你,你就是一個家傭,就只是這樣。」人類學家關心的貨轉金流、經濟活動,關乎吃穿用度的質感、生活日常的意涵。

「大家都盡量不讓她們上廁所」

邊聊邊喝了一肚子飲料,我問如珍,「這邊的洗手間在哪?」「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如珍說,「上廁所也是大學問。」「為什麼?」我有點不明所以。「因為大家都盡量不讓她們上廁所。如果洗手間可以用的話,菲傭就都去洗手間化妝啦!現在中環這邊的大廈、商場裡的洗手間,幾乎都鎖了起來,要向商家拿鑰匙才可以用。像這裡,原本是有一個很清楚的指示牌掛在外面商場,後來拿掉了,變成『商戶專用』,但洗手間還是同一個,」如珍告訴我。

於是我去咖啡店櫃檯拿了洗手間鑰匙--一張巨大的「綠卡」--推開咖啡店深處一道隱蔽的門,進到走廊,才發現排隊的人龍。除我以外,在等候的看起來都是菲傭,靠牆邊分開排成兩行,給來往的行人留出通道。她們看來都很熟絡,手上沒有綠卡,而是拿著手機、自拍桿和耳機,邊等邊說笑、拍照、聽歌、視頻聊天,氣氛輕鬆熱鬧,沒有一點不耐煩的樣子。

快輪到我的時候,我猶豫一下刷了卡,然後才意識到因為一直有人進出,門其實沒有關上。

誰知這綠卡原來可能是另一種用法:「拿著卡就不用排隊啊!」洗手的時候,旁邊站著的清潔工阿姨突然教訓起我來,一種典型的不客氣的港式關照,「排隊的話,要這個卡來做什麼?你有卡,有人出來,你直接進去就得啦!」我訥訥,尷尬地笑著不知怎樣回答。

「這是一種善意、是對你的照顧。但你看,對你的善意,也是對菲傭的惡意、也是在表達對她們的不滿,」如珍聽我說完,分析起來。公共空間理應滿足人們的基本需要,然而大廈管理方亦可說這是私人物業、是做生意的地方;孰是孰非,端看採用哪種邏輯去思考。

「可以肯定的是,這麼多人來用洗手間,給清潔工帶來很大工作負擔。她也很無奈啊。」資源分配與公共設施使用的問題,在人類學家眼中,折射出不同社群的地位與權力差異,如何交錯成兩難的困境。

「這個田野點有一點很好:周圍的天橋讓你還沒到就可以一目瞭然地先瀏覽一下今天的情況,每一個角落在發生什麼事情都可以站在上面看到。你看,現在人多起來了。」
「這個田野點有一點很好:周圍的天橋讓你還沒到就可以一目瞭然地先瀏覽一下今天的情況,每一個角落在發生什麼事情都可以站在上面看到。你看,現在人多起來了。」攝:黃修瑋

不可能的完美雇主

終於在國際金融中心找到一間人不太多的上海菜館食個late lunch,但還是要等候一下才能入座--今天是星期日,家中工人姐姐放假,出外就餐的人潮自然更盛。六點多起床的我已經忍不住覺得好累、想著回去怎樣大睡一場,望向對面這位老師、妻子、媽媽、人類學家,想到禮拜天對她來說都是專屬田野的工作日,我忍不住問,「你都不會累嗎?」「會啊!」

所以,如珍還有一個身份是菲傭的雇主,但原來這也是壓力來源之一。「現在已經有比較好,以前我會一直想要做最好的雇主。後來我發現,這也是一種強迫--強迫我的傭人讓我做一個完美雇主--而且基本是不可能的。」

有一件事讓陳如珍印象深刻:一位菲傭和雇主關係非常好,Facebook上都是和雇主的合照,雇主還常常送她各種禮物。有一天,這位菲傭說,她辭職了。「我就超震驚地問她為什麼,你的雇主不是對你很好嗎?她說,yes we are very good but you know, my ma'am is always right.」

「對我來說是一個震撼,」如珍看著我說,「因為我也會覺得,I am always right.也不是說,我就覺得自己都是對的,只是例如說,很忙的時候,衣服摺好我請她放在衣櫃下層,如果她跟我說,放下層沒有道理,應該放上層,這樣那樣……我就會覺得,好囉嗦喔!可不可以聽我的就好了?都已經沒有時間再說了!」「而且這是你家呀,這就是你的喜好習慣呀,」我表示理解。

「對,這就是矛盾所在,」如珍又分析起來,「一般的僱傭關係不是這樣--在專業的工作領域,大家對於事情要怎樣做的想法分歧,是可以而且應該好好討論的。」但家傭,說到底還是女主人的分身,是你有一些東西做不完才要交給她來執行,自然不希望你的分身竟然有她的自主意識。

無論是雇主還是人類學家,都面臨著「我們」與「他者」的關係問題。
無論是雇主還是人類學家,都面臨著「我們」與「他者」的關係問題。攝:黃修瑋

當要把工作生活顧好已經快喘不過氣來的時候、當勞務關係和私人生活無可救藥地交織混合在一起的時候,「我不是不想尊重她的專業意見,花十五分鐘跟她討論一下衣服要怎麼摺,但,這很難啊!我也已經很累……」

家傭雇主的困境是否更加糾結難言?「我覺得現在的社會還沒有空間把這個問題拿出來討論。我一直想要從雇主的角度也寫一寫,好好說清楚問題所在。即使沒有辦法做到完美,也能夠比較瞭解、釋懷。」

她們跟我們,沒有誰比較悲情

關於外籍勞工的研究,大多著眼於移工受到的結構性壓迫、剝削與限制,呈現悲情的形象。選美似乎格格不入。「像我去開學術會議講菲傭,每一場之後都會有人來跟我說,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This is such a different view. I thought you are going to talk about什麼什麼,就被剝削那些,好像選美就是很美好、很樂觀的事情,」如珍有點苦惱地和我說,「但我常常覺得有點被誤會,其實我不是要說菲傭都很開心、沒有被壓迫,只是想說她們在努力過生活,可是這聽起來好像又更浪漫化了……」

「並不是說有在參加選美就不悲情,而是我認為,她們跟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沒有她們比較悲情、還是我們比較悲情,」如珍努力解釋,「就像學系同事裡面,也有的比較有錢、有的比較沒錢,有的比較會過日子、有的比較不會,沒有一個絕對的狀況。」

當然,大學老師和外籍勞工的地位與資源有很大差距,實在沒辦法的時候,老師可以走進文華東方酒店借用洗手間,菲傭恐怕不行。「可是生活裡面的種種掙扎就很像啊!也沒有誰就比較厲害、誰就比較慘。我們都明白這個階級的差異,但菲傭們也並沒有真的自視低人一等。」

這一點,她舉了一個出人意料的例子來說明。「譬如說,菲律賓人都覺得我長得很醜。我接觸到的大多是選美參賽者或者化妝師嘛,她們覺得香港的華人基本上都不懂打扮,常常會說,of course Filipinos are more beautiful!」

「這樣你可以聽得出來,我說的『我們都一樣』是什麼意思嗎?」如珍再問我。「所以你研究選美,」我邊想邊答,「是把菲傭看作一個正常的群體、有它的日常運作,從選美的經濟學--經濟的意思不只是錢或做生意,而是人力、物力、資源、信息以及許許多多其他東西的流通--看她們怎麼建立人際關係、構造社會生活?不是要抹殺文化的差異、社會的階級,也不只是抽象的人人生而平等,而是著眼於生活的共通之處。」

「哇,」如珍一副「終於有人明白我了」的表情說,「你頭腦好清楚喲! 」

或許也沒有誰頭腦比較清楚或不清楚,只是出發點不同,看到的東西也不一樣。如珍接著說,「無論是同情菲傭還是批評菲傭的人,都會覺得她們如果來這裡吃一個拉麵就是不對的。至少覺得會有點奇怪,『什麼?工人姐姐也來吃上海拉麵?』」下意識地還是覺得,她們和我們,不(應該)一樣。「我明白很多有這個想法的人並沒有惡意,只是原本想著說我要怎麼幫助菲傭,結果發現,咦原來她們都在玩、還玩得那麼開心(『什麼?工人姐姐也去選美?』),那我是要幫她什麼?」

聽如珍和人談話,平和淡定卻又一直在說,「也不是啊」、「可能不是這樣耶」、「這要case by case來看」。人類學家總是想要鬆動刻板的想像框架,陳如珍的研究歷程,也像是一直在推翻原有假定。

外傭往往是既定劇本裡的特定角色,「被剝削的底層勞工」是其核心定義,用以反映社會的黑暗、制度的不公。「沒有做這個研究之前,我可能也是這樣,把外勞這個身份當作她們的一切,」如珍頓一頓,「而我現在想說的,也只是一個好平常的想法:菲傭在這裡工作,當然就要照顧自己、要消費、要有自己的生活。這麼多人之中,有的比較會花錢、有的更加愛美愛玩、有的更有抗爭精神,有的人不。」

「假如現在有一個爭取移工權益的遊行,我的菲傭朋友可能會說,啊什麼?我不要去啦,it's good it's good, 可是我要去化妝沒有空耶,不好意思。我會覺得說,如果他們更認真一點為自己爭取權益,那很好。但是我也明白,每個人的際遇和性情不同,生活中可能有其他更想要做的事情。」
「假如現在有一個爭取移工權益的遊行,我的菲傭朋友可能會說,啊什麼?我不要去啦,it's good it's good, 可是我要去化妝沒有空耶,不好意思。我會覺得說,如果他們更認真一點為自己爭取權益,那很好。但是我也明白,每個人的際遇和性情不同,生活中可能有其他更想要做的事情。」攝:黃修瑋

這還用得著說嗎?「但這個社會確實不這樣想。」人類學家花很大的力氣、用很長的時間來做田野研究,有時只是為了說出似乎稀鬆平常、卻遠非顯而易見的道理。

學習的意義

在不需要鑰匙但同樣排著長龍的國際金融中心裡的女廁門外,如珍說起最近的教學心得。這學期的「性別與文化」課程,每次由兩到三位同學負責引導討論。「同學討論比老師講課發散,學生有時候會有點不知道在幹嘛,可是如果有學到東西,因為是在討論、思考之中得到的,就會很solid。我想,不用學那麼多吧?學到一點實在的東西,比什麼都知道一點、可都只是被動地接受來得要好。」

後來她發現,有時不當值的同學沒有認真準備,「於是我提醒說,大家課前都要認真看閱讀材料,才能好好參與討論。之後突然冒出來一句,『在這個新自由主義的世界,不管你做什麼事情,都可能被異化、都可以被出售,但如果你好好看書,沒有人拿得走。』」

我聽了就笑,「大家肯定在想,咦老師這是怎麼了,剛剛不是在訓話嗎,怎麼突然雞湯起來了……」「對啊,所以講完這句我就草草下課了。」如珍也笑,「可是我自己覺得是有道理的啦。」

更何況,人類學訓練的是觀察、分析與自我反思的能力,是讓我們在理解他人之中,認識自己。我想起那天下午在如珍的辦公室聽她說,「會想要來唸人類學的,或多或少都是願意被transform的人吧。」

人類學修課式碩士課程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開設的人類學修課式碩士課程,為希望接受人類學系統訓練的人士而設,旨在教導社會及文化人類學的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介紹人類學的不同研究範疇。課程訓練學生以批判、獨立及創造性思維去分析當代社會及政治議題,加深對人類社會及文化多樣性的認識。課程現正接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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