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台灣，慰安婦的歷史再次成為公共輿論的焦點。早先在歷史教育課綱修正過程中，就有人刻意提出「將慰安婦歷史說成自願」的偽新聞；8月14日國際慰安婦日，國民黨在台南立了一個慰安婦紀念銅像（但樣貌和穿著都不符合當時台灣女性），但又發生日本人疑似腳踢慰安婦銅像的風波；接著，9月26日，國民黨前總統馬英九又在公開場合提到「慰安婦和金門『八三一』（1952年至1990年中華民國國防部於福建金門設立的軍妓妓院）不可一概而論」⋯⋯地方選舉在即，慰安婦議題再次成為不同政治立場陣營的對峙工具、與情緒動員的籌碼。
多年來，台灣對慰安婦議題的詮釋，是完全緊扣著政治顏色光譜的。偏藍、偏統的政治立場者，將慰安婦的歷史視為日本政府十惡不赦的明證，堅定地要求日本官方必須對此事表達歉意，某種程度上也貼合著中國官方對此事定下的調性：國仇家恨、民族恥辱。
偏綠、偏獨者在這議題上有兩種態度，其中一種是以人道立場，譴責日軍徵集慰安婦的行為是戰爭暴力，但他們也略顯尷尬，因為太賣力譴責可能讓人覺得自己有「與國民黨和中國站在同一陣線」的嫌疑；另一種，或承繼了家族對日本的情感，或心中仍有對國民黨和中國的憤恨，慰安婦歷史於是成了戰爭下的「必要之惡」，甚至有了「自願說」來為這種暴行開脫。
但不管採取什麼立場，任何一方都難以脫離以「國族對立」去看待慰安婦歷史的視角，不論採取中華國族、台灣國族還是親日國族的立場，最後都走進了異曲同工的困境，而這也讓慰安婦從受害到平反，都落進國族父權幽靈的圈套之中，難以脫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