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同溫層裡，數不清有多少朋友分享著趙思樂的「寫給台灣的感謝信」。雖然知道他們分享的都是同一篇，但卻忍不住一次一次點開來讀，幾重感概交疊。
端傳媒的讀者想必對趙思樂並不陌生，從浙江強拆十字架到中國維權NGO遭迫害的一頁歷史，早在端傳媒成立之初，趙思樂就在中國人權及公民運動領域發表了一系列的重磅報導。
一段時間後，筆下愈發成熟的趙思樂開始聚焦在女性抗爭運動者，從葉海燕、寇延丁，到艾曉明、王荔蕻。接著在2015年，北京當局針對全國上百位維權律師發動「7.09大抓捕」。通過對多位「7.09家屬」的密集採訪，趙思樂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切入，不只完成了一個系列的報導，更替未來撰寫中國當代史留下了一份紮實的材料。
趙思樂給出的另一個關鍵詞是「台灣」。在她筆下，這是在她遭逢危難時，提供庇護的一方仗義、溫暖的土地。但仔細看她的故事，卻發現在關鍵時候幫了她大忙的，更多出於熱心的台灣人，而不太是台灣的制度。
或許有人要反駁：讓趙思樂得以留在台灣的「長期交流」簽證，難道不是台灣政府的制度嗎？當然是。但台灣政府需要做的，是更加針對中國大陸、香港未來可預見的發展形勢，設計一套能有效對應，既實踐普世價值，又累積自身軟實力的政策。
陳義過高嗎？如果對照港英政府1960年代開設香港中文大學的政策思維，就可以看出一點也不 。當時正是共產中國建立初期，以廉價甚至免費的政策吸引香港青年「回歸祖國」 。另一方面，在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同樣以「僑生政策」吸引港澳青年就學。遭到「左右夾攻」的港英政府，決定自己創辦「中文的大學」(這裡的「中文」指以中文授課)，增加香港青年在本地的就學機會。
事實證明，中文大學培育的人才後來成為香港社會的菁英主力，它維繫了香港人對本土的認同，不至於因文化認同而轉向共產中國或者台灣。在東西對抗冷戰的局勢裡，港英政府成功建構了一塊「中間地帶」。
站在文化、學術的角度，中文大學的設立，更是庇護了整整一代不願接受共產黨統治的南下學者。新亞書院的創辦人錢賓四先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另外還有徐復觀、牟宗三、董作賓......等等大師級學人，這紙名單可以列到很長很長，而它有多長，就意味著它對後世的影響有多大。
台灣政府應該從趙思樂的故事和中文大學的歷史裡受到啟發，形成一套整體政策。首先是目前躺在立法院的難民法應該加速通過。訂定難民法，同時將難民處理機制加入兩岸關係條例中，能夠確保已經或可能受到北京政府迫害的學者和異議人士，能夠有或長或短停留在台灣的法源依據。
台灣政府有些顧慮，外界是明白的。例如擔心「假維權人士」大量進入台灣，大開變相移民之門。但這可以藉著設立專家審查機制解決；但對於有些似乎隱而不顯的顧慮，例如擔心通過難民法可能激怒北京政府，外界也只能一聲嘆息，「期待」蔡英文政府願意思考、推動更進步的兩岸政策。
再者，趙思樂用「自由的紙」形容了台灣目前還擁有的出版自由，但出版自由，只是整體傳播政策的一個環節。台灣政府在國際新聞資訊 —— 特別是中國大陸新聞報導的投資少得可憐，也見不到主其事者更多樣、先進的思維。2018年，北京政府合併諸多官媒創立「中國之聲」，儘管對設立的成效有諸多不同見解，但北京政府的企圖心之強大無庸置疑。況且，就算北京不設立「中國之聲」，台灣公共媒體這兩、三年在國際上的快速退縮，也已早將華文媒體在世界上的發聲權拱手讓人。
這十多年來在台灣，大多數主流媒體和政治評論但凡談中國大陸，必定不離「經濟發展」、「一帶一路」；相對的台灣民主發展，總是因「民主亂象」而生出各種自慚。
然而在香港、大陸同事同業交流新聞內容和看法時，卻經常發現，民主化為台灣帶來的改變，經常在細微之處體現。舉近來最熱的話題「中國#metoo」為例，台灣的大學(高校)也曾經爆發幾乎一模一樣的事件，但開放的社會和民主機制能讓將性騷擾事件爆發的能量轉向建立制度，性騷擾不可能不發生，但重要的是整個社會有沒有面對、處理的機制。這是兩岸制度的極大差異，但如果不是中國性騷擾事件近一個月接連爆發，其實不容易覺察台灣民主化在性別平權這個領域上已經走了這麼遠。
不管移民法、談言論出版自由、女權甚或同性婚姻，它表面上看起來是單獨的政策，但最終的指向都是台灣政府應該建構一整套立基於華文文化圈裡的普世價值體系。台灣目前臨的危機，是自身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可能被以統一之名消滅的危機，讓自己在普世價值上走得愈遠，就愈能突出台灣「不該遭毀棄」的珍貴和獨特。這既是台灣於地緣政治上的戰略作為，也是華文知識份子心靈故鄉的建構。
台灣可以，也應該做得更多！這不是為了別人，而正是為了台灣自己。